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师爷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刚才您说了这几位圣人的相同之处，那么，他们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却也有高下之分的。孔子有三个好学生：宰我、子贡和有若，这三人的智慧是足以了解他们的老师的，他们对孔子的评价非常之高。嗯，即便他们有点儿吹牛，但肯定八九不离十。宰我说：‘根据我对老师的了解，咱们老师可比尧、舜还强得多呢！’子贡说：‘从一个国家的礼仪可以了解它的政治，从一个国家的音乐可以了解它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怎么来了解孔子呢？呵呵，即便在百世之后，孔子的光辉形象也不会有一点儿暗淡的，百世以来的君王谁也不会背离孔子的学说。咱们老师孔子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牛人啊！’有若说的是：‘难道只有在人类之间才存在高下之分吗？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丘，河海之于水沟，不都是同一类的事物吗？这正如圣人也是人，和我们普通人也属于同类，但圣人高出他的同类，而孔子又高出于众位圣人之上，如果想在古代或者今世找出一位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来，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也许孟子和宰我等等各位说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但他们这样的话却为中国历史开创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大吹祖师爷。
这类语言我们在今天依然常见，当某人出于不得已的谦虚而不好意思吹嘘自己的时候，往往通过吹捧自己的师父或者祖师爷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当一个学说已经形成流派的时候，祖师爷的意义往往变得异常重要。
《尚书》错了还是《孟子》错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打着仁义的幌子，靠着武力的底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霸的，要称霸，一定要有很强的国力。靠的是道德的底子，走的是仁义的路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王的，要称王，倒不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商汤王起家的时候，不过才小小七十里方圆的地盘；周文王起家的时候，地盘也不过方圆百里。以力服人的，别人不会心服，表面上服了你，那是因为胳膊没你粗；以德服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又来一个成语），就像孔门七十弟子对孔子的心悦诚服一样。《诗经》上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老师这一套“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翻来覆去地说，到现在也不知说了第几遍了。我们听得烦，有些古人听得也烦，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宗师顾亭林就出来挑过刺儿：“孟子的论据恐怕不太扎实呀！周人当年从王季伐诸戎开始，地盘越滚越大，到周文王接班的时候，地盘更像气球一般吹起来了，河套以西全是他们的。相比之下，商纣王的直辖地无非是河南殷墟那么一点点，支持他的势力也无非是那些东方诸侯。周武王的势力比老爸周文王还大，要想灭掉商朝根本就没什么难的。”
顾亭林不愧是一代宗师，这段质疑，可谓釜底抽薪：既然论据站不住脚了，那论点也就犯不着去驳了。
但是，顾亭林到这里还不算完，他接着质疑孟子所谓的“以力服人”和“王不待大”。顾先生说：“难道周文王他老人家当年就没有过以力服人的嫌疑吗？”
看看顾亭林的险恶用心，居然胆敢质疑圣人？！周文王可是儒家政治标榜的圣王啊！
顾亭林身当明清易代之际，明帝国的正统顾不上去管他，清政权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顾亭林可不是随便说说，他是带着有力证据的，“《尚书》里有过记载，说是周武王结束了牧野之战，定鼎中原，各个诸侯国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赶来京城向他朝拜。周武王对大家作了一番重要讲话，其中说到老爸周文王的时候，有‘大邦畏其力’这样的话。嘿嘿，这可是儒家重要经典《尚书》里记载的话哟。”
顾亭林引用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全句是“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意思是说周文王当权的时候，大诸侯国畏惧他的“力”，小诸侯国感念他的“德”，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孟子在这里指出的那样，“力”和“德”是截然对立的，周文王不是完全用“德”而不用“力”，而且，畏惧于周文王的“力”的还都是那些大型诸侯国，这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力”有多么强大了。
顾亭林这一质疑，可让一些儒家学者很不高兴了：不对，顾亭林一定说错了！
来，捋胳膊，挽袖子，拿砖头拍死顾亭林！
可是，大家伙儿真到拍砖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这砖头还真不容易拍。为什么呢？
如果顾亭林是依据法家典籍、道家典籍，乃至考古证据来作的论证，那都没什么好犹豫的，砖头如雨下，拍死他！可是，顾亭林是依据儒家的一部典籍来攻击儒家的另一部典籍，这就让人为难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说顾亭林批《孟子》批错了，那你就必须承认顾亭林用作论据的《尚书》写错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孟子》是经典，《尚书》也是经典，《孟子》不会错，《尚书》也不会错，可这两者在这一点上又确实存在冲突，存在矛盾！
怎么办？
需要一种解释，证明《孟子》没错，《尚书》也没错，这两者间所谓的矛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只不过是顾亭林理解错了。
——要能把这样的论证说圆了，实在不容易，如果换了是我，肯定没辙。但聪明人有的是。有人说：“《孟子》这书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就在前文里孟子就说过：‘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这句话就在‘公孙丑篇’的第一节，我们已经遇到过了。）这就是说，周文王刚刚起家的时候确实是百里之地，这可不是说他后来发达了以后土地还只有这么大。所以呢，《孟子》这书是很完备、很严谨的，只有把前后读得能够贯通了，才能够领会得晓畅无碍。”言下之意是批评顾亭林读书不细致。
这是从《孟子》内部找证据，还要从外部再找些证据来。这也不难找，“《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说过：‘我听说，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称王天下，周文王靠着百里地盘臣服诸侯。’还有，嗯，《荀子》里有，《韩诗外传》里也有，《新语》里也有，等等。”
好了，第一个质疑已经解答了，不管是否有力，总之是很认真地回答了；可第二个质疑才是最难面对的啊。以上这些回答，其意图是要完全反驳顾亭林，可要驳倒第二个质疑，却毫无说服力。
顾亭林的同时代人要应对这个质疑确实不易，可后人却很有资格多说几句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清朝的几代圣明君主大兴文字狱，读书人说话、写字动不动就犯了忌讳，再硬的脖子也硬不过屠刀。这可怎么办呢？干点儿什么都犯忌讳，总不成带着一肚子的墨水下乡种地去吧？
于是，读书人纷纷投入训诂、考据的工作。在当时，大概也只有这种索然无味的研究工作能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可以让研究者自由探索，不用担心惹来杀身之祸。
如果稍稍发扬一下苏格拉底的说法，那么，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社会的牛虻，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社会的批评家，无论一个社会多么好，或多么坏，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受这些人的批评，用个粗俗的比喻：如果想让知识分子不去批评社会现实，那就如同让狗不去吃屎——你可以把狗杀了，或者天天喂它肉包子吃，但你改变不了它吃屎的天性。
所以，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清朝这些考据工作者的身上——出事了。
大学者阎若璩考据出来，《尚书》是假的！是被人处心积虑地伪造的！铁证如山！
——我们现代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一考据成果在当时的意义，我们会想：无非是证明了一本古代的书是伪造的、内容不可信罢了，我们以后不再读它了，或者读它的时候心里有这根弦也就是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现代社会的图书市场不是还有数不清的所谓“伪书”吗，有一阵子各大报纸还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呢，可也没听说有谁读过哪本伪书就心理变态了，仇恨社会了。小事一桩而已嘛。
但是，清朝学者考据出来的这部伪书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本书——不是励志书，不是企管书，也不是用中国人情情爱爱的小说包装成的韩流，而是当时国家主流学说中的一部重量级经典，历来有多少读书人考试要考它，书里讲的内容早已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理论依据。而此刻，却有学者无情地说：“真正的《尚书》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学习的这部《尚书》有一大部分都是后人伪造的。”
关于《尚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种种版本、种种传说，清代此时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版本早已作为官方版本流行了一千年。也就是说，至少这一千年来，多少读书人把这一儒家经典奉为圭臬，认为这里边都是古代圣人们的至理名言，这时才知道，大家全都上了大当。——看看，本来最远离现实社会的考据学问也被搞得动摇了世道人心。
那么，这个《尚书》全都不可信吗？也不是，这里面真伪杂糅，时真时假，所以后来又费了很多人的考据工夫。
有了这些考据专家们的成果，我们就可以不怀好意地看看历史上一些上当受骗的家伙。
最著名的受骗上当的例子是从这一句话来的：“人心正直，道心精微，要精研、专一，满怀诚意保持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里记载的舜对禹说的话，到宋朝的时候，儒家人物认为这句话简直适合被每个人当做座右铭，这可是一位圣人对另一位圣人所说的至理名言啊，实在太精辟了，太伟大了。于是，一代代人奉之为至宝，就差数着念珠每天念一万遍了。结果呢，突然被人考证出来，这话根本就不是舜对禹说的，而是三国时代一个叫王肃的魏国人自己编的。
王肃肯定在黑暗的夜空中偷着乐呢，“嘿嘿，你们背的那些圣人语录，嘿嘿，那可是我王圣人的话啊！哈哈哈哈！等哪天你们要是明白了过来，非得气炸了肺！”
好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顾亭林的那个质疑。顾亭林引用的《尚书》里的句子是出自哪一篇呢？出自“武成篇”，这一篇可是很著名的一篇，后人的考证很多，一般认为属于伪作，至少也是不足以被当做论据来使用的。
“武成篇”真是伪造的吗？我们读《孟子》读到后文“尽心篇”的时候，还会对这个问题产生疑问，孟子在那里说出过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我们很熟悉的一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孟子在这里说的。但是，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把这个“书”字当做泛指的“书”，不管读什么书，都不可轻信，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切不可听风就是雨。可孟子这里所说的“书”，却是特指《尚书》（当时也没什么别的书）。孟子又在这句话之后特别提到了“武成篇”作为解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一观点的例子，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不正是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吗？
不错，这确实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却不能证明后人们读到的“武成篇”就是孟子当初读过的“武成篇”。有些专家认为，《逸周书》中的“世俘篇”才是真正的“武成篇”，但这些考据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操心，那是专家们的工作，我们只需要知道，顾亭林所用的论据不一定就是站得住脚的。所以呢，周文王未必就不是“以德服人”的呀。
那么，如果再追问一下，顾亭林的质疑已经被证明为不够有力，那么，这就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形象确如孟子所描绘的吗？
——当然不是。
那个时代的历史远非信史，况且，从常理猜想，顾亭林的说法倒更容易让人接受呢。
就此再多说几句。无论是半信史时代，还是信史时代，一段段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我总觉得这不大好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请和你关系最近的三个朋友各自为你写一篇传记，等写完之后你拿来一看，会认为这传记的真实性有多高呢？如果你自己来写自传，你的朋友们拿过来一看，会认为你是在作如实的、客观的记录吗？想想这些，再想想那些古代的史官吧。
从某种程度来讲，历史无外乎人情，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相似点，很多规律，虽然有变数，却大体总有轮廓可循。所以，有些事情即便史书不会明确记载，却也可以稍稍推想。比如，有史书记载官方文件，说是某段时间国泰民安，粮食堆成山，可你会发现在第二年的记载里就出现了透露出相反意思的细微线索；还有一些事件具有暗示意义，比如，如果你读到大张旗鼓表彰清官的记载，那通常暗示着整个国家的吏治腐败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如果你读到一些引人注目的对外政策，那或许正暗示着国内正蠢动着不好解决的矛盾，至于一些过于违背人之常情的传奇事件——怎么说呢，比如著名的“田横五百壮士”，当田横的死讯传到后来被纪念性地称作“田横岛”的那座小岛上的时候，田横的五百名部下集体自杀，除了邪教运动，历史上再难找出同类的例子了（倒有一个被揭穿的所谓“太原五百义士”），我以我的小人之心度这五百人的君子之腹，总觉得这事不合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