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昌洋行的亨特事后回想起当时在广州从事鸦片代理生意时，感到那的确是段幸福时光。他说：“我们不顾地方当局的命令，也不顾北京来的（命令），而且确实相信就‘鸦片贸易’而论，我们将永远不受惩罚。”
然而，这次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禁烟却是真刀真枪。经过一周的缜密调查，林则徐开始密集行动起来。以下林则徐的禁烟行动以亨特1882年出版的《广州“番鬼”录》为基础，并参考其他史料。
3月18日，林则徐传谕行商，斥责他们包庇鸦片贸易，声言如果不立即停止鸦片贸易，将拿他们问斩。
同一天，林则徐向在广州的外商发布谕令：3天之内，呈缴所有鸦片，并签具永不夹带鸦片的甘结；一旦违反，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19日，马地臣、颠地等人在公所与行商会面，行商传达钦差大人的口头命令，强调如不执行命令，后果将很严重。
21日晚，外商没有理会3天的期限，最后各家行号只认缴1 034箱。其中，伍浩官让旗昌洋行多交150箱，钱则由浩官出。
不过，这点鸦片被林则徐断然拒绝。办事不力的伍浩官与卢茂官被戴上枷锁。林则徐同时下令截断与黄埔的船运交通，商馆附近和河面上布满士兵。
22日，鉴于渣甸已经离开广州，颠地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鸦片“夷目”。林则徐下令召颠地进城。
23日星期六，在英商一番讨价还价后，林则徐同意颠地在周一（25日）上午十时前往面见林则徐。
从3月17日至23日一周的以上安排，可见林则徐所下决心之大。
此后，义律到达澳门，林则徐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
24日下午，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他立即承担起英商的保护者角色。他不许颠地次日进城，声称绝不容许颠地成为在华英商的“替罪羊”，他将以官方身份保护颠地。
晚上，商馆的数百名各种服役人员——从买办到厨师全部撤离。同时，在商馆后面的街道和前面的广场上满布清兵，禁止外商随便进出。除非外商交出鸦片，签具甘结，否则将持续封锁商馆。
这个所谓的“包围”商馆事件，在该年底曾被身在伦敦的渣甸，在国会辩论时作为借口刻意渲染，被描绘成暗无天日的囚牢。事实上，怡和档案显示，这些外商住在林钦差封锁下的夷馆里生活得相当不错。马地臣储藏了大量的酪肉和面粉，他们喝着库藏丰富的红、白酒。行商已说服钦差大臣将士兵撤走，由行商们的仆役看守各商馆大门，他们将新鲜的蔬菜等必需品在夜里偷偷运入夷馆，一名帕西商人则将其印度厨师借给了马地臣。
在外商被困期间，真正如热锅上的蚂蚁的，是十三行的行商。正如亨特所说：“在我们被禁锢在商馆里的6个星期里，他们（行商）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并经常在前所未闻的压力下，尽可能去请求‘地方当局’以缓和我们的困境。所有这种做法，对他们都是极其危险的。”
义律对此事件的应对之策是：各英商将鸦片呈缴，英国政府保证全价发还。虽然马地臣平时对义律的评价都是贬损之词，这次他则认为义律的命令是“一个宽大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措施”。他在写信给伦敦的渣甸和斯密斯时说，中国人已经陷入直接对英王负责的圈套之中。因为这些鸦片已经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财产。
马地臣借此可照英国政府所担保的价格将鸦片脱手，免去了将存货留在手中的麻烦。而且由于大量鸦片被销毁，接下来的鸦片价格将会上涨。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政府这时已直接卷进了旋涡。
5月21日，外商缴齐20 283箱鸦片。在所有外国商行中，渣甸·马地臣行交出的鸦片最多，达到7 000箱，其次是颠地洋行和旗昌洋行。
不过，由于有赔偿保证，马地臣们对交出鸦片并不感到可惜，相反心怀欢喜。马地臣庆幸自己“几乎要将鸦片船开走以脱离看似危险之地，但幸运的是没有开走”，否则将会置鸦片于英国政府的保护范围之外了。
6月3日，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开始。经过23天不间断的努力，2万多箱鸦片全部销毁。到此时为止，林则徐禁烟在道义和法律上，以及在实际行动上初战告捷。
05
为战争奔走呼号的渣甸当道光皇帝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没收不法英商的鸦片并严惩本地交易者时，鸦片贸易的末日似乎已经来临。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印度-中国三角贸易关系中，罪恶的鸦片正是维持这个三角链条运转的关键。因此，当中国一禁烟，鸦片的来源地印度、销售工业品到印度的英国，便炸开了锅。
中国禁烟，首先使印度财政受到严重影响。1839年1月，加尔各答出售的鸦片每箱超过800卢比；2月，每箱价格约700卢比；4月，当林则徐广州禁烟的消息传到加尔各答后，每箱鸦片的价格暴跌至400卢比以下。
对印度英籍鸦片商来说，中国的禁烟让他们直接受到打击。他们一方面请求印度政府推迟拍卖当年新产鸦片，使他们能将存货卖出；另一方面向英国各大城市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以及利益相关的公司发出呼吁书，要求他们“联合大不列颠所有的商界势力，以最强有力的方式要求政府，利用这次机会，采取适当手段，一劳永逸地把我们对中国的商务关系安置在稳固而荣誉的基础之上”。同时，他们向英国政府发出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尽快采取行动，迫使中国政府赔偿由于禁烟而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6月1日的《孟买英籍商人和居民上枢密院请愿书》中这样写道：“鸦片贸易是在不列颠政府和国会明令核准与授权的条件下，由印度政府鼓励和推动起来的……事实证明鸦片贸易乃印度政府的一项收入来源，在过去20年中，每年这项收入从50万镑增加到近年的200万镑。从帝国观点来看，印度收入的茂盛，其重要性并不下于祖国更直接的财源，因为自从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专利权废止以来，主要的正是由于有鸦片贸易的缘故，东印度公司才能够经常地每年从印度收进大量的款项并以如此有利的条件汇到英国去作为‘国内开支’之用。也正因为同一理由，所以英籍商人才能够顺利地采购大量的茶叶输入到英国去，而进口茶叶却又每年给不列颠政府获取非常重要的茶税收入。”
6月3日的《孟买商会致大不列颠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书》中写道：“鸦片贸易的突然摧残，其结果使不列颠在华财产遭受巨大牺牲。除这项牺牲外目前印度所存鸦片几乎毫无价值可言，这项损失也是巨大的……不列颠政府至今一直没有勇气去坚持，把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商务关系置于前所未有的更安全、更稳固、更合乎不列颠荣誉的基础之上。”
9月初，渣甸抵达伦敦。已经得知林则徐虎门销烟行动的渣甸决心去见巴麦尊。9月27日，在斯密斯安排下渣甸见到了巴麦尊。
为使巴麦尊“对于对手国家有个清楚的观念”，渣甸随身带来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地图、表册。他们讨论了对中国沿海实行军事封锁的问题，并讨论了“失败的可能性”。此外，“舰艇的只数、陆军的人数、必要的运输船只等等，也全部讨论到了”。
当渣甸在英国积极活动时，那些亲历了林则徐禁烟的广州英国鸦片商，更是急切地希望英国政府尽快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他们组成了包括马地臣的侄子央马地臣、胡夏米在内的代表团返英游说。10月，代表团抵达伦敦，与渣甸会合。马地臣在写给渣甸的信中说，要努力说动英国的主要报纸，聘请最好的法律顾问来鼓动对中国的禁烟运动进行干涉。10月26日，渣甸回复马地臣的信中写道，关于要求赔偿鸦片损失的问题，“《泰晤士报》正在为鼓动我们的事儿铺路”。
12月中旬，巴麦尊决定派兵要求赔偿，并要求渣甸提出一份行动方案。12月19日，渣甸写信给马地臣：“我的建议是派遣海军包围长城以南到天白的中国沿海，或者说北纬40度至20度；军力应包括专跑该航线的两艘商船、两艘战舰及两艘适于内河航行的平底轮船，并有足够的运输船……以运送六七千名士兵。军队应直逼北京，然后当面要求皇帝为对英国的羞辱道歉……偿还被销毁的鸦片、签订平等商约，以及开放北方各港自由贸易……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如果可能的话，还有胶州。”罗伯·布雷克著，张青译：怡和洋行，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台北，2001，98页。
义律在广州以“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要求英商向林则徐交出鸦片，这就意味着英国政府要补偿这些损失。而对英国政府来说，当然不可能让本国纳税人为远方的鸦片商们偿付。面对鸦片商们要求赔偿损失的压力，英国政府决定让中国政府来支付这笔费用。
1840年2月6日，渣甸与巴麦尊再度会面，讨论出兵及赔偿细节。20日，巴麦尊下达了向中国派出远征军的训令，从印度派遣军队前往中国。
06
鸦片战争爆发在虎门销烟过后，鸦片的价格大幅上涨。马地臣带着他的侄子央马地臣和渣甸的侄子安德鲁·渣甸主动出击，迅速扭转了渣甸·马地臣行近两年来因禁烟而导致的糟糕局面。统计显示，渣甸·马地臣行成立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1832～1833）净利为309万英镑，而在禁烟高峰期的1837～1838年、1838～1839年分别跌至63万和53万英镑。1839～1840年，又立即攀升至235万英镑。
而对英国政府来说，其对华政策是拒绝让英国的鸦片商们服从清朝的司法管辖。义律更是在撤出广州商馆前，就曾把林则徐拟好的要求外商签具永不夹带鸦片的甘结式样撕了个粉碎：“我立刻把它撕碎了，并叫他们告诉他们的长官，要命现成，再拿具结的事情来纠缠我和他们自己，实是徒然的。”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一卷，258页。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滋事，不仅殃及妇女、儿童，而且殴伤村民林维喜，致使林维喜第二天死去。这一事件迅速激化了林则徐和义律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8月2日，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断然拒绝。
义律拒不交人，英商又拒签甘结，且继续从事鸦片贸易，林则徐于是开始对居住澳门的英商采取行动，同时发布两项公告：一是断绝居澳英商食物供应，一是所有为英商服务的买办、仆役等必须撤离，违者即刻拿办。
澳门的葡萄牙总管也通知英商，无法保证其安全。
8月26日，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英国人全部离澳，退至香港。
英商离开广州后，已经签具甘结的美国商人大发其财。一些不打算进行鸦片贸易的英船，对义律拒绝批准英商出具一般性的甘结感到不满。英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和“皇家萨克逊号”（Royal Saxon）两船船长违抗义律的命令签具了甘结，《澳门月报》（1839年10月号）刊登的两船主甘结样式如下：
具甘结夷人乃船之船主，今到天朝大宪台前具结：远商之船带货物来广东贸易，远商同船上之伙长水手，俱禀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察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即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远商之船货亦皆充公。但若查验无鸦片在远商之船，即求大宪恩准远商之船进黄埔，如常贸易。如此良歹分明，远商甘愿诚服大宪。此结是实。
天朝道光年月日船主同伙人
船名雇用人被林则徐准许经营贸易。
11月3日，“皇家萨克逊号”驶往广州通商，当驶至虎门时，英国兵船“窝拉疑号”（Volage）对着这艘商船的头部发射了一枚炮弹。水师提督关天培为保护“皇家萨克逊号”而进行干预。这时，义律就在“窝拉疑号”上，兵船炮口立即转向了中国水师的船只，在这场发生在穿鼻洋的战役中，清朝4艘水师船被击毁。
12月6日，中英两国之间贸易中断。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宣布广州封港，“永远”断绝英船、英货或英国船货的进口。
一个多月（2月20日）后，在伦敦，巴麦尊已经在调兵遣将开赴中国沿海。对此，远在广州的林则徐一无所知。事实上，英国的民众也被蒙在鼓里。英国国会直到4月7日才在反对党领袖皮尔（Robert Peel）的要求下举行辩论，皮尔已决定对政府发动不信任投票。
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采取支持和鼓励政策，保守党执政时亦然，因此保守党并没有占据什么道德高地。
在为期3天的英国国会辩论中，并没有就问题的核心展开，而是夹杂着党派之间的相互攻击。倒是年轻的保守党议员格莱斯顿（William EGladstone）在辩论中的一番话振聋发聩：“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上卷，212～213页。
国会最后表决的结果，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因赞成票少于反对票而被否决。
1840年6月，义律的堂兄、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作为远征军总司令到达广州海面。这时在中国海面的英国兵力有：16艘战舰、载炮450门，4艘武装轮船，1艘运兵舰，27艘运输舰，4 000名各兵种陆军。
懿律和义律被任命为英王陛下的正副委员和全权公使。英国政府给予他们的训令是：要求清政府就“屈辱和损害”作出全面赔偿，割让一个或数个岛屿，废除公行制度及还清公行商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