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里的乔连科这位"变质干部"的形象塑造是成功的。他的当官经验是，不管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怎么搞，"运动"就是"整"人和"被整"，农村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是参与者。为保住他的党政领导地位，时时紧跟形势，甚至不惜牺牲他人利益。像这样的人能够扶摇直上，体现了浩然对党内变质干部的反思。《苍生》中的邱志国也是典型的蜕变人物。合作化时期的田家庄党委书记邱志国曾是个热血挥洒农村建设的铁汉子，当农村集体经济解体时，他蜕变成假改革之名以收私利的腐败干部。他只顾自己的社会地位，投机政治之余也投机经济。
在揭示邱志国脱离群众、腐败营私的同时，作家依然寄希望于"好干部"的刻画，塑造了像《浮云》里唐明德这样不计个人得失、时刻听从党的召唤的好干部。《山水情》中的万爷爷是一个平凡的农民，作为一个孤老，开荒守山，为集体事业付出一生。《老人和树》里的褚大当年热心支持合作化，把一块为之奔波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山场交给农业社，而后来的政治运动不断伤害老人对党的信任，但这位平凡农民的内心深处对党饮水思源的信念不变，一旦政策稳定后，又焕发出对集体事业的热诚。难能可贵的是，浩然这期间对人的复杂人性挖掘较深，塑造了《赵百万的人生片段》中赵百万这个形象颇为复杂的农村干部。赵百万是一个普通农民，怀着对共产党知恩图报的朴实心态，在大北坡被"大跃进"破坏、一片残局时刻出任大队队长。他丝毫不计个人恩怨，只要党开口，叫干啥就干啥，用一个农村干部的具体行动维护了党在基层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浩然在新时期对党的农村基层干部有一定的批评和思考，但整体流于浮面，把干部的蜕变归于个人贪欲，或把干部失去热情的原因归结于极"左"政治运动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事实上，这一特殊的群体承载着中国农村向经济建设转型期间独特的精神失落。对于为什么农村干部会在新时期陡然蜕变，浩然没作更深的思考，对农村干部作为普通农民对发家致富的渴望、对其人性中的贪婪缺乏更深入的挖掘。而在描写党性不变的干部时，浩然只注意到他们的忠心，对经济转型期中他们的心理失落缺乏深层关注。实际上，长期以"革命工作"为重心的农民干部，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认同、接受了主流意识，在以经济为主导的农村社会转型后，曾经如鱼得水的文化陡然消逝，他们因失去文化支撑，甚至不得不拾起农活以求得生存，而这样的惊诧、迷茫、失落等复杂情绪都是值得文学作品关注的，这体现了政治文化被另一种经济文化取而代之的趋势。由此，《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亭、《老霜的苦闷》里的老霜等新时期文学形象，就让我们看到这样一批失落、迷惘的农民干部形象。相形之下，我们不得不说，浩然在新时期对这一特殊群体刻画上存在不足。
三、经济变革中的新视角与不变的民间美善颂扬
新时期的农村经济改革，最早是从土地承包开始的，并逐渐以商品经济取代农村集体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从物质到精神生活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农民文化中的集体、权力等文化心理很快转向自由、个体意识。经济社会的转型，像一根历史的撬杆打开封闭的大门，农民沉默、压抑的意识不同程度地被唤醒。浩然深入农村，把笔触深入农民精神的变化，一方面肯定农民主体意识觉醒，同时随着农村社会人际、人伦关系的畸变，也坚持了多年对传统人伦道德美善的颂扬。
商品经济使中国农村焕发出新活力，在文学上也催生了农村新人形象。几千年来，农民从未离开过土地，在土地里刨食带来的封闭思想严重地束缚着农村人。20世纪80年代，思想活络的农民纷纷离开土地，渴望走出农村寻找更好的生活机遇，长期以来穷为荣、富可耻的信条迅速被抛弃。在躁动和热切的乡村变革中，浩然选择青年农民婚姻观念变化这一角，窥探80年代农村人观念的转变。《山水情》、《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苍生》、《细雨濛濛》、《傻丫头》、《姑娘大了要出嫁》、《嫁不出去的傻丫头》等诸多小说均以婚恋题材为主，赞赏农村新人们自由恋爱、破除世俗陋习的努力，鞭笞在物质诱惑下人人向钱看的恶习。中篇小说《傻丫头》以先抑后扬的有趣情节，先贬低"傻丫头"在婚姻聘礼上如何要高价，吓跑了一个个愿意出钱"买媳妇"的男人，实际上她是以高价吓走人的计谋对抗农村以钱换婚姻的现象，最后为自己争得了婚姻自由，不但选择了自己心仪的人，还有力地反击了婚姻买卖现象。在这一系列婚姻故事里，浩然肯定了思想解放带来的农民作为人对自由尊严的追求，同时在转型期间泥沙俱下的各种现象中，始终保持着对传统美善道德的认同。
除了婚姻，农民对待土地的观念也发生着转变。土地对农村人来说，既是生存的保障，也是思维意识形成的根基，农民的一切都来源于土地，僵化不变的土地文化无形中在时空上限制了农民的灵活性。新中国成立后，人为政策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加深了土地对农民思想的束缚。赵树理在《互做鉴定》里贬斥不安心农业生产、一心想进城的青年刘正，就是以保守的思想拒绝农民离开土地，称之为不务正业的农民思想。事实上，新时期作家对于离乡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但正如赵圆先生所言，农民对土地是一种实际的生存情绪，恋乡、怀乡是知识分子文人的一厢情愿，当外界更富有诱惑的生产方式向农民敞开之时，他们的离开是合理的，同时给僵化的传统注入新的风向。浩然在这个视野下更新认识，塑造了他创作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农村新人。《苍生》里田保根这个有点新潮、狡黠的农村青年成了作家寄托希望的新人。
第三节 浩然的"变"与"不变" (2)
他打破农村父辈传统婚姻、生活模式，鬼灵精怪地不按常规出牌。保根的性格显得五光十色，首先母亲对他的评价是"太鬼、太浮华、不安全、好追时髦"，就是这样一个好捉弄人的青年慧眼识出腐败书记的本质，故意请帮工吃螺蛳，拖延书记利用职权让人给自己盖房的算盘；利用与书记侄女陈耀华的情谊，找人帮他家崩山运石盖房，自己躲在家里，不花费一分钱就轻易办完父兄需要几个月才完成的事；高考落榜后，装作一副进京城读书的姿态，实则凭劳力在建筑队打工学手艺；为躲避母亲逼他回去，巧妙地在对方不知情之下，把一位已婚女青年拉去充当自己女友，达到在外继续奋斗的目的。这是一个有些狡猾又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不同于完人式的高大泉形象，田保根是有瑕疵的、真实而生动的新一代农村新人。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懂得根据客观环境变化，认清当下形势，走出农村，自谋生路的同时给父兄解脱压力。这些看似油滑的行为不过是保根审时度势的智慧罢了。
从对保根的喜爱，看出浩然对拥有新思路的人是认可的，但最后作者让保根重新回到农村，放弃女友陈耀华提供的物质生活保证，选择揭发腐败堕落、以权谋私的党支部书记邱志国，更可看出浩然对新人回归土地、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的赞赏。从对新时期农民被唤起的主体意识的认可看，浩然的视野有了新的变化，从对为富不仁、利用权势先富起来的书记的批判态度看，浩然对传统和谐人际关系的向往依然不变。对于这种"变"与"不变"的创作态度，体现的是作家更深层内心面对新时期经济改革的困惑与纠结。新契机带来农村社会的活络，可打破农村封闭状态之后呢？传统美善道德观也随之被瓦解。究竟如何看待农民对物质生活追求僭越了传统道德引来的后果，这个问题是同时期很多作家的共同思考。浩然对这个问题仅停留在称赞传统美德上，还缺乏对人变阔后的心灵危机的深思，但他保留十七年文学"不患贫，患不均"的意识，是十分独特且值得我们思考的。下文将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
四、极"左"思潮批判与集体主义的眷顾
新时期文学初期开始铺天盖地地批判极"左"思潮，为人熟知的刘心武的《班主任》揭开了反"左"倾热潮，作家们站在政治拨乱反正的立场上，痛斥长期极"左"思潮带给人们的伤害。在四个重新认识后，浩然真诚地反思历史，反省自我，开始承认自己以往创作中的"错误"。然而，作为一个坚守自我特定信念的农民作家，在敞开接纳新事物的同时，浩然始终坚持对合作化、集体化的支持，毫不掩饰对农村集体主义信念的眷顾。正如作家掷地有声的那句话："我从来没有否认我的过去。我不会改车易辙！"
《山水情》是浩然新时期最早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体现了作家对"血统论"、"成分论"极"左"思想的批判。小说通过几对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在罗小山、刘惠玲、康秀云的命运辗转中，痛斥阶级家庭成分历史的遗留意识给青年人带来的不幸。主人公罗小山，在贫农家庭长大，可因为生父是地主，被莫名带上了阶级成分帽子。他勤劳善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可不管他怎么上进，开创自己的未来生活，"左"得可怕的人们仍然摆脱不了长期的思想扭曲，仍然抓住他"出身不好的尾巴"不放，以至于他从日常生活到爱情选择总是摆脱不了成分论阴影，从懂政策的党支部书记到普通群众都充当着"吃人"的角色。
正因为出身不好，出于婚嫁现实考虑，罗小山同意和有着同样苦衷的刘惠玲交往，可是在他思想深处也排斥出身不好的刘惠玲。一个受着错误思想折磨的人，却依然按照错误的思想考量他人，可见"左"倾思想的顽固性。另外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受害者刘惠玲，在这样的氛围下，更加可悲。她扭曲自己的灵魂，想尽法子挣脱地主后代的阴影，但最后还是痛苦地以成分不好人家之间互换婚姻的形式，草草地结束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力。不管是罗小山这样本质上很优秀的青年，还是渴望通过极端手段改变命运的刘惠玲，原本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命运，可见极"左"思想残害人心的程度已经是渗透肌理了。浩然极早推出《山水情》这样一部反思错误政治贻害人民的作品，体现了他对自己以往创作的深刻反思，这个转变对浩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虽然农村集体主义在浩然新时期创作里只是一条隐藏不露的线索，但它在新时期的坚守，体现了浩然不变的本质。与《艳阳天》、《金光大道》大张旗鼓地歌颂集体合作化不同，《苍生》中的"集体化"道路隐约可见。面对农村经济改革，浩然是肯定中又有疑虑的，在小说两相对比的安排中，"集体化"无疑是更理想的选择。《苍生》以虚写的方式勾勒了邻村红旗大队刘贵队长带领全村集体致富，与田家庄书记邱志国利用新政策以权谋私构成鲜明的对比。浩然在小说中对集体化道路充满向往，一方面借书中刘贵妻子夸耀红旗大队集体财产不分家，改进合作化制度，采取联产承包，将村民划为果树队、农田队、工业队、商业队，"以工副商业养农业，又以农业促进工副商业"的方式，搞活全村经济，并带动人人公平合理致富；另一方面又以田保根所见相较田家庄，"人家红旗大队的做法对。改革，就是拓展经济、发展生产力。
而咱们田家庄不讲究开拓和发展，而是把几十年好不容易打下的那一点可怜的家底子，来一次大瓜分、大抢夺、有权有势的多分多抢肥肉块子，没权没势的得到一碗稀汤寡水喝。分抢着肥肉块子的抱着啃，不撒嘴，啃干净拉倒。得一碗稀汤的老百姓，成了四分五裂、人心惶惶的乌合之众，瞎子走路，乱撞乱碰"。在小说里还描写了坚持走集体化、关注群众利益的老队长郭云。他不像邱志国那样迅速转向，而是在个人与集体利益面前坚持认为"田家庄试验了一年的新章程，确实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可是，咱们不能扔下多数人不管哪"，并竭尽所能组织一些没有劳力、没有特殊本事的人，搞互助组，合作生产，以免这类人生存难。社员对郭云的评价是"办集体的事认真负责，公正无私、从来不往自己兜里搂一分一毫的东西，从不跟谁拉拉扯扯和嘀嘀咕咕，隔着肚皮就能看透他那干干净净的心"。。《苍生》不再安排激烈的政治斗争路线、大张旗鼓地通过"阶级斗争"确认集体化的正确性，转而以对比效果暗含作家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