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脊梁
那时节，我们都年轻，年轻得让现在依然年轻的我，生长出许多的思路和无限的羡慕。我很少去刻意回想当年的样子，但那些浓浓淡淡的时光碎片，总是很自然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比如：在我独自一人枯坐书房时，在走过某个熟悉的路口时，在看到某个人的名字时……我不知这是不是叫怀旧。我想我还应当没到那样的年龄。也许，人生原本就是如此，一个阶段的生活，经过时间的剪辑之后，慢慢就定格成一些永恒的镜头，储存到记忆的深处了。只要心灵的电源一接通，这些记录就会瞬间鲜活生动起来，断断续续地演绎出一部完整的人生。
1999年前后的时候，岳阳的温度似乎比现在要高。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感觉，事实上，据说全球的温度都在逐年上升，岳阳这个地方，怎么又能例外呢？可那几年，我真的不感到冷，我的头顶上，好像永远燃烧着一轮不灭的太阳，明亮，火红，耀眼。冬天里，我从来没有穿过棉袄，我不多的几个朋友，也都没有穿过棉袄。我们感到温暖，火热，血脉贲张。
当荣是一个比我更不怕冷的人，我疑心是他小我一岁的原因一一年龄越小体温（激情）越高，这话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了。瘦高的他，隆冬里常穿一件洋气的黑衣服，单薄，紧身，闪闪发光，俨然是一个赶场子的舞男。他常像幽灵一样，夹着一个时髦的皮包（其实里面装着他写的几首破诗，几篇小小说），带着满脸络腮胡子的忠应（十年后的今天他反倒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正枯坐着无事，便和他们海阔天空地神聊；有时我正在写材料，他们就强行把我的纸和笔收起，要我向领导谎报军情，称去图书馆查资料，然后与他们漫无目的地满城乱跑；有时我在隔壁开会做记录，他们便落落大方地在我办公室坐下喝茶，天花乱坠地胡扯，声情并茂地背诵自己写的爱情诗，把我的女同事骗得一愣一愣……他们有时一天来一次，有时来两三次，偶尔没来，连女同事都觉得怪异。来的次数一多，领导终于有意见了，他把我喊到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一顿。可这并没能阻断我们兄弟的黏连，他们照来不误，我也照出不误。我豪迈地对他们说：工作与我们的事业相比，算个卵！一副随时准备牺牲的样子。真是勇敢啊，十年后的今天，领导一句拐弯抹角的指责，便能把我吓得屁滚尿流，当年怎么就敢如此渺视令人生畏的权威呢？
我们“神圣的事业”是文学。我如今害怕谈论甚或是羞于谈论的话题。我们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一切能够发表的文字。文学几乎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充满激情地想把它做大，把我们卑微的人生做大。
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文学，我们的生活会是多么暗淡和寒冷。
当荣在龙柱子附近租住的房子，是我们待得最多的地方，熟稔得就像自己的老家。上楼，进门，两室一厅，昏暗，陈旧，拥挤，浓浓的煤球味，淡淡的霉湿气，斑驳的旧家具，慈祥的老母亲，让我们亲切而又压抑。他母亲睡客厅，开夜班的士的弟弟睡进门第一间，与阳台连通的那间，则是他和小瑰的乐土。我们坐在他窄小的床上破旧的滕椅上没靠背的板凳上，通宵达旦地谈论文学，常常快到天亮时才横七竖八地挤在床上地板上睡下。我，当荣，忠应，宗福，还有一位如今做了某部门领导的诗人，曾多次在这间房子里正儿八经地举行会议，想把大家的作品，用一个共同的笔名，像导弹一样向外发射，以改变步枪式单兵作战的威力。当荣的女友小瑰很友善，我们一去，她便很自觉地去买西瓜、葡萄或是瓜子，然后夸张地吻一下当荣，把时空大方地留给我们，自己则回娘家睡去了。
小瑰不丑，爱笑，跟着当荣好多年了，但我总是担忧他们的爱情，我觉得当荣对文学的热情甚于对小瑰的热情。几年之后，我的这种担忧果然变成了现实，我不知小瑰当时哭了没有，我想她应当痛痛快快哭一场的，把自己哭成一枝梨花春带雨！可我一想起小瑰，眼前浮现的总是她灿烂而甜美的笑。多好的女孩子啊，多善良的女孩子啊，是虚幻的文学，射杀了她坚贞的爱情！
我的爱情也与文学一同前行，像两条并行在原始森林里的河流，明明暗暗，缠缠绵绵，时隐时现，时分时合。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到底是我的文字征服了爱情，还是爱情成就了我的文学。我不知疲倦地写着长长短短的句子，奉献给我心仪的女孩，女孩的似水柔情，又让我激情万丈地创作出更多的篇章。那些年，我真的单纯得只剩下爱情与文学。但方块文字的营养不良，终究滋润不了爱情的健康成长，在迷离的幻影一个个被现实击成碎片后，几分几合的爱情，终于顺江而下，漂流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我大病一场，在文友的搀扶下，一次次到公用电话亭打女孩的传呼，一次次与她沪上的有钱舅舅套近乎，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远去的航船，总是不见回归最初的渡口。我死心了，我单纯的生活，如今就只剩下唯一的文字了。我想我只有写出更多的文字，才能填满虚空的日子和坍塌的感情，可提起笔来，女孩的身影又让我一次次追逐，蓝墨水里流出的思想，最终化作了一行行哀艳的诗句。我一首一首地写，一首一首地发，甚至还在女孩站在南湖雕像边的照片后，写下了如今读来让我肉麻不已的文字：“你匆匆地远去/连我的祝福都忘了捎带/只把一双忧郁的眸子/写在南湖/让我负疚的心灵/不思卒读/也不知/今夜的黄浦江边/你站成了一个怎样的姿势/我只是想/此后的千年/你将一如你身后的石雕/在我的心间永远坚固/而我凄清的泪水/更是夜夜把你打湿/漉漉的思念/万年不干”，然后把这些印成铅字的诗句，要她的妹妹带往上海。一周之后，女孩便带着她的泪水和我的诗歌，回到了岳阳。如今，女孩已成了我的女人，成了我儿子的妈妈。我想，我比小瑰要幸运，文学，拯救了我的爱情；而我的女人，却没有小瑰幸运，文学，断送了她一生的富贵。
文学和爱情，就像两朵摇曳在山谷中的花蕾，充满了神秘和吸引，她们都需要温度和激情的持久呵护，才能灿放出绚丽的风景。而那些：年，我们虽然生活得很穷，但我们不乏火热的温度和满腔的激情。尤其是对于文学。当年的好些句子，我至今仍能触摸到它的体温。
我租住的房子在一座小山的半腰，两层，八间，房东住两间，余下的全出租给一群来历不明的家伙。我住一楼最东边那间，窗外是一株枝叶繁茂的香樟，豪强地霸占了一方云天，阳光费尽了周折，直到中午才畏畏缩缩地漏下几片斑斑驳驳的光影。就是在这间大晴天也须开灯的房间里，我不知疲倦地把一个个方块文字，从我的心灵深处，追赶到稿纸的方格里列队集结。我曾一天时间写过四篇散文，晚上兴趣不减，又连写了三个小小说，第二天上午居然还一边打吊针，一边修改稿子。我这样玩命地写作，根本没有谁拿鞭子在背后抽我，一切都是我自愿。我感到自己有说话的冲动，我感到写完后浑身愉悦。如果不把这些魔鬼一样的文字排泄出来，我的体内便燥热难耐。在一个也很燥热的夏夜，我，当荣，忠应，还有宗福，四人坐在金鹗山顶，听当荣讲他苦难的经历。黑暗把我们紧紧压缩，除了当荣低沉而感伤的声音，四周一片死寂；山风像一把锥子，艰难地撬开令人窒息的沉闷，刚让人呼出一脉感叹，又瞬间抽走；几只萤火虫，围着我们在高高低低地飞，像野鬼们一双双诡秘的目光，在窥视我们的人生。我们差点把夜都要坐穿才回去。回去之后，我感到周身发热，毫无睡意，文字像雨点一般，打落在昏黄的台灯下。第二天上午，一个关于当荣的八干多字的故事，便敲开了龙柱子随近的木门。当荣看后也热血沸腾，当即一起跑到打字店打印，校读，然后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寄出。小瑰一次次打传呼，要我们回去吃饭，我们无动于衷。我们觉得不赶快把这样的“绝妙佳作”送走，既对不起全国人民，更对不起我们神圣的追求。这篇后来发表在《短篇小说》的稿子，除了当时给我带来260元的稿酬外，也许没有其他的任何价值，而那些至今仍让我感到滚烫的文字和生活，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
生活有时很真实，有时又很虚幻，文学似乎也有这样的特征。那些年，我们就是沉浮在这样的真实与虚幻中。我们真实地混在一起，写作，扯谈，消夜，喝啤酒。我们虚幻地感受着文学所带来的精神慰藉，同好的互夸，前辈的鼓励，编辑的来信，这些原本平常的礼节性的客套与尊重，常让我们有一种飘的感觉，感到生活无限美好，心里无比满足。我们带着宗教般的感情给全国各地的大作家写信，贾平凹，陈忠实，王蒙，余秋雨，一封又一封。我们并不指望也不需要他们给我们回信，我们只是觉得他们代表着中国文学，我们的名字和文字能抵达他们的案头，接受圣光的辐射，也就是一种幸福。他们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只想向上帝倾诉与礼拜。可偶尔的，“上帝”也给他虔诚的孩子以鼓舞，薄薄的一页纸，简单的几行字，竟然差不多就成了我们那些年的圣经。我把它与自己的作品一起贴到剪辑本上，看到它就像触摸到了文学的殿堂。我甚至还把同城一本文学杂志编辑的热情洋溢的手写退稿信，也端端正正地贴到剪辑本上，若干年后，我居然看到他在一个市场里摆摊，我礼貌但不虔诚地叫他老师，他哦了半天，迷迷糊糊的样子。而当初，他的那封信，也同样让我迷糊了好些年。
文学像一剂毒品，常让我们的青春，发出阵阵兴奋的尖叫。那些年，我们的足迹很少走出省门，但我们的文字却坐着火车、轮船、飞机，毫不胆怯地周游全国。我们的名字，抽象而又真实地代表着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和思想种植到了全国的每一个省份。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心血变成油墨飘香的铅字，心跳便会瞬间加速，体温便会陡然上升，我感到自己的天空，清澈，开阔，明丽，和风拂面，阳光灿烂。好些天，那些刚刚发表的符号，像一条条欢蹦乱跳的鱼，频频跃现在我的眼前，激起我又一次创作的冲动。在焦急的期待中，我又迎来了下一波的兴奋和激动……那种幸福、快乐得让人眩晕、沉醉的感觉，至今仍让我羡慕不已。可惜的是，这种感觉如今我是再也寻不到了，我已褪却了对文学的高烧，多年不再写字，就算偶尔收到被人转载的旧作，连信封都懒得撕开。文学，还有激情，已随着我的青春，在我的人生中慢慢老去，是现实这剂更加腐蚀、凶猛的毒药，让我的神经变得淡漠，麻木，朽烂。
1999年，眨眼就过去十年了，十年前的这些往事，我不知当荣、忠应他们是否还记得。当荣如今远在武汉，偶尔也到北京，掺和在娱乐圈里，做些令人备感荒唐、无聊和功利的事情。他的职业是记者，却自称是明星操盘手。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瘦高的网络红人，曾经是一个热血沸腾的诗人。忠应如今做了我的同事，谨小慎微，战战兢兢，每天按部就班，端坐在电脑面前，敲敲打打，编些扯皮绊筋的民生稿件。我与他交流的话题，除了工作，居然只剩下家庭。当年他与我坐十几小时硬座到郑州开全国小小说笔会时的豪强气慨，如今已荡然无存。宗福早在几年前便到一个县级市做了副市长，把智慧和热情全倾注到了他辖下的子民身上，一年难得见两次面，只有我，偶尔还在回味他妻子当年款待我们的桂花鱼。而那个我们一直敬称为老师的抒情诗人，多年前就已不再抒情，如今则做了我们报纸的副总编，分管着毫无诗意的创收工作。我很少叫他老总，仍是固执地称他老师，我想用这种似乎更加真情的称谓，表达我对他的敬重，表达我对往昔的记念。至于我自己，天天行走在人来人往的都市，默默无闻地应付着那份赖以谋取稻粱的工作，编稿，审稿，熬夜，值晚班，睡懒觉，不单对工作、对文字已毫无兴趣，就是对当年若干诗歌追回的爱人，也了无激情。
在2009年这个炎热的盛夏，我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把十年前的这些前尘旧事从记忆的深处找出，放到阳光下翻晒，连我自己都感到讶异，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珍陪，还是一种抛弃，抑或是一种了断？我感到我现在的体温，正平稳地运行在37度汞柱上，日子过得平静，平淡，平庸。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本原的生活，还是一种潜伏的危险？而当年的热度与高烧，到底是一种病态的人生，还是一种对病态的反击？所有的一切，都只能在我的人生里收拢，让时间来沉淀，破解，掩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