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关注的重中之重，高于其他任何方面；而在欧洲，政府的权力自古就受到其他权势的制约，比如教会、贵族以及新兴的商业阶层。事实上，欧洲政府一直以来都不得不同其他权力集团或机构分享自己的权力。而在中国，这样的集团或机构在历史上要么不存在【比如中国就没有组织完备、权力强大的教会】，要么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比如古代的商人阶层】。不仅如此，在欧洲各种权威可以共存，这样的观点在古代中国也不符合道德规范。在中国，其实曾经正式存在且真正重要的“机构”也就两个，即一公和一私。“公”是指政府，“私”是指家庭。不论是在孔子的时代还是当今中国，政府都不允许不同利益的存在。其结果就是【至少官方认为】虽然中国各省差异较大，但本质上并无二致。唯一被认可的利益是普世利益，而代表这一利益的就是遵守最高道德标准的政府，这种最高道德标准过去是孔子的儒家教义，在当代则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当然，现实当中不同利益的确存在，只不过这些利益在政治上并不被认可，并且也并不急于被认可。这些利益活跃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游说政府，并谋求对个人而不是对整个阶层或团体的支持，因为这样的支持可以给他们免除赋税或是带来某些有利条件。这样的情况在商人阶层中也不例外。在儒家体系中，商人位列末等。而在现实中，他们也从未试图组织起来去打破这种等级划分。商人的这种非政治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他们自视为政府的拥护者，而非谋求独立代表权的利益群体。这一状况在民国时期就如此，在回归后的香港更得以体现，因为那里的“商”已经成为“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论是在孔子的时代还是在当今中国，也不论是教会、商人还是知识分子，他们都缺乏一种建立独立组织的传统。因此，在中国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市民社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也许以后慢慢会有，但不论政治上出现何种改变，中国深厚的历史始终对当下影响深远。
从19世纪末叶至今，在围绕现代性而展开的争论和斗争当中，中国曾力图以维持自身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为上，因此，和中国社会的其他任何领域相比，其政治体系更能抵御西方的影响。而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恰好相反，它们的政府常常与本国现代性的推动力量联系紧密，其领导人也通常接受过西方教育，比如印度的尼赫鲁家族。这种情况在中国则从未发生过。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几乎没有打上任荼地进行了30年，但中国政治独树一帜何西方影响的印记。迄今为止，尽管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却并未有任何变化。国的现代性进程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30年，但中国政治独树一帜生存下来的能力却并未有任何变化。这不仅让人刮目相看，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政治体系有着良好的适应性，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占有一席之地。
极为重视道德教诲和道德榜样的作用，这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在古代，要走上仕途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并遵守那些最高道德标准，而不是向不同的利益集团或者人民大众负责；在现代中国，指导思想则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模范代表是当年红军长征和后来劳动大军中的英雄人物。在中国，不仅政府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行为准则，而且人们也深信，家庭和学校教育这两方面在塑造孩子性格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西方的基督教社会更强调人性的阴暗面，所以人就需要赎罪。而中国人则总是对人性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只要培养孩子的方法得当，孩子就会拥有正确的处世态度、价值观以及自我约束的能力。
不论以何种文化标准来评价，独具特色的中国家庭实际上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正是在家庭中孩子领略了什么叫做权威，因为父母之命--传统上应是父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且绝不能受到挑战。通过家庭生活，孩子开始明白社会等级的重要性，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在理解了孝道【中国文化比其他任何文化都更重视孝道】、羞耻感以及对颜面尽失的恐惧后，孩子才懂得自律。在特定的“羞耻感”文化中--而非基督教社会的“赎罪”文化--中国孩子最怕的就是受到侮辱，以及由此造成的丢脸，于是他们便尽量避免抛头露面。在中国，“家”和“国”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所以，中文里的“国家”有时也写做“家国”，这不无道理。正如黄平所言，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国是家的延续”。
西方将“人民主权”作为政治核心，而中国对其认知则较晚。“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于19世纪中叶到末叶从欧洲传入中国，欧洲的民族主义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一些精英分子。然而，中国和欧洲在对民族主权的解读上却有着根本差别。欧洲的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权是和人民主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这两个概念却被分割开来。一方面，民族主权被赋予了最高意义；另一方面，人民主权又被国家主权替代。这并不奇怪，因为其一，我们知道，中国历来主张国家主权，而非人民主权；其二，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成于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的时期。在这样的条件下，最重要的自然是维护民族主权，而非人民主权。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其诞生的环境全然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在民族主权上，那些欧洲国家从来没有受到外来的巨大威胁。反观中国--欧洲之外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如此--则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叶处在重重危机之中。正是由于受到殖民主义的威胁，中国那持久而深刻的国家情结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帝国主义外患，加上国内的政治传统，使得中国在形成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同时面临国家主权和民族主权这两个问题。
中国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就是国家统一??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中国政治的主要话题。追根溯源，这并非是在中国成为民族国家之后的短期内形成的，而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中国在历史上饱经分裂和战乱的痛苦，所以格外珍视统一。中国人的情感由祖国和文化构成，正是这一观念决定了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统一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一方面对收回这些领土予以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尊重这些地区的人民的生活习惯。如何看待这些领土的归属，所依据的只是“中国性”这个极为重要的、已经持续了至少2000年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所有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国的全部领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
分。
中国格外强调政局稳定。邓小平尤其重视国家稳定，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重视政局稳定的还有普通民众。近期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社会稳定在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当中位列第二，这一排名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得多。只要看看中国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稳定会受到如此关注。
历史上中国曾频频出现混乱和不稳定的局面，且无不例外地都导致生灵涂炭，包括战争导致的直接死亡，以及随后饥荒和疾病导致的间接死亡。据估算，13世纪蒙古人推翻宋朝，当时中国损失了大约1/3的人口【约3500万人死亡】；17世纪满族人入关时，当时中国损失了近1/6的人口【约2500万人死亡】；19世纪上半叶的农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使当时的人口骤减5000万；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但随后动荡和内战不断，只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日本侵华这段时间内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平静；侵华日军投降后，接踵而至的又是解放战争，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有了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作铺垫，再来看中国人对分裂、不稳定以及社会动荡万分恐惧，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欧洲，类似中国人这样对和平稳定的渴望最近一次出现则是在1945年之后。当时“二战”刚结束，整个欧洲大陆都渴求欧洲国家间不要再发生任何战争。虽然在欧洲是多个国家共同期望和平，而中国则希望一统天下、实现和平稳定，但将二者作比较也还算恰当。中国以流血牺牲的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就是为了让各民族团结在同一个国家的领导之下。
中国与民主
对西方人来说，评价一个国家政局的好坏、管理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制度，而民主的标准就是看民众是否有普选权，以及该国是否存在多党制。过去50年来，很多国家都以自己实行的这样或那样的民主制度而自豪。但是，在许多重要地区，尤其是中东、非洲、中亚，当然还有中国，至少在现实中仍然缺乏民主。如果条件成熟，而且本国文化有民主的根基，那么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则为人们所向往，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民主只
是外来物--比如像伊拉克的情况，民主是由英美联军荷枪实弹地强加而来
的--那么这强加的民主所造成的代价比它带来的好处则要高昂得多，不论这
代价是反抗、民族冲突还是其他任何形式。民主不应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脱离
历史和文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民主不但
不会奏效，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民主必须自己慢慢地成长，而不应是强加的。
虽然民主治国如今在发达国家已经极为普遍了，但它们的经济腾飞却是100年或者更早之前完成的。相对而言，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程度则存在着极大差异，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完备的民主制度，充其量也只属于稍有民主的“灰色地带”。在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先经济后民主”这样的模式同西方发达国家类似，比如日本在经济腾飞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普选权。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没有一个是在民主环境中实现经济腾飞的。当时，韩国和中国台湾都由军事领导人实行独裁统治；作为英国殖民地的中国香港也没有民主；而新加坡施行的则是高度集权和管制下的民主。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成就都得益于各自高效且颇具战略眼光的政府管理。这些发展型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并不是来自人民的授权，而是因为政府有能力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今，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都已和西欧某些地区持平。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已经获得了少许民主权利；新加坡依然是集权统治，但已是引入民主元素之后的集权；韩国和中国台湾则都实行了普选制和多党制。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再加上日本的经历都已证明，提高工业化程度以及发展经济，通常可以为增强民主提供更多有利条件。
因此，人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认为今天的中国应该而且已经作好了
准备，差不多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多党制民主国家。然而，中国的工业化之路才刚刚走了一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印度目
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增
前的发展水平远不如中国，但却拥有其
长，绝不允许经济发展这一目标受到任
历史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不过印度似乎
何干扰。
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例外。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增长，绝不允
许经济发展这一目标受到任何干扰。为此，中国的外交政策自1980年后就已经
有所转变，以确保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经济建设上。这里我们不妨将思路再放宽一些。在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会存在一种内在的集权主义--为了实现某个单一目标而将所有社会资源都调动起来的需求。
从历史经验来看，人们已经有所准备，对这种需求也表现出了宽容，因为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摆脱贫困、如何养家糊口。人们的这种心态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政府的类似态度。于是，政治上的集权也就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各种需要服从、必须服从的情况。这就在某些方面解释了为什么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一般都以集权而不是民主为特色。很多人都认为，目前中国尚不存在对民主的内在需求，也就是说，民主化暂时还提不上日程。苏联解体、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在民主化之后经历的困难时期，以及菲律宾和印度的类似情况，这一切都让许多中国人更加深信：民主并不是最迫切的需求，相反，它很可能会对保持经济增长这一主要任务造成干扰。在这样的背景下，甚至有人隐隐担心，朝着民主化迈出的任何一步都会将中国卷入巨大的混乱和骚乱。这种担心其实也不无道理。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民主之重要高于其他任何事，我们将这些人称为“极端民主派”。当然，他们肯定不会赞同本书观点。布鲁斯·吉雷【BruceGilley】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他更看好后者的前景，至少是长远的前
如果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景。原因就在于，俄罗斯已经处理完了
是事事围着民主转，那这样的观点也只
民主方面的问题。然而，考虑到中国目
不过是将西方狭隘的心态暴露无遗。
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得多，而俄罗斯的民主制又不尽稳固，那么吉雷的判断就显得过于武断了。吉雷还说过：“强制投票、公平竞选、政治黑金、司法审查等，这些方面的争论将成为主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性’议题。”诚然，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都很重要，但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如果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事事围着民主转，那这样的观点也只不过是将西方狭隘的心态暴露无遗。因为除了民主，这些国家还得应付现在由单一超级大国带来的各种问题。
虽然尚无迹象表明中国已经面临推进西方式民主的压力，但中央和各省市
层面，政府问责的需求日益增加。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民主问题呢？
以下五点是我们应该了解的。
第一，中国的经济腾飞差不多才刚刚完成了一半，虽然已经经历了20年的发展，但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但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增长，且政局也大体稳定，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民主化程度在这段时间内会有显著提高，速度甚至还会超过预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会比亚洲四小龙以及西方国家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