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怡和作出了扩大在中国航运业务的决定，但是，在把企业的资本大量投入这一行业时，它仍然是小心翼翼的。
——（美）刘广京
1846年来到中国的怡和大班波斯富，在攒下巨额财富后，于1864年返回英国。与怡和洋行两位创始人毫无渊源的惠代尔（James Whittall）开始执掌怡和，直至1873年卸任。在惠代尔的10年任期内，西方在华企业的经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怡和而言，作为竞争对手的宝顺洋行，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破产；汇丰银行成立，逐渐取代了怡和在金融方面的优势；沙逊洋行崛起，则将怡和逼出了主要鸦片市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长江沿岸和北方沿海多个城市开放通商。航运带来的商机吸引着在华外商的目光：旗昌洋行棋先一着称雄长江；新秀太古轮船公司则异军突起，实力日益强大。首家中国现代企业——轮船招商局诞生，也在与外资轮船公司的竞争中崛起。
不过，作为中国最大外资企业的怡和，一开始并未在航运领域放开手脚。虽然曾经拥有无与伦比的鸦片飞剪船队，但此时的怡和尚未从鸦片帝国的光环中走出，因而在进军轮船航运业时行动迟缓。不过，一旦怡和意识到轮船航运业的巨大商机及其广阔前景时，便花大气力投身其中，并组建了晚清、民国时代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轮船航运公司，其旗下的公和祥码头公司则成为上海滩最大的码头公司。
01
东西方贸易巨变19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对华贸易发生巨变的时代。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朝与英、法签订的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淡水、汉口等十城市为通商口岸；外人可前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增开天津为商埠，同时赔款和割地（割让九龙司与英国）。
在遭受对外战争打击的同时，清王朝还遭到了无数次国内起义的打击，其中太平天国运动从1851年起持续达14年之久。直到1864年以后，清王朝才得以长舒一口气。随后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开始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自强求富运动，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振兴。清朝近代化的探索，给了怡和等西方在华企业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而运输工具的革命、苏伊士运河通航和欧亚电讯业的出现，更使远东贸易方式和企业发展方向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加深，彻底改变了在华外资企业的发展方向。
飞剪船的辉煌时代因轮船的不断改进而宣告结束。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通过运河的轮船于1870年首次抵达中国，使伦敦到香港和上海的航程，较绕道南非好望角的旧航程大大缩短。便利的交通吸引着更多外国企业参与到对华贸易中来，商品贸易的扩大反过来要求航运能力更加强大。
1871年欧洲与中国间的电讯业开通，迅速改变了中欧之间迟缓的通讯状况。原来伦敦与港沪间信息的传递，通常需时6～8个星期，现在则可朝发夕至。即使在英国本土的商人，也已经能够控制对华贸易的局面，因为他只要发个电报，便能在几个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的订货。这样，订货贸易代替了原先自存自销的贸易，必须等到货物起岸出卖后才能收到货款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
科技的变革导致贸易方式的变化，中国被动地扩大开放和主动开展自强运动，中国经济更深地卷入到了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当东西方贸易方式发生巨变时，西方在华企业的格局相应地发生着深刻变化，怡和的命运也发生着时代之变。
02
怡和鸦片帝国的终结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光天化日之下，鸦片接货船可以“合理合法”、肆无忌惮地停泊于中国已开放的港口城市，并分销于全国各地。
市场的扩大，刺激着各类印度鸦片和中国本上鸦片的供给。虽然中国国产鸦片的供应量日增，竞争力日强，但印度鸦片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并逐步上扬的价格。1861年，印度麻尔洼鸦片以近20年来的最高价——每担840两出售。据记载，这一年怡和洋行单单在厦门的销售总额就达19万两之多。而对怡和来说，厦门只不过是个比较次要的鸦片市场而已。
1860～1864年，波斯富担任怡和大班时，遇上的就是这样一个鸦片畅行的大好时代。怡和洋行投入大量自有资金于鸦片贸易，所得回报自然不菲。在1863～1864年中，怡和洋行的总营业额为1 223万两，其中鸦片销售占了3/5，达到732万两。
然而，惠代尔接替波斯富担任怡和大班后，中国鸦片市场虽然繁荣依旧，但是曾经长期保证怡和生意兴隆的鸦片基础开始动摇，并最终瓦解，怡和被另一个在鸦片贸易中更强大的竞争者——沙逊洋行击败而转移主要经营方向。
英籍犹太商人沙逊家族在东方经营的沙逊洋行和新沙逊洋行，曾经在孟买、香港和上海风光一时。1832年，当渣甸和马地臣在广州成立渣甸·马地臣行时，从祖居的巴格达迁至印度的大卫·沙逊（David Sassoon）在孟买创办了沙逊洋行。很早就对鸦片贸易感兴趣的沙逊家族，曾以贷款给印度各邦鸦片种植者的方式经营鸦片业务。至少从1834年起，沙逊洋行便以自有资金将鸦片运往广州。香港殖民地粗具规模后，沙逊洋行又把阵地扩大至香港。与苏格兰籍洋行大班相比，英语说得不太地道、出身于东方的沙逊家族，一开始并没有被香港上流社会所接受，也没有被那些苏格兰籍洋行大班看在眼里。不过，大卫·沙逊及其儿子们生活虽然低调，鸦片生意却在迅速壮大。
怡和与宝顺洋行仰赖其无与匹敌的飞剪船队，在早期的对华鸦片贸易中强大无比。他们在沿海一带形成的价格联盟，一直左右着鸦片市场的交易价格。
不过，19世纪50年代大英轮船公司大英轮船公司（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也称大英火轮船公司），因其在香港的分公司周围有一铁制走廊，故又称“铁行轮船公司”（铁行火轮船公司）。把航线扩展至中国沿岸后，怡和与宝顺洋行的优势遭到削弱；1860年后，轮船逐渐取代帆船，飞剪船队称霸海上的鸦片时代一去不复返。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变，鸦片贸易合法化时代的到来，鸦片贸易竞争的重心开始从交通工具和销售方转向鸦片生产地。这意味着需要将更多精力集中到印度的罂粟田里，而非中国的鸦片窟中。印度的鸦片价格和成本成为鸦片商人能否继续成功的关键。
沙逊洋行正是在印度鸦片产地有着比较优势的鸦片经销商。与怡和相比，总行设在孟买的沙逊洋行不仅更靠近印度鸦片产地，而且与购销罂粟的印度商贩们建立了直接的密切联系。对于那些愿意正常交货的收购商，沙逊洋行可以给到高达成本3/4的预付货款。不仅如此，沙逊还通过有经验的代理商赴鸦片产区预购尚未收割的罂粟。
怡和洋行以往经营鸦片的成功，一是对中国销售市场的熟悉和了解，二是有着一支优于其他洋行的船队和灵通的市场信息。在印度鸦片货源方面，1840年以后的20多年里，怡和拥有数量众多的鸦片供货商，包括关系密切的孟买吉吉皮行和雷明顿行、加尔各答的渣甸·斯金纳行。
不过，这些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大型供货商，并不关注罂粟种植本身，不从种植鸦片的农民或贩子手中直接收购或预先订购。当怡和洋行有效掌控着销往中国沿海的通路时，这套体系的运作尚称顺畅，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形势已开始发生变化。
如果说怡和此时在鸦片经营上还有优势的话，那就是它的“一条龙”服务，以及在汇兑方面还具有一定优势，即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拍卖市场中，以卢比对银元的有利比价预付货款，在中国境内销售则回笼银元。与此同时，怡和船队运送鸦片的费用较低，自己经营的保险公司承保也可节省费用。然而，这些优势在沙逊的强大攻势下开始失去竞争力。
事实上，还在波斯富就任大班之时，怡和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沙逊的竞争压力，1863年，怡和曾写信给加尔各答的渣甸·斯金纳行：鸦片价格持续飙升，密切注意沙逊及一些可疑者显得格外重要，他们的活动已严重扰乱了此地的价格。而鸦片价格持续飙升的原因是：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逊在加尔各答的代理商高价收购鸦片，然后在中国囤积，抬高售价。
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其在孟买的沙逊洋行总部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Albert Sassoon）接掌，次子伊利亚斯·沙逊（Elias DSassoon）负责洋行在上海方面的业务，在鸦片贸易中风头日盛。
掌控了鸦片收购价，也就掌握了鸦片贸易主动权。1871年年初，沙逊洋行被公认为印度和中国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人，是各类鸦片总数70％的拥有者和控制者，可以轻易压价低售，把对手逼出市场。这时，在印度与怡和往来颇具规模的鸦片商，已从150多家萎缩至只剩孟买的吉吉皮行一家。
怡和曾打算放手一搏。在与吉吉皮行来往的一些信件中，怡和曾建议吉吉皮行在鸦片产区——而不是在孟买采购。同时，鼓励组织类似沙逊的鸦片辛迪加与之抗衡。然而，吉吉皮行并未成功。
1872年11月，与怡和有着数十年商贸往来的吉吉皮行倒闭，意味着怡和大规模经营鸦片的时代结束。也就在同一年，沙逊洋行的伊利亚斯自立门户，新沙逊洋行在上海宣告成立。
在惠代尔卸去怡和大班职位的1873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印度，怡和都已不再是一家重要的鸦片洋行。
03
败退后的转型在逐渐失去鸦片市场份额的这段岁月，怡和逐步将重心转向了贸易商品代理，以及航运、码头、金融和保险等业务方面，成功地推动和实现了怡和鸦片帝国的转型。
19世纪60年代，大型外资洋行开始演变成管理性机构，对与贸易相关的航运、保险、开放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及银行业的关注，已远远超过对货物买卖本身的关心。怡和在鸦片领域败退时重心的转移，正反映了西方在华企业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的新动向。
虽然怡和洋行从创办时起，就经营着航运、保险和汇兑业务，但这些只是鸦片贸易的附属业务而已。此时，这些行业开始逐渐获得独立或享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怡和上海分行经理约翰逊（FB Johnson）提出，考虑到对华贸易的利润日趋下降，怡和应考虑是否一定要将大量资金继续投资在从中国装运茶叶、生丝等类商品的出口上。他认为，对华贸易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远洋轮船、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电报等新的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变。这样一来，本身只有很少资本的经纪行，就可以在上海通过电报来往，承接英国国内买主的订货；至于资金筹集事宜，更易从香港和上海等地经营的银行获得解决。就商品贸易而言，怡和最好还是恢复到由来已久的代理行原则上去。
1872年7月，约翰逊写信给香港的怡和大班惠代尔：“如果我们自己经营货物并承担很大风险而一般只获利4%～5%时，那还不如经营不冒任何风险就能获利25%～3%的业务。我认为，合理的发展是，佣金会逐渐成为我们可靠的收入来源，过去那种完全独资运作的情形将逐渐消失。”
同时，一直关注中国航运业发展的约翰逊极力建议惠代尔：在削减直接经营商品贸易的同时，怡和应毫不犹豫地将资金转移到航运业务上去，比如贷款9万两给北清轮船公司。在1872年8月的一封信中，约翰逊向惠代尔写道：“我建议你赎回北清轮船公司的轮船抵押契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确定我们对其控制。同时，我也估计过这项抵押品的价位足以抵偿债款，利率也是有利的，以及这种贷款会带来佣金的业务性质。关于这一点，希望你今后要将其作为我们业务的正常发展方向来对待，尤其是在目前没有资本他人照样能在土产和洋货上和我们竞争的时候。”
正如旗昌洋行的F·B·福士于同一时间写给其巴黎客户的一封信中所说：“当这种过渡时期结束后，大部分资金雄厚和信誉卓著的大商行，无疑将会从经营土产品贸易转向工业和金融业，并且会成为私营银行。它们中最幸运的是那些和我们一样经营航运和保险业务的商行，值得注意的是，怡和、琼记和另外一些洋行，全都在为发展这方面的业务而奋斗。”
在怡和、旗昌和宝顺3家最著名的洋行各自转型过程中，怡和面对长江航运开放所带来的商机，一开始并未能放开手脚；旗昌洋行则抓住机会，在排除各种阻力后率先组建远东规模最大的轮船股份公司，迅速取得了长江航运的统治地位；宝顺洋行虽然是英国洋行中最早闯入长江航线者，但在转型过程中饱受金融危机打击而最终破产。
04
疯狂角逐：长江争夺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口岸城市的开放，新的广阔的航运和贸易前景展现在洋行面前，从而激起了它们在这条河流上展开航运的疯狂角逐。
旗昌称霸
长江航运的巨大商机及其广阔前景，首先是由美国商人的锐利眼睛捕捉到的。19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美国商人已经把股份公司的原则运用到了这项事业中。为取得足够资金，从一开始便依靠了中国的买办商人——他们既是公司股票的持有者，又是货运掮客。同时，凭借良好的经营管理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美国人成功建立起东亚最大的商业船队。
1861年年初，美国琼记洋行的“火箭号”轮船开进长江，据认为这是第一艘在长江上展开经营的外商轮船。随后，琼记将其在珠江上航行的“江龙号”也开进了长江。1862年，琼记提出了筹资80万两白银开办轮船公司的计划，不过因未能筹足资本而搁置。
获得成功的是美国的旗昌洋行。与怡和洋行的高层常常是“领事商人”不同，旗昌洋行的许多成员是“商人领事”，即担任美国驻中国各口岸城市的领事。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广州、宁波、上海的第一任美国领事均出自旗昌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