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伪问题，像“人为什么要吃饭”一样可笑。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剧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在《托巴兹》中这么回答：
“金钱是万能的，有了它什么都可以做，有了它就有了一切。我如果想要一栋现代化的住宅，装一颗看不出的假牙，想在忌斋日吃肉，在报刊上受到赞美，或者想在自己的床上有个女人，我凭祈祷、忠诚或美德能够得到吗？我只要把这只银箱打开一点，问一声‘要多少？’就什么都有了。”
何止是帕尼奥尔，有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对金钱作出个人论述，比如：
马克？吐温说过，“金钱是那种只要你不死，你就得去挣的东西。”
毕加索表达了他对财富的矛盾态度，“我很愿意像一个有许多钱的穷人那样生活。”
伏尔泰声称，“描写金钱要比获得金钱更容易，而那些获得金钱的人对那些只知道如何描写金钱的人开了个大玩笑。”伏尔泰还说，“当涉及金钱的问题时，每个人都信奉相同的宗教。”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些因富而骄的时代，恶行的美德本身必须祈求宽恕。”
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更有趣，“我有三位忠实的朋友：老妻、老狗和现金。”
有一位犹太艺术家是这么说的，我一时忘了他是谁，他说，“口袋里有钱的时候，你是明智的，你是慷慨的，你也会唱得好听。”
只是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实在找不出比马塞尔？帕尼奥尔这段台词对金钱更生动的描述了。像我一样，每个作家都可以说出一堆金钱不过如此的大道理，事实上我们都非常渴慕钱，因为没有权势和地位，假如再没有经济能力的话，你就很难存活。一个小学教师告诉我，“我是公开鼓励学生读书赚钱的，因为在中国，做穷人就是生不如死。”我老家的中学更是打出新校训：“家乡没出路，读书当干部”。居住在城市中心的穷人必需搬迁，因为那里要盖富人才买得起的豪宅；农民的果树要砍光，因为富人要在这里打高尔夫球；农村的耕地要出让，因为富人要投资设厂。有的大城市的公安局甚至贴出公告，建议市民拒绝向乞丐施舍。他们的理论很简单，乞丐一无所获，不就离开这里了吗？印度的穷人可以在市政府的走廊过夜，而中国的穷人连在广场溜达的资格都没有。
2006年，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约而同地进行一次调查问卷。中国一家网站的问题是，“假如有来生，你愿意做个中国人吗？”10234名参与者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意”。对于“不愿意”的原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8%；认为“幸福离我很遥远”的占17%。《印度时报》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假如有来生，你愿意做个印度人吗？”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五大城市所做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等。
这是一个让我费解的问题，我们是文明古国，是最有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常务理事国；我们有几万亿美元之巨的外汇储备，有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有回归的香港澳门；我们还有可期待的2008年奥运会，还有加入WTO的丰功伟绩，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我就纳闷了，怎么会有38%的人“缺乏尊严感”？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到不幸福？
2007年刚刚开始，两则关于城市奇观的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全球十大活力城市”之一的南昌，在拥有比“伦敦眼”还高的世界第一摩天轮“南昌之星”之后，一月底，又拥有了一颗“国内首创”的“世界球”。“世界球”位于改造后的南昌火车站广场，南来北往的人出了站，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光耀夺目的庞然大物。同样在一月底，改造工程进入尾声的成都天府广场上出现了人造的“云海”奇观，这是广场的水景和造雾系统正在进行调试。届时，天府广场上不仅会出现根据九寨沟和黄龙景区的瀑布景观设计的云形水瀑，而且数千个造雾喷头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营造出云山雾海的效果。近年来，北方一直闹水荒的城市洛阳、太原也热衷于“圈水造景”，“引水造湖”。
如果绘制一张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生活变化的曲线图，你会发现所有的曲线都呈现出向上的走势。收入水平、人均寿命、住房面积、小轿车的人均拥有量、拨打电话的人均次数、旅行的人均次数、受教育的平均程度等等，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无一例外都在提高。惟有幸福指数20多年来呈现负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可以说，中国人拥有的一切都在增加，幸福除外。与当代中国人拥有的力量相比，《封神榜》中的诸神只不过是漫画中的卡通人物。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就得出结论，在如何获得幸福以及如何提高生活质量方面，中国人所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
如果有钱就有幸福，我们已经是一个有钱的国家了，应该有幸福感有对呀？可见，金钱与幸福感仅仅略微相关——所有研究幸福指数的专家都支持这一基本结论。现在拥有一座别墅的幸福感远不如当年拥有一个热水壶的那种初恋般的陶醉；我们可以用壁挂式的宽屏彩电天天看影碟，但是当年看露天电影那种节日式的狂欢到哪里去寻找呢？经济的繁荣可以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独自工作、独自生活和独自娱乐。然而生命却好比一粒木炭，只有堆在一起才能熊熊燃烧，单个的挟出来，就会息灭。
有一次聚会，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告诉我，当他发现自己的财富超过一个亿的时候，心里感到茫然，而不是幸福。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西奥斯答应了迈达斯国王的一个请求，授予他在尘世间最想得到的一种本领：把他碰到的任何东西变成金子。迈达斯欣喜若狂地叫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当国王伸手拥抱他深爱的女儿时，她立即变成了金子。迈达斯国王才意识到潜在的悲剧，这是他从前未曾考虑到的。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中国有多少富人、他们拥有多少财富，我们只有从他们的炫耀性消费来窥探富裕的程度。在北京的环城路上，穿梭着劳斯莱斯、奔驰、宝马、宾利；在上海，最豪华的别墅售价1亿2千万元；在广州，最丰盛的宴席要吃够120多道菜，连续4天进行品偿；在山西，一位煤老板买奔驰时将两名车模买了；在福建，一位老板从监狱中被保释后，一口气买了20辆皇冠，送给对他有恩的人。
在美国，有健康问题的是穷人，因为他们以廉价的垃圾食物为生，摄入过多的热量和糖分，从而引发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而富人有钱购买健康食品，能够到健身房锻炼，所以有健康的体魄。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最健康的人往往是贫穷的人，因为他们天天从事体力劳动，饮食以大米、蔬菜和一些鱼、肉为主，昂贵的垃圾食品他们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个记者在采访一个百岁老人，当记者问他长寿的原因时，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贫穷。”当记者问他长寿的秘诀时，他的回答也只有两个字，“饥饿。”
中国红十字会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75%的北京市民受健康问题困扰，在上海和广州，这个数字均为73%。调查发现，健康状况最糟糕的人群是中、高级管理层及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72岁，是因为贫困人口的平均寿命较高，受教育人群的平均寿命仅为58岁，中关村38万IT人士的平均寿命只有区区53岁，比十年前又缩短了5岁，原因是缺乏锻炼和压力过大。《圣经》上说，“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赔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
2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自行车王国的时候，我记得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一样宽敞。那时候，大多数欧洲国家就开始鼓励国民使用自行车，自行车不仅成本低廉、出行便利，更重要的是环保，还能锻炼身体。可如今，中国的马路大多拆除了非机动车道，并且被私家车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白领们，怎么愿意让人看到自己骑自行车呢？在他们眼中，不光要有车，最好还能有专用的司机才会有面子。有一个全国知名的教授甚至说，“挤公共汽车还有什么人格？”他们就是这样，用最时尚的语言来包装比农民还要落后的思想。一些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肤浅到一种程度：以为在星级宾馆吃龙虾大宴、开豪华车去高尔夫球场挥杆就是幸福。
当今中国的趋势已经与发达国家的潮流背道而驰，那么，是今天的中国更现代化呢还是20年前的中国更现代化？
金钱，从它的最初在中国出现直到当前的时刻，很少受到如此狂热的追逐。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少不是为了钱而做的。不要说有人为获得金钱而说谎、而残杀、而欺骗、而投机，我们知识分子所刻骨铭心的文凭、职称、职务，甚至出国访问、出版专著、申请专利，条条道路通罗马，哪一件事的中心不是指向一个钱字？对中国人来说，对金钱的关注远远比金钱本身的涵义要复杂和微妙得多。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贫穷一直伴随着我，如影随形。小时候，没有饭吃，只能吃地瓜丝和蕉芋渣，我们不觉得苦，因为有未来。从部队回乡，揣着400块退伍金在家务农，我不觉得累，因为心中有梦想。刚来厦门的那年，我们夫妻买不起窗帘，用胶水往玻璃上贴塑料纸；捡一块胶合板钉在木箱上当饭桌，趴在上面吃三块钱的快餐；每天往返两个小时去厦门大学，目的是借用同学家的电脑写《雕版》；从五楼冲到街头回传呼，因为买不起电话；拉一根铁丝晾衣服、横下皮箱写字，诸如此类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艰难，因为我们生命中有盼望。我不愿意诉苦，不等于没有吃苦。细细数算，每一次的哀愁，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难处难以逾越；每一次的绝望，都不是因为潦倒，而是呼告没有回应；每一次的悲伤，都不是因为困顿，而是结局出人意料。总之，每一个痛苦都是一次心灵的真实体验，都与钱无关。
可是，短短的十几年，贫富距离迅速拉大了，原先聚在一起喝酒猜拳的同学，如今因为财富的悬殊形同陌路。富的可以花几十万到北欧过圣诞节，穷的连吃饭的碗都残缺不全。
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族谱、祠堂、宗族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见了。打开电视，从中央台到地方频道无一例外都在天天讲吃喝玩乐，汽车、房子、旅游、娱乐，男人壮阳、女人化妆，占领至高点的媒体却没有更高的看见，又不让甘居平常的人们有别的追求。到这个时候，穷人缺少的不仅仅是金钱，同时还要忍受生理和心理上的煎熬。今天，心理上的交往剥夺已经成为犯罪的主要动机，穷人或者是因为社会的原因，没有机会赚钱；或者是自己的原因，没有一技之长去获取财富。对于他们来说，成为富人的正常途径被彻底阻塞之后，对金钱的渴望只能将他们逼上邪路。
贾平凹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说，“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
从每天早上闹钟响起的这一刻开始，我们就受到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步步紧逼，直到深夜入睡的这一刻为止。套用海子的一句诗歌叫做，“铁打的人也在忍受生活，铁打的房子也在风雨飘摇。”谁有钱，谁就有选择；谁没有钱，他不仅会处于难以生存的境地，而且他将注定是一个下等人。在中国，金钱远远不止是人生的记录得分。
“圣雄”甘地说过，“大自然可以满足全人类的需要，却满足不了一个人的贪婪。”确实，一个人拥有的金钱并不在他的口袋里，而是在他的脑袋里。如果你没有钱，你的脑袋里只有一个问题，“怎么赚钱？”如果你有钱，你脑袋里的问题就会随着金钱的增加而增加。从前有一个地主，眼见穷光蛋邻居天天拉二胡唱京戏很是不爽，便问管家，“这个穷鬼如此快乐，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忧愁吗？”管家说，“有，给他10两银子。”这天夜里，管家将10两银子丢在穷人门口，果然，他的二胡再也响不起来了。拥有10两银子的穷人就不再是穷人，也不再是个快乐的人，因为有许多问题困扰着他：如何才能守住发横财的秘密？是先买田呢还是先建房子？黄脸婆一身泥尘，也该有一个美丽的小妾了。
金钱的重要价值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金钱被过度看高的世界。其实，拼命追求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只会对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带来干扰，令我们分心。金钱并没有使富人的生活更丰富，他们也许拥有私人游泳池，游泳的却是保安；他们肯定拥有别墅，独守空房的往往是保姆，因为富人最容易陷入的生活悖论就是，“为了挣钱我才这么劳累。”
托尔斯泰有一篇小说叫《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土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在俄罗斯的外省有一个贪婪的地主，他用一生的时间来掠夺土地。等他死的时候，他侵占的土地已经需要骑上马来丈量了。他要死了，佃农们在原野上已经为他挖好了墓穴。“让我最后一眼看看自己的安息之处吧！”这位骄傲的地主说。于是，佃农们将他抬到了墓穴边。面对墓穴，地主在一瞬间突然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只需要从头到脚六英尺长的土地。客家话说得好，“家有万石粮，一日只吃三餐；家有千间房，一夜只睡三尺。”
钱钟书认为，发现了快乐由精神来决定，人类文化又进一步。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公理发现以后，从此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发现了精神是一切快乐的根据，从此痛苦失掉它们的可怕，肉体减少了专制。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变成快乐的资料。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
正如《诗篇》所说，“悲痛可能会持续一整夜，但是快乐会随着黎明而到来。”
《马太福音》揭示出快乐的本质，耶稣基督在教训我们说，“虚心的人有快乐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快乐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快乐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上帝确实是公平的。同一个幸福的感受，富人就需要比穷人付出更多的金钱才能获得；上帝让你富有，但不会让你比别人更幸福。上帝让财富递增的人幸福感递减；上帝让财富递减的人感受递增。上帝让只享受而不劳动的人口味发腻，这样，山珍海味就变得与粗茶淡饭无异；上帝让劳动而缺乏享受的人饥饿，这样，吃粗茶淡饭也如同人参燕窝。上帝让贫穷而必须劳作的人获得健康，让整天锦衣玉食的人因营养堆积而肥胖。上帝让追求财富者感觉命短，让贫困潦倒者感觉寿长。
不劳与胃口不可兼得，享受与健康不可兼得，福与富不可兼得。这难道不是上帝的绝对公平吗？
基督包罗万有而穿透万世，上帝的公平无所不在。报上说，深圳的房价在今年上半年暴涨了50%，除了“疯狂”，媒体已经找不到更准确的形容词。在我看来，上帝还是公平的：买房者的恐惧是背上了巨额债务；买不起房者的恐惧是居无定所。问题是，是谁剥夺了我们诗意的安居，将我们推向恐惧的深渊呢？
本来，人应该是金钱的主人，是什么将我们逼成金钱的奴隶？
后记（3）
《姐妹》与钱
《姐妹》投稿到杂志社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没有编辑相信这是真实的。“怎么可能呢？”“人怎么会这么蠢呢？”无奈，我只好将政府通告、红头文件、清会办简报复印几份寄给他们。这回他们相信小说的真实性了，“但是，”他们在电话中说，“读者怎么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呢？”后来，我又给他们邮寄一些报纸，用来说明“烂会”的悲剧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大面积地重演。其实，现实情况比小说中表现的更糟，许多老乡读过小说稿后都摇头说，“更惨，惨多了。”
我老家连城烂会的时候，我是连城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天天跑的就是清会烂会的报道，耳闻目睹的就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的新闻。与现实的惨烈相比，所有的文字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当时就有一个念想，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当时，广播电台由我和蓝春轮流编辑新闻节目，知道我的用意后，蓝春也把有价值的材料给我留着。动笔创作的时候，清会办的李元健、水蜜桃基地的吴德祥、电视台的余兴辉又陆续给我邮寄一些有效证据。
当然，《姐妹》写的不是永安，更不是连城，绝对不是。“桃源”这个地方在我的梦境中，在人物的活动中，在读者的想象中。我不能怀疑读者将对号入座，因为那是对读者智慧的侮辱：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让？保尔？萨特在《门关户闭》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关系。美国“垮掉的一代”认为，到20世纪中叶，对人的信任已经完全丧失。从前停留在概念的阅读，因为有了烂会，所有的疑团都解开了。
烂会风潮使编辑困惑，金钱却是一个与生死、爱情一样古老的文学母题。金钱作为小说的主题，就像宗教和性一样，自从出现人类文明以后，就占据了读者的好奇心。在《不变的欲望》一书中，詹姆斯？巴肯写道，“作为一种手段，我认为金钱绝对是一种工具：它现在可以实现任何一种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创造或者扼杀一切事物。在目前这种极端重视手段的情况下，它又一次经历着转变，以达到一个绝对的目的。货币的价值并不根据它的实现愿望的力量来评估，更确切地说，金钱就是人们所有希望的目标。金钱被尊崇为我们时代的上帝。”
《姐妹》中有关桃花会的描述存在这样一对矛盾：所有参与过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不充分，而所有不了解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太夸张。对我而言，标会时的狂热只在文革中见过，烂会时的恐慌只在非典时见过。标会与烂会的情形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那对抄起杀猪刀、在镇上到处叫嚷要杀人的维卡略兄弟。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纳塞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桩理由本不充分、连杀人者也不想实现、因事先大肆张扬的谋杀案竟然没有阻拦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同样的，没有人相信标会能滚大利润，但是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
从众心理表现为：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大众使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个体屈从于他不能控制的群体情感，就好像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止一场流行病一样。那些想做大事业的会首必须求助于人们的感情，而不是求助于理解。疯狂行为所唤起的是众人的崇拜，而不是他们对金钱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所谓的“社会感染”，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催眠的延续。
《姐妹》着重写了哑巴与花季三姐妹的关系，明眼的读者一看便知，哑巴的爱情是病态的、非正常的。在哑巴与花季的婚姻关系中，金钱所及的范围比夫妻之间所能想像的要大很多，甚至操纵了夫妻彼此之间的态度。婚姻中，有关金钱的冲突有两种：显性差异——由于夫妻双方的金钱观与花钱的习惯不同；隐性差异——真正的冲突原因隐藏在金钱观的背后。相反的金钱观意味着婚姻中无尽的烦恼，哑巴与花季也不例外，他们夫妻怎么处理金钱所引起的争执，比有多少钱吵架来得频繁。
在婚姻关系中，钱一旦太多，婚姻容易徒有其表，所谓“男人有钱就变坏”；钱一旦太少，婚姻容易画地为牢，所谓“家贫万事衰”。婚姻的长久与稳定是需要排除一些金钱因素的，尤其是在这个欲望社会里。
2000年前，中国人说“自古圣贤皆贫贱”；2005年，在美国召开的“贫穷与经济发展论坛”却提出，贫穷是咎由自取。今天，价值坐标将如何修定？
对金钱崇拜这种腐朽的社会风气的讽刺鞭挞莫过于晋朝人鲁褒写的《钱神论》一文了，文中似乎赞美了钱的神通广大，实则充满讽刺揶揄之意。鲁褒的《钱神论》对金钱的神通从不同侧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有钱可使鬼推磨”，“金钱万能”，处处崇拜孔方兄的腐败的社会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堪称奇文。
“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然仇嫌恨，非钱不解；今间笑谈，非钱不发。
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
那么，有什么措施能制止人对钱的贪婪吗？没有。因为我们的制度是按属世的欲望设计的，民主社会体现多数人的欲望，专制社会体现为少数人的欲望，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人类的个体是理性和智慧的，但集体往往呈现出疯狂与愚蠢，大到对大自然的掠夺、对环境的破坏、对同类的战争，小到民间标会，都充分表明了个体的理性在集体的疯狂面前无可奈何。因此，理性是不可靠的。人类应该有比追求肉体的享乐更重要的事要做，应该有比现世更美好的家可以期待，只有把自己当成寄居者，才能淡化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
以国际最低贫困线为标准，最贫穷的人恐怕莫过于耶稣基督，人主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临死前还被兵丁拈阄分了衣服。但耶稣基督却嘱咐他的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今天，如果我们丢弃信仰，或者贬低它的作用，只靠理性生活，我们将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幸福感。因为幸福是信心的馈赠，也是生命的意义。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来没有人逼我们说谎，但有的人还是天天在说。甚至有所谓的社会科学专家，明知道自己研究的课题是谎言，还要付出青春年华的代价去圆这个谎言。其实，谎言是不需要论证的，去做就行了。这种人没有理想、没有立场、没有是非，只有职务、职称、存款、住房、小车，那么，自己的尊严在哪里？
一个作家对现实的批判，尤其是反映民间烂会这种极端事件，应该从人心方面找原因，而不是从制度方面找原因，更不应该将批判的立场低俗成一种茶余饭后的满腹牢骚。说到底，作家应该倾听的是自己内心的冲突，而不是外在的喧哗。作家拥有话语权，这也是一种权力，既然是一种权力，我们就应当问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为穷人做过什么？为社会公平做过什么？为净化人心做过什么？
如果允许我向上帝提要求，我的要求就是：不要让我太贫穷，以免失去尊严；也不要让我太富裕，以免忘记真理。
现如今的社会，很少有人因为贫穷而吃不上饭或赤身裸体，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忧虑反而越来越重呢？为什么会飞蛾扑火般投入到桃花会这种荒唐的事件中呢？我到厦门后，更是面对各种赚钱的诱惑，但是我想，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有饭吃，生命是不应该随便被挣钱涂炭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有一个富翁在海边散步，遇到一个渔翁躺在小船边晒太阳，富翁见了很是不爽，对渔翁说，“你不应该晒太阳，应该去打更多的鱼。”渔翁问，“打那么多鱼干什么？”富翁说，“买更大的船。”渔翁问，“买大船干什么？”富翁说，“打更多的鱼，做一个富翁。”渔翁问，“做富翁又怎么样？”富翁说，“你老的时候就可以安稳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渔翁说，“可是，我已经在沙滩上晒太阳了。”
真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梁实秋早在1929年就说过，“经济是决定生活的最要紧的原素之一，但是人类的生活并不是到处都受经济的支配，资本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无产者也常常自有他的乐趣。”人生如果一味对金钱贪得无厌，视赚钱为人生目标，那么他就会失去生活的重心。正如一句古老的新英格兰谚语所说：“金钱只有在理智伴随时，才能变得更美好。”快乐是自己的快乐，世界并没有给我们快乐；忧愁是自己的忧愁，世界并没有给我们忧愁。所谓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但世界却是同一个世界。
钱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人。当钱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免不了要一声叹息。这本书就权当是我的一声叹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