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属心理学和文学艺术的领地，指数是经济学的强项。但现在，研究幸福成了一门经济学，为幸福所依赖的外在环境设定指数成了一门生活的艺术。
一份天气预报不仅能给人们提供晴雨、温度、风向和云层的消息，同时能告诉人们紫外线指数、人体舒适度、着装厚度、增减衣服指数、晨练指数、中暑指数、感冒指数、高血压指数、支气管哮喘指数、慢性支气管炎指数等。这种量化细化的预报很人性化。2005年4月29日，深圳成为国内第一个发布文明指数的城市。深圳的“城市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关爱指数、幸福指数、人文指数、安全指数、诚信指数、环境指数、廉洁指数7个一级指标和绿化覆盖率等75个二级指标。其中的“幸福指数”包括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寿命等9个指数。
如果有幸福指数的话，在中国，富人们的幸福指数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将富人的幸福指数平均到穷人头上，这种幸福指数对于穷人来说也只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当富豪们怀抱美女，手端美酒，享受他们的幸福指数的时候，穷人们只有手拿报纸，看一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幸福指数的份了。何况，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幸福指数，而相同社会阶层的不同人群也有不同的幸福指数。以妓女为例，她们虽然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同属一个社会人群，但她们的幸福指数却也大相径庭。如果按收入金钱的多少来估算幸福指数的高低，那长得漂亮的妓女收入相对就高，反之则低；傍上大款的妓女收入就高，反之则低；当上官二奶的妓女收入就高，反之则低。也就是说，尽管同属妓女，不同的个体由于其个体的差异，以金钱收入为标准的幸福指数也不尽相同。
幸福是什么？这是个简单而又高深的问题。如果你去问凌晨四点排队领免费白菜的大爷大妈，去问蹲在路边嚼着饭菜的民工兄弟，去问“朝九晚五”的上班一族，他们也许都会有一个干脆的“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回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说：“我工作3年了，最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政府机关的职员说：“能驾驶着自己的车子四处旅游是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工作性质注定很难有固定休息时间的人说：“我觉得一家人能够快快乐乐地在一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然而，如果要将老百姓的这些酸甜苦辣混在一起，晃一晃，弄出个关于幸福的味道来——也就是标出现在流行的“幸福指数”，却殊非易事。
我不是经济学家，我不知道幸福指数怎么算，但我知道，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当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统计出什么幸福指数。事实上，幸福指数并不能以拥有财富的多少来测算，更重要的依赖于一个人拥有的精神自由和精神愉悦。如果将一个亿万富翁关进监狱五十年，他还有幸福指数吗？当中国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时候，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幸福指数。仍以妓女为例，虽然她们中的许多人收入很高，但她们并不幸福。在打情骂俏时，在投怀送抱时，很多人都是在强装欢笑。当嫖客将钞票扔进她们怀里的时候，她们的自由已经被强行剥夺，她们的精神已经被无情地摧残。此时，不知统计局的官员们能否统计出她们的幸福指数是多少？倘若到星座里找幸福，为了了解自己，了解不远处的命运，了解身边人，打开星座书，来看看十二星座配对指数、吃醋指数、思春指数、孝顺指数、敏感指数、正义感指数、耐心指数、品位指数、抑郁指数、魅力指数、纯情指数，然后信之或一笑了之……
头上顶着美国著名学府的经济学教授、金融定价领域的世界级权威帽子的陈志武说：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生是不幸福的，很多中国人三句话有两句半是在谈论国家的前途和大政方针，而美国人一有时间就到沙滩、酒吧去玩，很少谈论政治。中国人的幸福关乎政治的因素太多了。那么，官方做幸福指数统计的意义何在？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和谐程度的综合考量。于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评价城市的建设成效时，不管是切实可见的修路造桥，还是不可见只可感的教育医疗、城市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居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肯定是直接影响人的幸福指数的高低。但是，金钱不是唯一的原因。过去民间有一些统计也反映，农村人的幸福感比城里人的更强。上面也说过，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有若干个指标，还要受到人的价值观、受教育程度、习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样考量下来，往往会出现越穷越开心的现象。
听完温总理关乎民生的《政府工作报告》后，你再问，幸福是什么？那么我会说，去问“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