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代性的与众不同将会体现在哪里？
王：我们可以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当然，我们会利用西方文化中的部分内容，但是我们不会将它们移植到中国。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总想把它们的体系和机制移植到其他国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精髓。我总是喜欢把重点归于文化精髓：改变或排除文化精髓是不可能的。
那么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王：5000年的悠久历史。
这种文化精髓的价值观是什么？
王：这种价值观是由很多因素组成的，例如我们对生活、家庭、婚姻等的态度。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因为我们的祖国是如此幅员辽阔，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你和张晓明都是学习国际金融的，但是你们所说的全部都是关于中国特色的东西。
王：全球化是西方化，但它应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我们接受西方的思想，同时西方国家的人们也应该尝试着理解甚至接受我们的一些观点。现在的情形完全不是那样的：仅仅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的观念，反过来却并不如此。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我们失去了自身文化中的很多东西，这不禁令人忧心。现在我们都很害怕失去自己的文化。我们接受西方观念，不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好处，而是由于它们的新颖性。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所以我们接受它们。但是总体来看，我并不认为它们对我们有益。可能再过20年，就该是我们放弃它们的时候了。
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些中国人希望改变，另外一些则想保持原样。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个社会，我们都生活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在清代，我们闭关锁国，拒绝与外界接触，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保持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我们认为自己优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个理由是无法全部接受的。当我们最终打开国门，才发现自己与西方国家相比，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现在，我们再次打开国门，正是因为这种开放，让我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影响。我们害怕会失去自己的文化和特性。我想要改变，因为目前中国的某些情形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我也很担心，在消除自己文化缺陷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失去中华文明中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
黄：尽管目前西方带来的影响无比巨大，而且有时还附加了一定的侵略性，但我认为中国不会失去自己的文化特色，因为它毕竟体现了一种厚重的历史积淀。哪怕表面的一些东西发生了变化，其本质却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存在一种强大的核心文化，即便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这种文化也不会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经常会重现。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茫然的时期，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之所以感到迷茫，主要源于现代性与传统观念之间的潜在冲突。不过，我还是坚信，新东西终将出现，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将会继续屹立于神州大地。
高：我们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比如我们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现在我更有信心。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并没有遭到侵略，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不会被西方化，我们的核心文化依旧傲然挺立。
现代性竞争
当今世界的力量均衡，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1973年，美国、西欧、日本以及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笔下的所谓“西部分支”例如澳大利亚等国所组成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以加起来只拥有全球总人口的184%的比例却占有世界GDP的587%的压倒性财富优势，独占世界鳌头。到2001年时，这种景象却大为改观，这些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已下降为52%，同时其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4%。期间发生的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急剧上升，即从1973年的164%一跃而至2001年的309%，而其人口比例从1973年的546%略增为2001年的574%。预计在未来几十年里，这种变化趋势将表现得更为显著。据估计，到2032年的时候，所谓的“金砖四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可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所组成的G7集团的相应份额等量齐观。预计到2027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为了阐述世界可能以何种方式日益走向多样化，还必须考虑其他11个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这些国家的GDP总和将达到G7水平的2/3，它们分别是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将稳步上升，但亚洲人口总量相对稳定地保持在略低于60％这一比例，其中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加在一起，2001年时已拥有世界总人口的373％，预计届时这一比例会略微有所下降。发达国家的人口比例将继续稳步下滑。
19世纪和20世纪都是西方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即将结束。到21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占世界GDP的比例将不到一半，表明西方时代行将成为历史。中国、印度、巴西、韩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不仅代表着一种经济力量均衡的巨大转变，同时还包含了更广泛的寓意。经济的繁荣有助于这些国家增强自信心和改善本国形象，也促使它们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其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亚洲新兴国家的一个显???特征就是，它们原本对西方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求，恨不得抛弃自身的所有特性去追求现代性，因为自身的特性与贫穷和落后划上了等号，而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它们逐渐迷恋上自己土生土长的特性，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对西方事物情有独钟。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关注传统中国家具的台湾人为数甚少，但是到90年代早期，他们的态度大为改观，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工艺品产生了兴趣。又如拥有类似经历的音乐，差不多也是在同一时期，本土或本地区的流行音乐取代了西方音乐的影响力。换言之，传统并未被抛弃，而是作为一种新型本土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重新表达。
同样的情形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1980年，很少有人知道或用心关注本地区内的其他国家，全球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众人向往的地方--美国。在信息、音乐、政治、雄心、教育、电影、志向和心愿等方面，自东向西的追捧如洪水般势不可当。大多数东亚人对发生在纽约、华盛顿和伦敦的一切，远比对东京、首尔、北京和吉隆坡所发生的了解得多。东亚国家仍然非常密切地关注来自美国的消息--当然，这是与美国对东亚国家的一无所知相比所得出的结论，但是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詹宏志很贴切地描述了这种心态的变化：
“当我还在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西方文学和思想上了，我的儿子现在十三四岁，相比之下，他更有机会实现创新，因为他可以同时学习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
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当然西方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现象】，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现代性。很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具有多重现代性的时代：到21世纪中叶，我们将悠然自得地坐拥其入怀。一直以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西方制造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经济、政治和文化均不可抵抗地呈现出自西方流向其他国家的单向性特征。如今，一切皆已开始改变。国家之间的交往和流动已经变成了双向的进程，或者更为实际地说，是一种多向的进程。关于板球比赛规则是怎样被打破的，可以说明这一点。以前，板球比赛规则是由英国以及两个前白人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定，但到了2008年，印度占板球比赛总收入的80%，并建立了板球超级联赛和8支球队，代表印度的不同城市和政府，而且正在招募许多全世界最优秀的板球手，让一向以板球比赛中心自居的英国板球官方非常懊恼。显然，板球的未来属于印度次大陆，这个地区将在决定板球比赛特征、偏好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曼联队和利物浦队在全球都拥有足球迷基地，那么旁遮普邦和钦奈也会在板球场上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
西方时代的标志，并不仅指西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还有它们在文化、科技理念、绘画、语言、体育和医学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领先优势。西方霸权意味着，任何与西方相联系的事物都拥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声望和影响力。白种人在全球都很受欢迎，在亚洲也是如此，因为它是权力和财富的同义语。鉴于同样的原因，西式服装在全世界也都非常流行。英语之所以成为全球通用语言，与美国在世界中的极端重要性也是密不可分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西方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更为人们所熟悉，因为西方向心力迫使或促使他们了解这些历史。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西方拥有全球范围内唯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价值观和观念。但是现在，西方已不再是现代性的唯一家园，随着其他国家逐渐成为前现代性国家，全球均衡在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印度教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印度服饰也是如此。现在，把中国的政治传统作为过时的遗迹从中央王国时代废除已经是不可能的，而且把西方看成现代化的化身和将中国与印度当做农耕时代的残存也是不可能的。随着非西方人口的不断增加，人们也会像现在熟悉西方历史这样熟悉中国历史，这一趋势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将不再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是逐渐演变为同一水平线上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平等竞争。在这个提倡合作的世界中，带有自身文化特征的中国、韩国和日本，正与差别极大的欧洲竞争，而且通常会取得巨大的胜利。
20世纪的特点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始于1917年十月革命，在1945年之后的冷战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最终随着1989~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当今世界的每一次冲突和每一场分裂，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分裂这个棱镜折射出来，接着又以极快的速度瞬时蒸发、烟消云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和他们的朋友们，想让我们相信，新的全球分裂体现为反恐战争--即他们所描述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冷战】，但这是对历史的根本性误读。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最好形容为现代性竞争。不同于冷战时期，它不能定义为一个巨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鸿沟，而是一个总体的文化竞赛。新型现代性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在现代性的问题上，西方不再享有实质性的垄断地位，而且这些社会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也应该得到某种新形式的肯定，再也不能被视为“落后”或“失败”。相反，这些社会和文化日益感受到来自外界的肯定，并体验着一种新的合法性：不再对西方俯首称臣、毕恭毕敬，它们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信。
迄今为止，整个世界一直都是以西方的傲慢自大为特征的，西方国家相信它们的价值观、信仰、制度、机构和安排均优于其他国家。这种心态的影响力和持续性不应该被低估。对于因宣传民主和人权的需要而向其他国家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西方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感到内疚或进行自我限制。这种心态绝非仅限于政府，它多半反映出一种流行的文化共识。例如，许多西方女权主义者臆断西方国家的性别关系，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先进，而且与其他文化中的妇女相比，她们解放和独立的程度更高。
在西方，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深深嵌入的心理优越感，渗透至强大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种族等各个方面。一个具有多重现代性的世界的崛起，正挑战着这种心态：现代性竞争时代将会破坏它。“先进”、“发展”和“文明”之类的观点将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代名词。这预示着西方社会将面临一次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其政治后果我们无法预测，但带来的影响肯定无比深远。这种假设已经巩固了许多代西方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看法，它已经越来越身陷囹圄。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本身具有普遍性，给其他所有国家都提供了毫无疑问的模式和榜样力量：这将成为未来若干可能性中的一种。正如在本章开头所引用的保罗·柯文的说法，这是一个至少直到近期，西方国家对此可能都毫无准备的推测：在未来的日子里，西方必须更多地将自己看成是相对值而不是绝对项，必须了解其他国家并向它们学习，不再假定自己拥有根本的优越性，不再认为自己具备了对世界的终极理解能力，不再视自己为文明智慧的聚宝盆。中国将在这场改变中承担重任，部分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以及其文化和视野的特质。另外，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即使发展千年或更久，还会始终认为自己具有普遍性，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认为自己实质上代表着全世界。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很快剥离了西方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使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将会带来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