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和现代，中国人不但用这种思维方式理解西方智慧，而且也用这种思维方式接受西方智慧，消化西方智慧，将西方智慧纳入到中国传统智慧之中，并经过中国社会熔炉的冶炼，重铸出了中国智慧。这—智慧在人生问题上凝结成—句话，这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是现代人生的最高宗旨。不过这却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在它的背后，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这就是科学的宇宙观。
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说得上是为人民服务？这些问题不解决，为人民服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站在科学宇宙观和世界观的高度，才有可能。
可以这样说，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出现，完全是宇宙发展的自然结果，既不体现谁的意志，也不出于人自己的意愿。从这一点来说，人产生了就是产生了，谈不到为什么的问题；人活在了世上就是活在了世上，谈不到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人原本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简称之为“自在之物”。
不过，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人虽然是自然的产物，但却不能像—般动物那样自然而然地生活下去。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个原因在于，他有智能，他会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另—个原因在于，他在生活中会遇到种种危险，而最直接的危险来自于环境，来自于野兽的侵害和物质资料的缺乏。
对于一般动物来说，遇到危险，利用本能逃避之也就是了，实在逃避不了，那就只好顺其自然，当死亡时即死亡，当灭种时即灭种，没有可能作出其他选择。而对于人来说则不然，他有思维的能力，他要在生活的实践中不断思考，不断探索，寻求生存的方法。由此，他的存在便不再是自然的了，其中有了主观因素的支配。由自然而然地活着，变成了为了逃避危险而活着，为了求得安全而活着。这是人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迈出的第一步。
如何才能求得生存？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终于选择了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这就是依靠群体。不但抗击野兽的侵害依靠群体，而且采摘和创造生活资料也依靠群体。群体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由此产生了群体意识。为了自己的生存，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这是人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迈出的第二步。
维护群体的利益，这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但要人付出力量和汗水，而且还可能要人付出热血和生命。为了群体的利益而宁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中，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心理认同，并把它固化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观念，这就是道义。道义是什么？就是意识到某种行为合乎人类发展规律，当然应该遵守的一种观念。为了道义而活着，这是人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迈出的第三步。
这样一来，人类的发展便完成了一个大回旋：从维护自己的生存出发，走到了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群体；从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群体出发，走到甘愿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到了这个时候，人才有了明确的生存目标，人才成了一种为追求生存目标而活着的存在物，人才谈得上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把人称为自为之物。
“为了群体而活着”，“为了他人而活着”，“为了道义而活着”，这种观念就是人从自在之物向自为之物升华的标志，这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标志。这种标志在西方曾经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不过，这仅仅是人类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对它作出科学的理解，则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和理论基础。这样的条件和基础出现在欧洲的19世纪，于是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为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而奋斗，而牺牲，这正是要人为自己赖以生存的群体贡献自己的一切。与前人不同的有两点：其一这里所说的群体，是无限扩大了的群体，一直扩大到了人类的全体；其二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口号，而是建筑在科学理论基石上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他们将这一规律提炼成一句话，那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所谓“无产阶级”，也就是在人类生活历程中受“野兽”侵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剥夺殆尽的人。他们从维护自己的生存出发，合乎规律地走向了为自己本阶级的利益而活着，又合乎规律地走向了为全人类的利益而活着，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献身的思想境界。
到了这个时候，“人为什么而活着”的问题才不但具有了完全的意义，而且得出了科学的答案。
“为全人类的利益而活着，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献身”这一人生目标，当我们从人类发展的客观需求、西方人的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炼作了一番考察之后，就会发现，它有着多么深厚的内涵：首先，它是形而下者，它深深植根于人的生活之中，出于有形的人的生活的需要，出于有形的人类自我生存的需要。其次，它是形而上者，它是有形的人的生活引发出来的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一种人格、一种道义，是人的有形的生活需要激发出来的无形的力量。再次，它又是在理想、道义推动下的一种身体力行，是一种有形的行动，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下的有形的行动，是在形而上指导下的形而下者。
由上可知，为全人类的利益而活着，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献身，并不是一个纯粹在学院中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是宇宙发展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结晶，是人类发展合乎规律而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发展在人的头脑中造就的观念。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要想理解它，就得理解全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得理解人类发展的规律，就得懂得宇宙发展的规律，就得有形而上学的思维头脑。
“为人民服务”，正是“为全人类的利益而活着，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献身”这一人生目标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再现。之所以能将西方人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这一人生目标移植到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起码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社会物质条件，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结构和这种结构造就出来的无产阶级；另一个则是社会智能条件，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具备理解这一人生目标，消化这一人生理论，将它融解在本民族传统精神之中的智慧能力。
就智能条件而言，至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没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训练，没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传统，就没有理解它、接受它、消化它的素质，就谈不上理解它、接受它、消化它。
可以这样说，为人民服务，是在科学宇宙观的指导下得出来的现代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想要进人这样的人生境界，就需要具有或理解科学的宇宙观，并将这种宇宙观与人生观有机地联系起来。而要想具有或理解科学的宇宙观，首先就必须具备建立或接受宇宙观的智能，就要有形而上学的思维训练和思维传统；要想将科学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有机地联系起来，首先就必须具有将宇宙观与人生观联系起来的思维训练和思维传统，就要有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联系起来的思维训练和思维传统。而在中国，这样的思维训练和思维传统恰恰是老庄开的先河，而由易学和儒家后学推而广之，发而扬之。也就是说，现代人生，从深层次的意义上探索，与老庄意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4.现代人生老庄之果
谈到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们可以从思想方法上将其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从表层来看；一种是从深层来看。
从表层看，那就是从表面上进行类比。古代有什么？现代有什么？古代有的东西现代还保留着，那就是流传了下来，那就是古代与现代的一种联系；古代有的东西现代没有了，那就是失传了，那就是古代与现代的断裂。
从深层看，那就是从内在的联系上看，将人类的文化视为一种不断继承、不断积累和不断更新、不断扬弃的历史过程。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每代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是人类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都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每一代人都在从上一代身上汲取，又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创新；每一代人都在为下一代积累，又在为下一代人除旧。汲取、创新、积累、除旧，除旧、积累、创新、汲取，一代接一代地滚动下去，古老的东西就会在历史浪潮的冲刷之下化解。其中的一部分属于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失去了存在的必要，由此而被淘汰，变成了死的东西。而另一部分则属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素，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的外在形式可能在不断变化，它的内容可能在不断更新，而它自身却作为人类迈向文明的激素，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活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在人类的生存中永远发挥着作用。它与自己的幼年相比，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不过它毕竟是它，只是现代的它比古代的它成熟了、老到了，就像80岁的张三与20岁的张三是一个人，只不过80岁的张三比20岁的张三成熟了、老到了一样。
站在宇宙观的高度观察人生，老庄开创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后一种东西。现代人讲为人民服务，就形式与内容来看，与两千年前创立的老庄意境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细细考察起来，没有老庄开创的宇宙论，没有老庄开创的站在宇宙观的高度观察人生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有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的思维训练，也就不可能有两干多年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也就不可能理解和接受以科学的宇宙观为指导，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石之上的“为全人类的利益而活着，为全人类的利益而献身”的人生观，也就不可能确立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换句话说，是老庄意境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之与西方的形而上学沟通了起来；是老庄意境将中国人的思维提高到了形而上学的高度，使之具有了引进西方形而上学，同化西方形而上学的能力；是老庄意境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奠定了宇宙观的基础，使之具有了理解、接受和消化科学宇宙观的能力，从而才有可能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现代人生的最高境界，又是老庄意境磨炼千年的现代成果。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老庄意境是中国现代最高人生境界得以确立、得以发扬的历史性的智慧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