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场上的人都是为逐利而生的，尽管有时感情也会发生作用，但最每个人都不想放弃利益，特别是在那利益似乎唾手而得的时候。当我提出房地产公司拿出百分之五的股份作为高级员工的奖励准备金的时候，黄奕章和姜春河异口同声地反对。这和平时他们两个的互不服气形成了一个天壤之别。姜春河说：“天佑，咱们对员工的待遇就够好的了，医保社保，交通工具，还有住房补贴，这在咱们这些小公司里能做到这些就不易了，干嘛还要多此一举呢？”黄奕章也不赞同我的做法，“不能给员工特别是管理人员太多的肉，让他们吃得太饱他们就懒惰了。”他们的想法我当然知道，但我尽力给他们阐述我的观点，我说咱们公司现在刚刚涉足房地产界，还没有没有自己的强势品牌，尽管咱们的一期表现不错，但是，要想以后发展非靠能干的管理人员不可。以前我做建筑公司的时候靠高提成来刺激大家的积极性，同时对他们施加强大的生存压力，做得好就大鱼大肉，做不好只能咸菜白饭。可是，现在我们不在时那种占山为王的草寇了，得了财宝就论功行赏。我们现在是成立的大买卖了，我们必须得学习新的管理模式。
看过《白银谷》吧，连小气的老西儿都知道给掌柜的们以身股，咱们怎么就不能？姜春河摇着脑袋，“你又来了，白银谷说的是什么年代的事？那时候伙计多东家是怎样的忠诚？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跳槽，你留得住吗？”我笑起来，“你不给狼足够的肉吃他们怎么能不跑？人家个个身怀能力，在你这里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利益？人家看不到前途怎么会为你实心实意地卖命？”黄奕章见我和姜春河争执不下，打起圆场，“咱们先不说这个，大家都回去仔细考虑一下吧。”我说：“你不要耍滑头，我来给你们讲讲西帮票号的身股吧，这种身股实际上并非是股份，因为员工不需要对亏本负责。之所以以“股”来称呼，无非是增加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它既避免了“员工持股”带来的股份抛售问题，又避免了资方的股份被过度稀释，离职之后员工将不享有股份。身股这种管理方式，重视的是结果导向，它明确地表达了董事会对赢利的要求，因为只有赢利越高，身股才越有价值。”姜春河忽然将身体像我这边探过来问：“你的意思是，这只是一种奖励机制？”我见他终于开了窍，有点高兴，“对，西帮对管理人员的管理模式大致是一种既激励又制约的模式，他们鼓励赢利，然而又对背叛公司和贪污的行为毫不留情。
”黄奕章若有所思地说：“这么说来，你的建议到是值得考虑。”姜春河也摸着下巴思考着说：“要是这样还考虑什么？天佑，你抓紧时间搞个方案出来，没什么问题就通过嘛。”黄奕章说：“这事是不是应该和老靳商量一下？”我说：“那是自然，别看老靳在牢里，咱们做事还是不能不知会他的。”那段时间，我闲着没事就看《白银谷》，而且一看就是几个钟头，一边看完了还看第二遍，莫小平几次从卧室里出来关电视。她关上我又打开，气得她说：“你要再看就去王巍巍那里去看。”我说：“你要是再这么无理取闹，我还真去她那里。”莫小平气着说：“我怎么无理取闹了？白天还那么多事，晚上你一夜一夜不睡，你当人事铁打的？你要去王巍巍那里，你去呀去呀？”说是说，她还是赌气进卧室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看。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看那戏？最主要的是，那戏说出了很多经商的基本规则。我最看好的就是天成元票号的管理方法，而那些方法在今天，对于我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提示意义。单就其最直接的一点，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对我公司制度的制定就有很大的启示。就说权力的问题。除了资金上的控制问题和大是大非的问题，日常经营上的问题全部交给了分号大掌柜。
而他们的制度也是明确的，分号大掌柜犯了错误，按照西方的规矩，清理出号，罚者有据，受者信服。而他们对掌柜的和伙计们的控制，最主要的就是规矩，规矩就是做事情的行为规范，给掌柜的和伙计一个判断做事对错的标准。康老先生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管人和买古董不一样，古董越放越值钱，人可不一样，要么用他，要么废了他，你不用别人就会用他”。对一个人一定要用好，做好使用工作，绝不能让他闲着。调教是很重要的，调教一个人是为了使用他而不是闲着他，一定要让他有所提高。调教是手段，使用是目的。否则，竞争对手就极有可能将你的人挖走使用。这一点，我在李自为的使用上就犯了大忌，因为在成立房地产公司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他当时是满怀着大志，想干一番大事，而只是为了保护我和靳守坚、黄奕章的秘密而使他闲了下来。另外，西方的众多规矩中，不准携家眷那条我也犯了错，怎么叫李自为去和一个有明显间谍嫌疑的女人去接触呢？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另外就是如何选人的问题。康家对人员的培养要经过长期的考核，侧重业绩和企业忠诚度。康老太爷曾多次告诉六爷，当地是一等的聪明才俊子弟多入商途，二流的才去读书应试。
而且多次提到子弟外出，必到口外历练，从柜台伙计做起，做好了，再行提拔。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在寻找最合适的掌柜的人选。总号和分号大掌柜手中都握有实权，很多时候甚至不买企业家族成员的帐。这就使放权，而放权的最大好处是使一个家族企业的管理更为职业化，家族成员也必须以能力才能在企业立足，而不仅仅是因为血缘关系。我这个公司虽然不是家族管理，但是寻找合适的总经理依然是头等大事。杨在田合适吗？他当然不合适，但是，选人、用人、育人、留人的过程中必定要有人来管，不能出现真空不是？“你有完没完了？”正当我看着邱泰基的锐意进取与孙北溟的保守发生冲突时，莫小平从卧室里冲了出来，“你搞得一屋子虫子？”我这才注意，屋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进了好多长翅膀的白蚁。“看样子是要下大雨了”，我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工地要加强防护措施才对，于是，我打电话给房震、黄敬澜等人，这些人本来已经睡了，见我这么晚打电话，知道事情马虎不得，连忙布置下去。
莫小平在一边看着我，见我打完电话她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整天半夜不睡觉折腾什么？你看你刚才打这么多电话给人家，你不睡，人家还不睡吗？”我说：“我最近对公司下一步何去何从还没有很好的思路，看看这白银谷很受启发。”莫小平说：“你就神经吧，我看不出什么好来，你赶紧睡，不然你睡客房去。”说罢，气哼哼地进了屋。我接着看，心里不禁又有许多感慨。我很佩服西帮的那些规矩，什么不得带家眷上路、在外当值3年才能回家一次、休息半年要算上往来路程、不录用有功名的人员、进入票号都要从柜台伙计做起、不能赌博、不能吸鸦片，禁买空卖空……倘有犯者，立刻出号等等，票号的规矩多且完备，据说是当年顾炎武、傅山等人帮票号制定的。可是，我看中的却是执行，我公司的规章制度可谓是严密的，可是往往空有制度而执行不下去，为什么？主要是我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变革最大的阻力其实便来自于文化，不假思索的就把别人的东西乱用一气，这种所谓的变革只能是把企业整的不三不四。还有一点，我印象很深。
票号的账本也多种多样，以方便业务的记录和统计，还要在总号留底，所以京号的账本可以在毁掉后由总帐重新核对出来一部分。现在，我这里基本上都实行了分公司独立核算制，总公司只有月报和季报、年报，一旦是出现问题非常棘手，所以，我准备从下月起，分公司的帐目一律要经过总公司的审计并且凭证复印留底。有一个细节我很重视，那就是北京撤庄的时候提到戴老帮经营有方，平时就让伙计们各自分带银两，降低集中存放的风险。各个分号也经常有银两的调配，根据各个分号的经营情况来抽疲转快，为了防范风险，从红利中抽取部分作为损失预备金，类似现在的坏账准备金。而这些手段都是为了保障票号的长期稳定的发展。我这就想起了我公司目前由于资金紧张经常是把资金集中起来使用，看起来是控制了风险，实际上是增加了风险，尤其是分公司清款要费好多周章，也是减低了效率。孙北溟的“全线业务收缩”和邱泰基的“全线业务拓展”，从本质上说，他们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