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戏剧家的苦涩心境与政治磨难
余上沅对我国现代话剧的建立和壮大有不容抹杀的功绩，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却没能回到戏剧队伍从事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戏剧工作。上海解放后，他受聘在沪江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50年，余上沅到北京参观学习时，在北京饭店见到周总理，总理关心他的工作，亲切地叫他归队搞戏剧。总理如此关心余上沅，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内容，他不愿打扰总理，没有向总理提出任何要求，但总理的一席话，更激发了他归队搞戏剧的澎湃热情。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他却被调到复旦大学执教并不熟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余上沅对新的时代充满无限热爱之情，他要彻底抛弃旧我，全身心投入到新生活之中，使自己能尽快地跟上时代的步伐。据五十年代初曾与余上沅同在复旦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工作的贾植芳教授回忆，年近六旬的余上沅先生常常备课到深夜。1953年冬季的一个晚上，由于连续开夜车，他竟然双目紧闭，昏迷不醒，给他吃了救急药物后方才苏醒，第二天一早他又上课去了。贾植芳先生听学生们说，余上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教学认真负责，讲课有章有节，层次线索分明，从不在课堂上开无轨电车，因此教学气氛很严肃。建国后，余上沅在繁重的教学之余，还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他外语的长项是英语，但为了适应当时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需要，他首先翻译苏联小说，找来英译本苏联小说转译成中文，但小说的内容大多是反映苏联卫国战争和集体农庄的生活，这些他都感到陌生。为此，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查阅有关苏联的历史资料，地名人名以至苏联的民俗，由于前期准备工作扎实，因而翻译的过程又是十分愉悦的。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至今读来还很有韵味"。1951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安东诺夫的小说《清早》，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队旗》。
1951年，为泥土社翻译出版了美国进步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小说集《光明列车》。
世事难以琢磨，厄运从天而降。1955年6月9日，余上沅突然被捕了！
余上沅的妻子陈衡粹根本不知道余上沅因何罪名被捕，也不知关押何处，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给周总理写信，请好友罗隆基直接送上，打听余上沅的下落。
余上沅是因"杨帆案"受到株连而被捕的，受此案被捕关押审查的有700多人。该案对外公布为"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或称"潘杨案件"），是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件大案。
杨帆是1954年底因"反革命"罪而被捕的。捕前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其被捕的最主要原因是，历史上杨帆曾向组织反映江青抗战前在上海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最终受到江青的报复和打击。"潘杨反革命集团"案中的首位人物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着名情报工作专家，捕前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
杨帆原名石蕴华，青年时代曾是余上沅的学生，后投身爱国学生运动。余上沅就任国立剧校校长时，邀请石蕴华协助工作，初任剧校事务主任，后任训导委员会秘书（张道藩兼训导委员会主任）。1936年冬，因他的身份被怀疑，离开剧校，到上海任《译报》记者，加人中共地下党成为正式党员，改名殷扬。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又改名杨帆。
杨帆在建国初期公安工作中小有失误，此事后来被不断渲染和扩大，最后于1954年底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杨帆被捕后，此案"上挂下连"牵涉到不少人，于是余上沅在1955年被捕接受审查，成了"冤案中的冤案"。
余上沅在狱中受尽折磨，神思恍惚，最初被逼招认了他们强加给杨帆的罪名："内奸"，"暗藏的反革命"。但与杨帆结交的往事历历在目，他要对当年的学生负责，对历史负责，他感到深深的歉疚，不久他便翻供："杨帆不是反革命，他绝不是反革命！"他最终没有满足专政机关试图获得的调查材料。
在周总理的过问下，1957年3月14日，余上沅以"历史反革命分子，免予起诉，宽大释放，由原单位酌情安置工作"。
毕竟是书生。出狱以后，余上沅爱妻陈衡粹问他在狱中想些什么时，他回答：我想着，有朝一日重获自由了，我要当个演员！由此看出，只有戏剧才能点燃他的生命之火，他仍然憧憬着继续用戏剧唤醒人生，用戏剧点亮人生。
1959年，余上沅经组织同意调到上海戏剧学院，他终于回归到戏剧队伍，从事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戏剧事业，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中，学院没有安排他教戏剧。主要原因是，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大规模开展起来的教育改革运动，由于不断受到"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在高校中批判"厚古薄今"，搞"拔白旗，插红旗"，一些专家和学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余上沅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的人物，自然属于"白旗"一类，因而"在学院被打人冷宫，只能教基础英语，而不能教专业课"。1961年，教育部公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强调要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形势有些松动，余上沉的专长终于得到了发挥，组织上安排他教"编剧概论"等课程。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余上沅根据自己珍藏的英文戏剧书籍，节译了贝克等着名戏剧家的戏剧理论着作，供学生阅读和研究。原先对余上沅虽敬佩但又不敢亲近他的学生，现在也常去余上沅家请教，"狭小的房子总是洋溢着欢声和笑语"。
后来，他又被调到戏剧学院的研究室，主要从事戏剧理论名着的翻译和有关教材的编写工作。
余上沅的内心深处还是一个戏剧艺术家和戏剧教育家，纵然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他仍然醉心于他终生热爱的戏剧事业。
从1961年到1963年，他除编写了《编剧概论》、《西洋戏剧理论》教材外，还翻译了不少欧美戏剧名家的理论着作，其中有美国贝克的《戏剧技巧》，西班牙维加的《当代编剧的新艺术》，法国博马舍的《论严肃戏剧》，意大利卡斯特尔维屈罗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诠释》等。
在翻译过程中，使他沉浸在与欧美戏剧名家对话的快乐中。但好景不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无休止的检讨，不停的交代，从精神和肉体上折磨着这位年届七旬的老人--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
后来，余上沅被勒令到农村劳动改造。因他年事已高，再加上农村缺医少药，他患上"食道癌到了咽不下食物的地步"，只好匆匆送进医院。在医院里，他忽然想起了造反派勒令他翻译的关于法兰西剧院建筑艺术的作品，他牵挂译作的遭遇。这是他离开人世前奉献给我们关于戏剧译作的绝笔，可惜，谁也不知道文章飘落在何处。1970年4月30日，余上沅带着屈辱和痛苦告别了人世，他把未完成的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探索留给了后人。
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各级组织相继为余上沅平反昭雪。1991年4月，经过原剧专海内外校友的共同努力，一尊余上沅的半身青铜像矗立在江安原国立剧专校内，这里已建成江安剧专史料陈列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历史文物诉说着国立剧专走过的艰辛之路，记载着江安在抗战时期成为我国戏剧家摇篮的光辉历史，更寄托着人们对中国话剧运动开拓者余上沅的不尽思念。
（四）余论
1. 余上沅是传播和沟通中西文化的戏剧家和教育家。
从少年时代起，余上沅跟随老秀才读私塾，同时，喜欢观看家乡的地方戏曲。后来又到教会学校以及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再到美国留学专攻戏剧。这一切，为他传播中西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1922年，他就将莎士比亚、莫里哀、萧伯纳等世界文化名人介绍给中国读者。后来，他和焦菊隐等名家在国立剧专导演了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许多外国戏剧家的名作，例如《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伪君子》等剧目。因而，他被誉为"介绍莎士比亚戏剧到中国的开拓者之一"。
1935年，苏联对外文化机构邀梅兰芳率剧团赴苏演出，他又受聘为该团的导演兼艺术顾问随梅先生出访苏联和欧洲，拜访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和萧伯纳等。1948年，余上沅作为中国戏剧家代表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戏剧协会第一届大会，这是我国戏剧家第一次派出代表正式参加国际戏剧组织，扩大了中国戏剧在国际上的影响。会后，余上沅应英国对外协会邀请，赴该国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翻译了苏联安东诺夫的小说和卫国战争时期的小说，翻译了美国戏剧家贝克的《戏剧技巧》，法国博马舍的《论严肃戏剧》，编撰了《西洋戏剧理论》等着作，余上沅毕生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2. 余上沅以美国着名的卡内基大学戏剧系为发展目标，在流亡的苦难年代，以艰苦卓绝、"为国储才"的精神，将国立剧专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国际有一定影响的高等戏剧学府。
国立戏剧学校从成立起，余上沅就参照美国卡内基大学戏剧系的办学模式为追求目标，同时，借鉴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使戏剧学校由小到大，很快升格为戏剧专科学校，先后为国家培养了千余名毕业生。如果不是战争和流亡的局势，国立剧专将会很快发展成为一所有本科、研究生等不同层次的教学、研究型的高等戏剧学府。但是，即使在战争环境中，余上沅与黄佐临等同事们一道，竭尽全力与国际上的戏剧学府和新闻出版部门建立关系，将国立剧专推向世界，扩大了国立剧专在国际上的影响。国立剧专因此而获得了这些部门捐赠的大量戏剧书籍和刊物，为剧专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国立剧专在国内外有这样深沉和强烈的魅力，余上沅功不可没！
3. 余上沅是戏剧大众化的提倡者和实践者。早在抗战前，余上沅就提出了"送戏剧下乡"的主张，但真正实践他的主张是在抗战期间。
余上沅根据当时社会现实"主旋律"的要求，在颠沛流离的南渡和西迁途中，学校师生排演了不少有关抗日的小型话剧为沿途农民演出，真正让话剧走到人民中间去，肩负起文艺工作者应该负的责任。但真正实践他的"送戏剧下乡"的主张还是流亡到江安以后，国立剧专师生经常以中外着名的话剧，出色的演出吸引山乡观众走人剧场，他们在江安为话剧培育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话剧在江安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感染力和艺术魅力，欣赏话剧，已经在江安形成一种优良的传统。余上沅为话剧走向民间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