两个中国熟人见面的时候，无论是骑在马上，坐在车里，或是坐在轿子里，每一个人都要下马下车，向另外一个人问好。每个人都要急于第一个下来，让对方不要下来。上马时，都要坚持让对方先上。他们做这些事情时，都表现得特别热心和真诚。然而这只是烦琐的程序和表演。每个人都知道谁应该先下马，谁应该先上马。如果他顺从了朋友的请求，没抢在长辈和长官前面下马，或者长辈和长官还站在街上，他就上了车，他就要倒霉了。他的朋友不再理他，他就会名誉扫地。
虽然烦琐的礼节规矩不能被忽视和违反，但是有教养的中国人有着人的天性。因为礼节的烦琐，他们就尽力逃避了几乎一切规矩。麻烦的礼节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不幸的中国绅士在街上总是看不见他们的朋友。如果坐在车上或轿子里，帘子总是严严地拉上的。如果骑在马上，他们通常看着别处。我认识一位中国官员，在我们见面时他以最礼貌的方式向我鞠躬。与此同时，没有注意到他的一位东方朋友和同事。那个人他40年来几乎每天都见到。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当他以外国人的方式向我打招呼时，他也受到另一个更加辛苦烦琐的礼仪方式的制约。由此产生了他对我们的区别对待。他宁愿以西方最恭敬的方式向美国使节打招呼，也不愿意用中国的礼节向路遇的老友问候。
几个人同时进门或者出门时，落座时也有一套同样乏味荒谬的规矩要遵守。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它是由他们不同的级别决定的），知道谁应该先进或者先出，谁应该坐在更高的位子上，谁应该先入席先离席。每个人都明白规矩，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许的。但是每个人都向后退让别人先行。友好的争吵要在全体落座前持续几分钟。如果中国遇到紧急的事情，这些虚伪的争夺所造成的损失有可能是相当严重的。就拿去中国总理衙门为例。一次我去那里和大臣们谈话。我去时，两个人在并且接待了我。我们在门口推让了半天，才以合适的顺序进去。在谈判桌旁又推让了半天，才入座。在谈话中，另外五个大臣也一个挨一个地进来。每当一个到来时，已经在座的人就要急急忙忙地出去迎接，推让一番，争着坐最低的位子。这场闹剧花了不少时间。在两小时内，人们的座位换了五次。
中国人的虚情假意是礼节要求的结果。简单坦率的“不”是最不礼貌的。任何拒绝和否定都要缓和到用一个感到抱歉的无能为力语言表达出来。没有人表现出拒绝给予帮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过磨炼的、悲伤的感情。这种悲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想象的情况就会使它变得完全不可能。这种逃避的方式经过数世纪的训练，使得中国人在制造借口方面无人能及。人们为了掩饰不受欢迎的真相，而编造故事，但是确实很少有人被抓住。
同样的，人们也避免谈论让人不愉快的话题。人们委婉地谈论就是不直入话题。中国人很少故意说出不礼貌的或者冒犯的话。如果他不满意，他也不直接说。而是让对方推测出他的不满意，找出原因。而他就在听一些故事，编造这些故事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其实说出事实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人们总是选择更令人愉快的方式。如果一位中国仆人对他的工作或者薪水不满意，他从不抱怨。那样太粗鲁。但是他会立刻在想象中，杀了他的父亲或是让他的兄弟病倒在床上，然后宣布这个悲伤的消息作为离职的理由。如果他的主人是一位外国人，不精通东方人的方式，他就可能信以为真，以仆人讨厌的方式安慰他。这样的话，他就会真的失去一位好仆人。但是如果他熟悉中国人委婉的方式，除了对他的不幸表示遗憾以外，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直到他从另一位仆人那里得知他不满意的真正原因。然后他就根据情况作出处理，但是不会揭穿他虚假的苦恼。因为那样做只能让他的仆人“丢面子”。那样的话，即使提高工资他也不会留下了。
中国人为了掩盖别人不喜欢的事实，掩盖真实的感情和动机，可以做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分等级，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最普通的苦力和高级官员知识分子一样精通恪守礼节规范。如果他们不得不宣布不受欢迎的消息，他们一定用一种完全不把它当回事的语调和方式来说。我知道一个中国人笑着提到他唯一儿子的死，似乎没什么重要。但是实际上，这是降临到他身上的最大的不幸。只有独自一人，或者和好朋友在一起时，他才可以放下尊严和礼仪规范，显露出自己的心和真实的悲痛。
这种压抑和伪装感情的习惯使外界觉得中国人是迟钝的，冷漠的，缺少勇气的。但是事实不是这样。他们极为敏感，自大，充满热情。当激动难以抑制的时候，无论是悲伤或是生气，他们任由感情左右，从我们的观点看，极端失去理智，就像他们平常荒谬没有必要地压抑感情一样。因为他们的标准完全不同于我们，所以这样评价他们是苦难的也是不公平的。他们给自己涂了一层又厚又光滑的漆，下面隐藏的真正性格很少为人所知。半个世界都相信这层漆之下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包含任何人类的美好品质。有一些琐事引发的激情的爆发，只是加强了这种错误的观念。一个中国人受到侮辱以后，他会大笑。过了一会儿，有人不小心冒犯了他，他会立刻无法控制地听任自己的愤怒爆发出来，发泄在那个不小心的人身上。他的愤怒是孩子气的表现，忍辱负重应该是人们普遍具有的品质。这两个形容词应该用在特殊的场合。只有当我们知道他自我克制的法则，已经控制了他许多年的礼仪的规则，只有当我们用那些法则来评价他时，我们才能给他一个正确的评价。
漫画：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特使马戛尔尼
最困扰中国人的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表达意见时为了达到目的的生硬坦率的方式。他们紧紧地谦虚地掩盖住自己的意图，就像我们掩盖自己的身体。我们袒露自己的意图和他们交往时，如果我们对于他们仔细包裹和隐藏的真实意图很困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何目的；他们那一方常常被我们的坦率所误导，而不给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会错误地认为那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明显的意图只是掩盖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意图的外衣。
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中国礼节复杂系统的另一个方面。在1881年1月，为我服务了10年的厨师告诉我，他必须要走。我询问了原因，他说在前一天晚上，他吃了饭出去，没想，就把他和伙夫合住的房间的门锁上了，并且把钥匙带走了。伙夫之前也在外面，大约11点才回到公使馆，就进不去屋了。
伙夫本来可以去另一间屋里和其他的仆人住在一起，但是他拒绝那样做。因为非常生气，他就走到厨师家附近，越来越气，在那条街上来回来去地咆哮，以各种脏话辱骂厨师的妻子和母亲，把所有的邻居都吵醒了。
这样闹了大约一小时，他回到公使馆，和其他仆人挤在一起睡觉了，就像他一开始就应该做的那样。厨师补充道，这个过错太严重，众所周知，他决定控告那个伙夫。两个人都为主人工作时，这样做不太得体，所以他必须请求辞职。
我首先给他指出，只要这位伙夫还在为领事馆的官员服务，就不会有哪家中国法院会理睬厨师的控诉。因此，如果伙夫不被解雇，他辞职是没有意义的。其次，我向他指出，把这件事闹到法庭，只能使五百人听到伙夫骂的脏话，而原本只有五十个人知道。我答应他认真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他所说属实，我会好好处理那个伙夫。我要厨师不要离开他的岗位，也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我会努力处理这件事。经过了一番犹豫，这位厨师答应了。
笔者派人找来了伙夫，向他询问整件事。很奇怪，他完全同意厨师所说的话。伙夫承认他完全错了，并且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耻，并保证接受任何主人认为合适的惩罚。我就强烈地指出了他的错误，明白地对他说，如果他是一位外国人，如果他向另外一个外国人的家庭说出这些话，他可能会丢掉性命。
我把这件事放了两三天，然后叫来了厨师和伙夫，召集了其他所有仆人。我叙述了他们两人都承认的事实经过。
伙夫承认了他的错误，跪在厨师面前，给他磕了三个响头，请求原谅。然后和厨师还有其他仆人一起去厨师家，以同样的方式向被他侮辱的厨师的妻子和母亲道歉。这是中国人的解决方式。因为受辱的一方已经表示满意，笔者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
但是两天之后，厨师又来找他的主人，说道，虽然他和他的家人对道歉表示满意，但是这些侮辱的话被邻居都听见了。邻居们还不知道伙夫的认错和道歉。邻居们还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用他的话来说，“除非他能找到某种方法重刷他自己家的大门”。意思是，以某种方式把伙夫的道歉公之于众。不然的话，邻居们还是拒绝和他往来，也许会把他赶走。
我觉得这么说也有道理，略微沉思，说道：
“我认为你说得是对的。我将扣掉伙夫半个月的工钱，把这钱给你。然后你可以告诉你的邻居，我这样做了。给你钱，我在月末会在他的工钱里扣除。”
我就给了厨师三美元。
但是他拒绝接受，说道：“哦，不。我不能这么做。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邻居们会说我让家人受辱就是为了三美元。”
“那么该怎样解决呢？”
厨师回答到：“把这钱给另外一个仆人，告诉他这是什么钱，他知道该怎么用它。”
笔者这么做了。钱给了一个马夫，他可以用这钱做任何他认为该做的事情，来告诉厨师的邻居们，伙夫已经做出了赔偿。笔者以为这钱会用来请邻居们吃一顿饭。在宴席上，伙夫会作出公开的道歉。
但是三天以后，马夫回来，对主人说：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我花了一美元四十美分买油漆。一美元给了油漆工。工作完成了，还剩下六十美分。这钱怎么处理呢？”
笔者非常惊讶，说道：
“我不明白。你说油漆和油漆工是什么意思？”
马夫解释道，厨师就是要“重新粉刷大门”。这是北京的一种习俗，家人如果被辱，有罪的人应该出钱，重新粉刷大门作为公开的道歉。因此，他粉刷了厨师的大门，邻居们满意了，厨师也挽回了尊严！
我就让马夫把剩下的钱还给了伙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