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1851～1872年间，从香港运往美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的华工苦力达32万人之多。苦力贸易与鸦片贸易一样，通过《天津条约》同时获得合法化。继19世纪四五十年代华工赴旧金山淘金掀起第一次高潮后，1863～1869年美国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掀起华工赴美第二次高潮，仅1868年美国入境华工即达10万人。在这些华工出洋的过程中，巨额利润刺激着船东们添置新船，推动了香港轮船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苦力贸易的兴盛，促进了香港对外贸易和金融业的发展。譬如，旧金山的物价随着源源而来的华工增多而暴涨，当地华工的大米、糖、布匹、咸鱼、虾干、冬菇等生活品均仰赖香港供应。而这些华工需要将其辛苦节省下的血汗钱汇回家乡以济家用，这些汇款多通过香港的钱庄转送回乡，从而造就了香港金融业的发展。
香港一扫五口通商所带来的阴霾。在日后的很多时间段里，香港也总是一次次被危机所逼迫，并一次次走出危机。
05
广州的低迷与上海的崛起1843年下半年，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先后签订，除广州之外，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渣甸、马地臣等英国商人梦寐以求的“五口通商”终于成真。
五口通商给香港带来巨大冲击，然而，受冲击最大的，则是垄断对外贸易多年的广州。不仅作为唯一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被打破，而且通行多年的公行制度被取消，大批广东行商、买办、通译流向新的通商城市。此外，与英国人“入城”、“反入城”之争，成为此后许多年广州对外关系的主题。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并不发达的县治所在地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后，在五大通商城市中脱颖而出，并在19世纪50年代初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
在与英国人的交往中，广州有着不屈服的历史。律劳卑的狼狈而回，三元里民众的奋起，都是人们记忆历久弥新的例子。在英国人的眼里，广州是个桀骜不驯的城市。
1843年，广州开始进入条约口岸阶段。外国商人继续住在原来的商馆里。让他们不满的是，已经打了胜仗，条约也签订了，居住条件却改善不大，与上海的外国人居住环境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对此，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写道：在上海的外国人，数目虽然还不到100人，却得到180英亩的面积以供居住，后来更扩展到470英亩，这还只是英国居留地，法国和美国的居留地尚未计算在内；在广州的外国人数目多了3倍以上，却被限制在大约21英亩的一个区域里，其中约有17英亩到末了都已经盖满了房屋，另外所给过的唯一方便，就是在现有的十三行之外加建了3所新商行。
广州的外国人在居住方面的确没有得到更多有形的特权。但他们依然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到特定的地方去游乐。不过，英国人的傲慢和无视中国法律，常常引来广州人的敌意，因而双方之间总也免不了石头和拳脚相向，最后发展成为枪炮相见的“入城”与“反入城”战争。
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不同，在上海的外国人明显感觉到生活要惬意得多。当地政府官员不似广州那样“制造麻烦”，这里不存在“入城”、“反入城”的问题，英国的租界建立在上海城墙与河流之间的城郊，即现在的外滩一带。在上海租界，有足够大的空间供这帮外国商人工作和游乐。没有像广州商馆那样的限制，受狭窄生活空间的束缚——游历的范围可以是一天内往返的路程。
除了生活环境有所改善外，这里还具备了创造财富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诸要素。上海地处万里长江入海口和中国海岸中间站之两条贸易航道的交汇处，既是海上航运的枢纽，从广州、天津和日本海路往返方便；也是长江流域的龙头，以及有着肥沃富饶的长江三角洲腹地。开放通商后，大批原先在广州的外商开始涌向上海，大批广东买办、通译等也流入上海。
19世纪50年代初期，贸易重心由广州北移上海愈加引人注目，县府所在地的上海的对外贸易量已超越省府所在地的广州，崛起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中心。1851年，上海的出口在整个中国的出口比重达1/3。在其后几年中，上海的出口逐渐占到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
而对于广州来说，不再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更无法垄断对外贸易，而且众多的商人和资金转移到了上海或香港。与此同时，福建、浙江、安徽的茶，江苏的丝均就近改经较短的路线运到了上海，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运往广州。随后爆发的席卷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太平天国运动，大量的富商和资金流向上海租界及英国殖民地香港，而广州则在这次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农民运动中大受影响。
就清朝的对外贸易体制而言，从“一口贸易”到多口通商，从“公行制度”到“自由贸易”，从“以我为主”的广州贸易体制到开放主导权丧失的上海外贸体制的转变，在一系列动荡不安中，广州快速地被上海所超越。
06
香港：新鸦片集散中心（一）香港作为鸦片贸易中心的地位，在鸦片战争期间已经奠定。当炮火在广州和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燃烧时，装运鸦片的船只并没有停止进出香港。
战争结束后，虽然鸦片依然是非法的违禁品，但在香港一路畅通。清政府的文告无法发挥作用，港英政府所发文告也只是给英国国内的一些反对者做做样子而已，同时借以缓和一下对清朝的外交关系。
1843年4月13日，璞鼎查在给两广总督祁的照会中，称对取缔走私表示合作。4月21日，马地臣在一封寄往伦敦的信中写道：璞鼎查“发布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反对（鸦片）走私的文告，不过我认为那……只是说给英国的‘圣徒’们听的。亨利爵士（璞鼎查）从未打算照公告办事，而且毫无疑问私下把它看做是个大笑话。无论如何，他允许把洋药（鸦片）运到岸上，并存放在香港。”
一般而言，怡和载满鸦片的飞剪船，飞驰在中国东南沿海，通常将鸦片运送到停泊在五个通商口岸附近水面的趸船上，而不是直接运送到口岸城市之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正是“尊重”香港总督所颁布的禁止走私的公告。
而港英政府禁止鸦片走私的实际情形，则从执行政策的英国海军舰长贺布（Hope）被撤换一事可见一斑。1843年4月，贺布发现怡和的“雌狐号”帆船出现在当时尚未正式开放贸易的上海口外，贺布认为船上载有鸦片曾试图拦截。当拦截未果后，贺布把其他4艘英国商船逐出了长江口。对此，香港英商一片哗然，反对这种未经授权就干涉鸦片运输的行为。璞鼎查也斥责贺布这种死板执行政策的举动。贺布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结果一个多月后他被调离香港。
贺布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正如布雷克所说：不管法律条文如何规定，海军若只知按字面执行港督命令而不知变通，就太没脑筋了。严格执法缉拿鸦片走私，绝非青云发达之路。罗伯·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北京，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129～130页。同时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244～245页。此后，英国海军对鸦片贸易所采取的态度，自然是“视而不见”。
对此，怡和洋行也进行了反思。刚经过补选成为英国国会议员的马地臣致信怡和船队指挥官麦克明尼（McMinnies），要求船队不得夸耀对海军的“胜利”，更不要对此事大肆渲染。同时，“要尽力讨好清朝官吏，如果他们要求我们从一个停泊处开到另一个停泊处，我们就要照办，并且不要太靠近他们的城市。鸦片贸易现在在英国很不得人心，因此得保持沉默，尽量避人耳目，为此目的，不论怎样小心都不为过分”。《中国沿海书信集》22/4/43，怡和洋行档案。参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245页。
1843年，怡和洋行的5艘飞剪船往返于香港和印度之间，另6艘来往于中国沿海的鸦片趸船停泊处——广州的黄埔、厦门外的六岛、宁波外的舟山、上海口外的吴淞、福建泉州及闽粤交界处的南澳，满载鸦片，一片繁忙景象。
当香港战时经济的繁荣消退而转入萧条时，鸦片贸易依旧红火，成为对华鸦片贸易的转运中心和走私基地。1844年，第二任港督德庇时上任时发现，几乎所有在港商行都参与了鸦片贸易。
1845年，港英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显示，鸦片已经成为其出口的主要货物。同年，71艘走私鸦片的飞剪船中，怡和洋行占到19艘，它的竞争对手——颠地洋行也达13艘。
在五个口岸城市实现通商而苦力贸易尚未兴起的几年间，鸦片成了香港经济的支柱。1847年，香港2261万英镑的出口总值，鸦片占到1956万英镑。这时从印度运来的鸦片，约有3/4储藏在香港，然后由装备精良的飞剪船，从这里运向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对怡和而言，如果说鸦片飞剪船此时正进入到它的全盛时期，那么鸦片趸船在香港则开始日薄西山。鸦片存放在岸上的仓库里，无疑要比存放在趸船之上安全、节省。因此，趸船在香港的使用大大减少，岸上的仓库成了“不沉的鸦片趸船”。
香港作为鸦片贸易中心，不仅为早年的香港起死回生“贡献”了力量，也让作为垄断性鸦片经销商的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迅速壮大。拥有精良装备的船队，操控着鸦片垄断价格，怡和洋行与颠地洋行维持着香港鸦片贸易“双雄”的角色长达十余年。直到1853年大英轮船公司来往港沪间的鸦片运输轮船增多，怡和与颠地的垄断地位才逐渐被打破。再过数年，清政府在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明确鸦片合法化，新的竞争对手逐渐崛起，鸦片贸易才呈现出另一种新格局。
显然，鸦片贸易的获益者不只是港英政府及在港鸦片商人，事实上，印度政府从鸦片贸易中获取的收益更为庞大。英国议会事后汇编而成的有关对华鸦片贸易文件显示，1840～1841年印度从输华鸦片获取纯收益8742万英镑，1857～1858年达到59183万英镑，1859～1860年为51697万英镑：鸦片收入在印度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也由当初的5%左右而扩大到14％左右，增长不可谓不迅速。余绳武、刘存宽：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北京，1997，262页。
英国政府的茶叶进口关税占比也大致相仿，而提供茶叶进口财源的正是鸦片贸易。显而易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英、印三角关系依然延续着鸦片战争前的格局，即“印度鸦片输入中国，中国茶叶输给英国，英国统治印度”。谭中：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1771～1840），载：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06页。
07
上海：新鸦片集散中心（二）对于怡和等英国商行而言，当年期望占有的舟山虽然没有被割让，但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的开放，已经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了。作为中国最北的开放城市，上海显然是新开放城市中最重要、最有潜力的一个。怡和洋行与其他商行一样，在上海开埠后，快速地在上海成立了分行。
1843年11月17日，上海依照《南京条约》正式开放通商，巴富尔出任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到这年年底，7艘英国轮船先后抵达上海，其中吨位最大的，正是怡和洋行的“斯图亚特号”（423吨）。而在登记的25名英国人中，上海怡和洋行的首任经理达拉斯名列其中。
1845年7月成为怡和洋行合伙人的达拉斯（AGDallas），达拉斯1851年回国，怡和上海大班职位由央马地臣妻子的亲戚波斯富（Alexander Perceval）接替。由马地臣家族任命，是怡和早期合伙人中少数与渣甸与马地臣两位创始人没有血缘关系的，可见他必有过人之处。达拉斯不仅在怡和洋行中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也在上海侨民社会中有着相当的地位。上海租界内靠近英国领事馆的一号租地，由怡和洋行购得。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等五口通商刚开放时，英国国内的商人一想到要和数亿人口的清朝展开贸易，是满怀欣喜和激动的。在乐观情绪支配下，他们充满期待地把钢琴乃至吃西餐用的刀叉大批运往中国：只要每人用一套餐具，每个家庭买一架钢琴，市场就会多么庞大。至于棉纺织品，只消每个中国人每年用一顶棉织睡帽，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应不上了。
然而，这些商人无视于中国绝大多数人生活在贫穷之中，也无知于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
结果是，开埠头几年运到中国的商品，很快便堆积如山。钢琴、餐具、棉睡帽的市场从未显现：英国舍菲尔德一家知名商行运到中国的刀叉，卖价还抵不上运费；伦敦一家商行运来的钢琴的命运也相似，无人问津；棉睡帽则非但不是每人一顶，而是几乎一顶也未卖出。
这些英国商人还忽视了另一种渣甸、马地臣等在中国经营已久的商品——鸦片，正如1847年的一份英国下议院的调查报告所认为：“妨碍这种贸易发展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来支付其他商品。”
就此而言，上海开埠后，怡和洋行赢得了先机。它在上海的一个核心收入，正是拥有绝对实力的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