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易传》的主张与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也一脉相承。它主张，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为了捍卫自己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理想，甚至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献出自己最为珍贵的生命。这便是《易传·象·困》所说的“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周易》中的这些捍卫人格尊严的光辉思想，与孔子、孟子、荀子的有关思想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共同写出了中国文化坚决维护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的壮丽篇章，一起铸就了中华民族泰山压顶腰不屈的刚直脊梁。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徐复观就此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才真正有人格尊严。”宋代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在他那首传世名诗《正气歌》中，满怀激情地抒写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人格绝唱：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日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洁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其中列举了春秋齐国四位太史、晋国史官董狐、秦汉张良、西汉苏武、三国严颜、嵇绍、唐代张巡、颜果卿、东汉管宁、三国诸葛亮、东晋祖逖、唐代段秀实等人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赞扬了他们顶天立地的高尚人格和浩然正气。炎黄子孙正是凭着这种“凛烈万古存”的浩然正气而创造了举世惊羡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正是凭着它而屹立于太阳升起的地方。
然而，就在这极其短暂的一生中，人却被迫在烟波迷茫、无边无际的人生苦海中拼命挣扎，孤独漂泊，并且要遭遇这脆弱的生命难以承受的种种苦难，山崩地裂，洪水猛兽，飓风沙暴，疫战争，……这无穷无尽形形色色的天灾人祸，无时无刻不在欺凌着人这短暂而又脆弱的生命。
不仅如此，人的悲剧性更在于，他虽然有天赋的卓越主体性和非凡智慧，但是在这苍凉无情的大自然面前，他却只能可怜柔顺地任凭摆布，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并被迫要在凄惶痛楚、绝望无奈中不断劳作，疲于奔命，尽管如此，最后等待他的却仍然永远是那个吞噬一切的无情恶魔——死亡。
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一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
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①这种令人悲哀的情状在人类童年时代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它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而日益突显。尤其到现代，人在享受着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丝可怜恩惠的同时，却被风驰电掣的现代文明拖得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现代人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并不比过去更舒心愉快，反而被沉重僵死的物质逼迫得痛苦不堪，恐惧惊慌，寂寞无聊，以至几乎要窒息而亡了。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惴惴难安寝食，深恐天之将倾，地之将崩，整天背着“文明”的沉重包袱四处“流浪”，忙忙碌碌一生最后竟“无家可归”，落得凄凄如失巢之燕的悲惨境地。两干多年前庄子那“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超前体悟，竟成为现代人最典型而又极无奈的重要特征了，这便是文明的进步，亦或是人类的宿命？
于是，现代人开始迫不及待地呼唤精神家园的诞生，盼望早目回到那恬静安宁、魂牵梦萦的心灵故乡，重新享受那久违的明媚春光，温暖朝阳，清柔细雨，情感交响……而这精神家园、心灵故乡显然不能在别处，只能在每个人自己的心房。这真是“众里寻他干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宇宙人生自身其实是一个东西，就像是半杯水。关键就在于你怎么看它，有的人看到的是还有半杯水可以喝，于是他便能心情舒畅，乐观向上，优游家园，魂在故乡。有的人则看到的是已有半杯水没了，于是他就会灰心沮丧，恐惧惊慌，无家可归，悲观绝望。人与人的差异，民族之间的分野，文化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这种视角的不同决定的。
《易传·系辞上》日：“乐天知命，故不忧。”《易传·象·大有》日：“顺天休命。”这两句话是说，人在这极其短暂而又弥足珍贵的一生中，应该热情豁达，积极乐观地看待和肯定大自然所赋予自己的一切，并按照自然规律去拼搏进取，自强不息，这样便会使自己的人生乐章更加雄壮辉煌。
的确，人的生命只有这有限而难得的一次，我们又拥有选择的权利、能力和自由，那么，我们与其消极待毙，无所作为，等待命运之神那不可企及的怜悯恩赐，不如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奋力创造自己独特而亮丽的人生；与其怨天尤人，悲观绝望，对现实人生愤愤不平，心灰意冷，不如乐观豁达，充满热情，积极肯定和欣赏这现实人生的一切，以愉悦的感觉和祥和的心境去充实自己的美妙时空，并使之永远放射出生命的光亮。这样，整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就会都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甜蜜诱人的微笑。
“乐天”才能算是“知命”，“知命”则会促进“乐天”。“乐天”使人乐意“顺天”，“顺天”使人更加“乐天”。“知命”使人能够“顺天”，“顺天”使人益发“知命”。“顺天”然后才能“休命”（使生命更美好），“休命”使人更加“乐天”。“乐天命”是为了“顺天休命”，“顺天休命”就会更加“乐天知命”“乐天知命”、“顺天休命”便会使人在自己的精神家园自由徜徉在幽静的心灵故乡纵情歌唱，并会使人以热情旷达的无畏态度牙雄健潇洒的铿锵步伐去直面人生的一切挑战，征服人生的一切难，走向自己的光辉理想。这其中关键是个“乐”字，没有它人生就会暗淡无光，冷清凄惨，令人无聊难挨，空虚厌烦；有不仅《易传》强调“乐天知命”然后才能“顺天休命”，而个中国文化都在充分肯定“乐”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在大力导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
且不说《易经》中“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乘马班如，求婚媾”，“自天祜之，吉无不利”，“老夫得其女妻”，“老妇《论语》开门见山便说：“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的这些脍炙人口的醒世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乐，仁者寿”；“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其中，“乐”已不再只是一种简单偶然、稍纵即逝的感性愉悦，而已升华为一种道德感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的理想人生境界，李泽厚谓之“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
这可再用所谓“曾点之志”来具体证之。有一次，当孔子问及他的几个弟子有什么志向时，曾点最后从容回答，且与众截然不同。其余几位都说要参加社会事务，作出一定成绩，而曾点却悠然答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的志向是，在温暖的暮春时节，与五六个同道，六七个孩童，一起到河边洗澡歌咏，翩翩起舞，尽情领略大自然的无限风光，而且在回家时仍然兴致勃勃，禁不住一路欢唱高歌。孔子听后，也被这种旷达情怀和审美境界深深地感染了，赞许地感叹道：“吾与点也！”这种热情乐观的人生态度，超然物外的旷达情怀，泰然自若的雍容气度，逍遥飘逸的审美风采，便是人类共同神往的灵魂故乡，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也就是那个人类曾被上帝逐出并将最终凯旋的伊甸园。
而这只能基于对宇宙人生的深刻领悟和对纷纭世事的敏锐洞察。
老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孟子的“乐而忘天下”，“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庄子的“与物为春”的“天乐”思想，苟子的“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等光辉命题，与孔子、《周易》关于“乐”的名言共同铸就了中国文化中“乐”的主体思潮和人生基调。为后来学者所津津乐道，极力推崇和无限神往的“吾与点也”，“孔颜乐处”，即指这种以“乐”为核心内容的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和超尘拔俗的审美境界。
宋明理学兴起，此“乐”越发盛极一时。邵雍的“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程颢的“反身而诚，乃为大乐”，“学至于乐则成矣”；朱熹的“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王守仁的“乐是心的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更作了一首著名的《乐学歌》日：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傅，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
人的最大原动力和最终目标。王艮的《乐学歌》对于促进孔颜乐处”这种审美人生态度和境界由精英文化层下贯到大众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
可见，在中国文化里，没有西方文化那个自制的沉重的原罪大包袱，没有西方相当流行的那种对于人生的荒谬、虚无、厌烦、恐惧、恶心、绝望的特殊感悟（这其中当然有现代文化戕害人性的原因），也没有西方人那种对人类前途心灰意冷的淡漠，更没有作为西方文化精神象征的浮士德博士说的“我情愿死，不愿活在世间”的“豪言壮语”。恰恰相反，在这里，有的是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极力高扬，有的是对美好理想社会的乐观眺望和无限神往，有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对人生的乐观主义态度。于是，有的文化学家就称西方文化为“罪感文化”、“耻感文化”、“苦感文化”，而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在强调“乐以忘忧”、“乐天休命”对于建立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之时，并没有要人们乐得忘乎所以，得意忘形之意。相反，它同时反复提醒人们要有乐不忘忧、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以防止乐极生悲，安而转危。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不同于基督教的“怖栗意识”以及佛教的“苦业意识”，它“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只有小人才会长戚戚，君子永远是坦荡荡的。他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未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他的忧患，终生无已，而永在坦荡荡的胸怀中”。这种忧患意识，“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而来的远见，……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它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忧虑、烦忧、恐惧、苦恼，更不是神情沮丧、悲观绝望，“这种优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
它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一种基于对人生和宇宙的透彻了解、并为理想之实现而动心忍性的智慧”。
在这纷繁复杂、变幻无穷的人生旅途中，忧息意识无疑是一种能够促使我们顺利前进的精神动力。在身处春风得意、万事顺达的顺境之时，它提醒我们要安不忘危，谨慎戒惧，敬畏无妄，“思息而豫防之”。而万万不可得意忘形，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为胜利冲昏头脑，以至于肆意妄为，傲慢猖狂，自取灭亡；在沦于举步维艰、险象环生的逆境之时，它又能激励我们要朝乾夕惕，临危不惧，忍辱负重，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扼住命运的咽喉，而决不要心灰意冷，惊慌失措，一蹶不振，悲观沮丧，以至于无所作为，消沉绝望。因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因为“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
忧息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和极为独特的人文精神。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旗手徐复观甚至把它提升到文化动机的高度来看待，他说：“希腊文化的动机是好奇，中国文化的动机是忧患。”
前面刚谈到乐天休命、乐感文化，现在又大讲安不忘危、忧患意识，一个乐而忘忧，一个忧心始终，表面上似乎有些不秘谐，但实际上二者却是亲同手足，相互依存的。乐天休命使我f满怀热情、积极乐观地投入到玫瑰色的人生中，而忧患意识则使我们充满欢乐的亮丽生活更加持久，二者在中国古人发达的辩证思维和超前的长远眼光中得到了有机统一，成为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一对异性龙凤胎。庞朴称之为“忧乐圆融的中国人文精其中以自己优雅的仪态、雍容的气度、勤劳的双手以及超凡的智慧，创造了举世称颂的灿烂文化，并将以更加坚强自信、昂首云天的光辉形象雄居于世界的东方。对于疲惫不堪、“无家可归”的现代文明中人，这个清雅恬静、云淡风轻的精神家园不是犹如位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妙龄少女一样魅力无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