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臣之职，当奋不顾身。——元·欧阳玄
鲍永（？—42），字君长。上党屯留（今山西长治市屯留县）人。他活动于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曾为绿林军的重要将领。刘秀即皇帝位后，他又成为东汉初期敢于抗击强梁的地方官。
“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这带有几分无奈，更透出几分愉悦欣赏的话，是汉光武帝刘秀常对权戚们说的一句话。这个令皇帝都为之震怵的二鲍，就是“抗直不避强御”的司隶校尉鲍永和他的助手鲍恢。
鲍永是汉哀帝司隶校尉鲍宣之子，生逢动荡之时，立身持正，文韬武略皆冠绝一时。建武十一年（后35年），鲍永被征辟为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司隶校尉。这是位尊权重的雄要之职。晋代的傅咸形容汉代此官的雄要时，不无仰慕地说：“司隶校尉旧号卧虎，诚以举纲而万目理，提领而众毛顺。”因此，司隶校尉是否称职，关系到整个朝廷纲纪的好坏。尤其是光武帝统治时期，虽号称“中兴”，但是，东汉政权是建立在世家豪族的基础上的，刘秀治理天下奉行的是以扶植和保护世家豪族利益的宽容放任的“柔道”。因此，贵戚权贵多横行不法。在此背景下，出任司隶校尉的鲍永不仅要敢于纠举权戚，更要冒着与皇帝以柔理天下的意旨相悖违的危险，真是步履维艰！
就在鲍永出任司隶校尉的这年六月，率军去平定割据蜀地公孙述的中郎将来歙在节节胜利时竟遇刺身亡。他的灵柩送回京师洛阳时，光武帝乘舆缟素，亲自出城临吊，皇帝的叔父赵王良也随同前往，事毕返回洛阳城时出了一点儿麻烦。原来，皇帝的车驾驶过洛阳城的夏城门后，赵王良的车子也随后驶到城门，恰巧迎面而来中郎将张邯的车子已经驶入城门之中。骄横的赵王良不但不避让，反而立刻催促加快车速，要抢道冲过去。但“道迫狭”，容不得两车相错并行，两车正好都挤卡在城门中。这赵王良虽只是藩王，但他的权威却远非一般藩王可比。他与皇帝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叔侄关系。光武帝刘秀幼小丧父，“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循甚笃”，是依叔长大的。为了汉室江山，“良妻及二子皆被害”。因此，赵王良实似上皇，素来“尊戚贵重”，跋扈惯了。在此关头，他岂肯委屈退让？因此立即大声叱喝张邯掉转车头，退出去。又蛮横无理地厉声诘责负责夏城门的门侯岑尊怎敢听任张邯的车子先驶入城门中。跋扈的赵王良根本不将门侯这600石的官放在眼里，为泄怒气，竟当场折辱堂堂朝廷命官，不仅令他当即跪在大道上叩头谢罪，而且令他在车驾前牵着马带路，使前走数十步，直到将赵王良的车驾引出城门方罢休。
如此目无国法的行径真是太令人憎恶了，身负京畿督察重任的鲍永义愤填膺。心中那强烈的、掺杂着憎恶感的愤怒，如同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因此，鲍永根本未考虑种种利害得失，立即上章弹劾赵王良。在列举夏城门事件始末后，他措辞极端严厉地指斥道：“案良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门侯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头都道，奔走马头前。无藩臣之礼，大不敬。”“大不敬”这个罪名在封建社会里是杀头的大罪，虽然汉代尚无赦不原的“十恶”罪名，但“大不敬”的罪名却在后来的《唐律》中堂而皇之地榜上有名，可见此罪名之深重。与“亏礼废节”的“不敬”岂止天壤之别，别小瞧两者间只差一个“大”字，在量刑定罪上有极大差别。“大不敬”依律是当斩的。
因《后汉书》关于鲍永此次弹奏的记载语焉不详，光武帝是否处置赵王良就不得而知。但赵王良既未处斩，也未降官。据其本传，他自建武五年改封赵王，直至十三年未遭贬黜。相反，却是鲍永弹劾他的两年后不知何因被降为赵公，想必光武帝闻奏后只是训斥了赵王良，做了点表面文章而已。鲍永冒着风险弹劾并未使赵王良遭到实质性的损害，但光武帝自此渐疏远赵王良也在情理之中了。鲍永此次竟敢据法纠弹帝叔赵王良，虽未奏效，但“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
鲍永还邀请了扶风人鲍恢出任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为此，光武帝常说：“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可见当时二鲍整饬朝纲，纠正非违风头之劲。
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制度下，集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于皇帝一身，皇帝居于法律之上。如果执法大臣固执己意，违忤圣旨，虽法规赫然在目，亦必遭贬黜。鲍永虽任职六年，最终也没脱逃这无情的定律。建武十五年（39年），刚正直言、屡犯帝讳的大司徒韩歆终因光武帝不能含容被免归田里。而且，“帝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鲍永恳请不要如此也无济于事，歆及子婴竟因此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伏，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但这只是光武帝顾念众怒而做的表面文章，内心深处仍是不能释然。虽追葬了韩歆，却将当初执意劝阻他遣使切责韩歆而忤帝意的鲍永贬为东海相。三年后，鲍永就病死在地方官任上，没能生还京师。
故事感悟
范晔在《鲍永传》末的赞语中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岂苟进之悦，易以情纳；持正之忤，难以理求乎？”实际上，这颇似疑问的话却道出了封建帝王内心的真谛。试想，能够俯从刚直逆耳之言，摒弃谄媚曲附之徒的封建帝王能有几人呢？鲍永仕逢号称“光武中兴”之时，尚且如此，我们只能为那些为法律正义尊严的封建社会执法者的命运长叹一声！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讲，不正是这一辈辈刚正执法大臣的牺牲才维系了专制淫威下法律的一点公正吗？能以身殉志，不也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吗？
史海撷英
赤眉军灭更始政权
赤眉军于天凤五年（18年）在莒（今山东莒县）起事，首领为琅玡人樊崇，以泰山山区一带为根据地，与政府军对抗。几年之间发展到数万人，其中主要由农民组成，大多不识字，因此以口头传令为主。组织包括地位最高的三老，其次有从事、卒史等名称，大多沿用汉朝乡官的名称。
随着赤眉军的发展，地皇三年（22年），王莽派出王匡、廉丹率约10万军队进攻赤眉军，惨遭挫败。赤眉军发展到10万人以上，势力扩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各地。二十三年，更始皇帝刘玄已即位并攻入长安，赤眉军先是愿意降于更始，但双方随即再度开战。二十五年，赤眉军兵分两路，由樊崇和徐宣分别率领，进攻关中，并拥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徐宣任丞相，樊崇因为识字任御史大夫。同时更始军内部产生纷争，将领王匡投奔赤眉军，随即赤眉军攻入长安，杀死刘玄。
文苑拾萃
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它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等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28篇奏上。这是该书的草创时期，著书处所在兰台和仁寿闼。安帝时，刘珍、李尤、刘騊駼等奉命续撰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终于安帝永初时期，书始名《汉记》，写作地点从此徙至南宫东观。此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承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以及地理志。桓帝时，又命边韶、崔寔、朱穆、曹寿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外戚传中增入安思等皇后，儒林传增入崔篆诸人。崔寔又与延笃作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至此，共撰成114篇，始具规模。灵帝时，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等又补作纪、志、传数十篇，下限延伸到灵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