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勒已经超越了她的怪兽；是的，她早已超越了。她5岁时，就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爱与憎。她喜爱美人鱼、小马驹和公主，但除了喜爱粉色和紫色，她还没想到要把自己打扮得特别女孩子气。
她也喜爱恐龙，对它们绝对没有半点儿惧怕。一旦电视上有节目播放电脑制作的恐龙，她就会一动不动地观看。要是看到《侏罗纪公园》中的霸王龙追赶几个小孩子，我敢发誓她一定会支持怪兽去吃了小孩的。
她对怪兽的痴迷没有就此止步。在她出生前，有人曾送给我一个供收藏的“金刚”。“金刚”的个头大概有一英尺高。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书架上。舒勒还是一个婴儿时，就被“金刚”迷住了，被它咆哮、狂怒的表情深深吸引。当看到两英尺高的娇小的费伊·雷，甚至是舒勒这样的小孩子也清楚“金刚”是一只大猴子。
舒勒长大一些后，总会指着“金刚”，随后耸耸她的肩膀。耸肩是她询问周围世界中事物的方式。我告诉她“金刚”是一只巨大的猩猩，但它并不坏，它只是为了保护那些它深爱的人。她一定是在电视上多少看过那部原版的电影，虽然我已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她知道“金刚”会咆哮，会凶神恶煞地捶胸。她自己模仿得还挺像。
彼得·杰克逊的《金刚》在2005年上映时，我们犹豫是否该去看。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完全适合她年龄段的电影，但舒勒并不害怕，因为她喜欢“金刚”。如果不带她去，似乎是我们做错了。“合年龄段”这个词长久以来都不适用于舒勒，当然我们还是会让她远离那些现实中真人打斗的影片。可怖的恐龙似乎足够遥远，但依然可能会吓坏孩子。我想《金刚》或许可以让我突破底线。我带上了她，但我们坐在靠近过道的位置，以防影片在播放中让孩子难以承受。
舒勒爱极了这部电影。当“金刚”为了将安·达罗从霸王龙的虎口中拯救出来而冲进丛林时，舒勒的忠诚没有片刻瓦解，她既没有站在女孩那边，也没有站在霸王龙那边。她在剧院里一跃而起，欢呼雀跃，在空中挥舞着拳头为“金刚”助威。只要“金刚”从荧屏上出现，她的视线就一刻没离开过它。“金刚”在结尾死去时，她转过头望着我，神色中流露出真实的关切。是关切，但没有眼泪，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金刚”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甚至在那些最为女性化的人生阶段，舒勒都一如既往地爱着怪兽们。我想其中的原因十分明了，她总是时不时地将它们视为自己的朋友。我相信在她心中怪兽们是她的捍卫者。如果一群暴徒出现在她眼前，舒勒的恐龙朋友们会在那里，当然还有金刚，它们会一起为她将这些家伙们统统吃掉。
这或许有点儿不公平。舒勒想要一个又大又吓人的怪兽来保护她，但她拥有的只是我。
春天勉强称得上带来了重生和希望。
失业后，我心惊胆战地度过了两个月。之后，我得到了一条朱莉给我的就业信息。她已经回到了奥斯丁的巴诺书店工作（虽然没有“成打的金钱”，进巴诺工作有点儿像加入了黑手党，你永远都别想金盆洗手）。这个城市的一家光鲜亮丽的大型旗舰店，有一个音乐经理人的空缺职位，我决定尝试去应聘。面试我的是这家店的老板，一位名叫梅雷亚德的爱尔兰女人。她娇小玲珑又十分友好。我立即取得了她的认可。几乎在我还没来得及意识到时，我又回到我人生中唯一真正享受的工作中去了。与我之前在底特律的雇主不同，这回我是在一家新潮的裤店工作，这是一个确实能赚到钱的地方。
好吧，我想。这一点是不同的。
成功说服我搬到奥斯丁后，我的朋友特雷西嫁人了。她的丈夫居然住在北达拉斯郊区的普莱诺。那个春季她搬出了奥斯丁。显然，在我看来，她的做法很残忍。
当然，这是一个玩笑。我在一开始就知道特雷西会搬走，她会嫁给格雷格。而格雷格是全世界最善良的男人，他对舒勒尤其关爱。况且，普莱诺离得也不是很远。原来有好几条近路都可以到达那里，我的气最终也消了。
我们也交上了另外的朋友，甚至这些朋友中还有孩子。但舒勒交上的那些朋友却令我忧心忡忡。我担心的并不是她会交上狐朋狗友，毕竟她才4岁。她还不需要去选择究竟是加入鲨鱼帮还是战机队。
至少舒勒遇见了一个小女孩，与她建立了对两人而言似乎都十分重要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她俩相处时，我一直都提心吊胆。贝瑟尼在年龄和个头上都比舒勒差一截，但同样是孩子，她和我们的女儿有很大的不同。她不仅个性强悍，而且十分敏感。她习惯对舒勒颐指气使，一起玩耍时也是她操控的时候居多。看着舒勒陷入一段近乎有害的朋友关系，我感到很痛心—没人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成为另一个孩子的奴仆，但这段友谊似乎对两个女孩都很奏效。贝瑟尼二话不说地接受了有残缺的舒勒，而舒勒也毫不退缩地给予贝瑟尼无条件的友谊。如果说我看不过去她们的友谊中略带的那么点儿残酷，而舒勒却对此毫不介意。大多数时候她会满脸堆笑地（也可以说是被动的挑衅）拒绝贝瑟尼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也引发了许多意料之中的闹剧，我大多都视而不见。
然而大多数时间，只有我们三个人，因为我和朱莉在两家工作日程相反的商店工作，我们很少会有一家三口团聚的时刻。
舒勒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社交圈子里的人。
有个夜晚，我在家照看舒勒。我们疯也似地玩耍，兴致极度高昂。我们笑着，尖叫着，肆无忌惮地在公寓里飞跑，像是海盗，像是龙卷风，也可以说是海盗龙卷风。我们最终躺在沙发上，像傻子一样没来由地咯咯笑着。这时，我决定带她去商店买冰淇淋，这样我们的快乐会延续一会儿。似乎还有那么多奔跑、尖叫、大笑和号叫等着我俩去做。分贝才开始飙升就戛然而止似乎有些遗憾。
于是我们来到了杂货店的速冻食物陈列柜前，找我们想买的冰淇淋。我寻思着该买哪种时，舒勒玩了一个游戏，或许这个游戏可以被称为“爱吃糖的吵闹猴子打转转”。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商店，我们又站在速冻食品陈列区，于是我就放任她吵闹片刻。
一位矮小、年迈的妇女从我们前方的过道走过。她看了一眼舒勒，脸上流露出不满的神情。这个女人从我们跟前走过时，翻了一下白眼，大声说道，“天哪，但愿你没打算再要一个！”
顷刻间，我愣住了。我以为她指的是冰淇淋。她是在说我长得胖吗？随后，我意识到她说话的真实含义和她视线所在的方向。
“什么，我没听清？”我说。她冷冷一笑，继续向前走。
“嗨。”我说。我的怒气在上涨。“我想你该不会没见过孩子吵闹吧。”
那个女人用鼻子哼了一声，说道，“我见过的孩子可不像她那样。”她手指向下指着舒勒。舒勒并没因这次争端恼怒（又或者她根本没在意）。她继续玩耍，尽情欢呼。
那个女人走开了。我站在那儿有一会儿，完全就想让她这么离开，对她不加理会。但有些声音在我耳畔挥之不去，似乎在我站立的那会儿更响亮了。
“我见过的孩子可不像她那样。”这一次，我听到有人在面对舒勒的独一无二时说出了一些破天荒的话。我听出了话里的厌恶和拒绝。她是在厌恶和拒绝舒勒。这么多年来我都在想我是否会经历这一幕，而突然间这样的事发生了。这个女人在面对含糊不清地说着话，发着嘘声的舒勒时没有听懂舒勒语。
她听到的是一个野性十足的孩子在胡闹。
我找到了那个女人，她正在为她买的东西结账。我并不想去寻衅，但我希望她能道歉，希望她在看着舒勒时能看到她真实的样子。这么多年来，我都被舒勒超凡脱俗的一面深深吸引着，以至于我甚至无法理解其他人会忽略这一点。
“请原谅。”我走到她跟前说。她认出了我，凝神望了我一眼，僵硬地笑了笑。“我想您应该知道，我的女儿并不是一个没法管住的孩子。她—”
“对我而言她当然显得没法管住，”她立刻回应，“她的举止就像是一只野生动物。如果你没法管住你的孩子，你就不该带她到公共场所来。”
我深呼了一口气。“事实上，我想让您知道的是，她有神经紊乱症，她没法说话。我知道她会有些吵闹，但目前为止她只能这样。她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跟人交流。”
我停顿了一下。“我希望你能为刚才所说的话道歉。这对她、对我都十分重要。”
她挤了挤眼睛，付完账，抓起购物袋。此刻，有几个店员围拢过来，看着这出闹剧。“我才不在乎她出了什么问题，”她说，“如果她的举止不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她就不该和我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她没法做得更好的话，也许你本该送她进精神病院。”
我站立了片刻，内心的情感有如波涛汹涌。距舒勒的诊断结果公布已有将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拼命努力地想为舒勒找到一条出路，这样她就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我们知道任何方法都没奏效。她在得克萨斯州一个名叫马诺尔的小镇上接受特殊教育，试图用几十个手语把她想说的话表达出来，她的内心充满沮丧。4岁时，她还没完全学会如何使用便池。透过这个陌生人的眼睛，我能看出她觉得舒勒已无药可救。
我依然注视着这双眼睛，凑上前去。“你是一个恶毒的老太婆，对不对？”我轻声说道。
随后我说：“我希望你会得恶性肿瘤。”
我听到身后有人倒抽了一口气。女人收敛了笑容。她立刻转过头，匆匆走出大门。她回头看了一眼，确保我没有跟踪她。我环视了一眼四周年轻的店员们，每个人都用惶恐的眼神盯着我。人们哑口无言。他们这时又可以说什么呢？
我拉着舒勒的手，轻声对她说我们准备去另一家店。我们走时，我试图不跟任何人有眼神上的交流，但我知道他们都在盯着我看。
坐到车里后，我静坐了片刻，等待我快速的心跳恢复平静。我刚刚诅咒一个人得恶性肿瘤，原因仅仅是她没有接受舒勒。我感到自己的残忍、懦弱和失误，但最多的情感还是恐慌和羞耻，不只是因为我说了这么一句可怕的话，还因为在我内心深处隐秘的地方，我无法停止去想是否那个女人的话是对的。
12.山顶之旅
除了“乔治·布什是一个阿飞、笨蛋、傻瓜”外，奥斯丁一带较为流行的汽车保险杠标语之一便是“让奥斯丁一如既往地怪诞”。我们搬到那儿之前，我就给舒勒买了一件当地的文化衫。奥斯丁既是一个大学城，也是嬉皮士们的避难所，总之带舒勒来这儿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点儿怪诞，再怪诞的人在这里也是常人。
这几乎是真理，我们在那个夏天领悟到了。奥斯丁有许多格调另类的公园，每次我们带舒勒去时，她几乎毫无例外地会融入到其他孩子中，和他们一起玩耍。她是夏天的孩子。我们给她留了短发，短短的波波头。这发式几乎伴随了她一生，但夏天的舒勒刘海不会挡住脸，也不用别着她喜爱的几乎与她形影不离的塑料小发卡。我们想过让她的头发长长，但一想到她疯也似地玩耍的样子，我们就不由地联想到玩耍过后她满头蓬发的悲惨局面。一到夏天，她就玩得比平时更疯。对于交个新朋友，加入她的游戏大冒险，她总是乐此不疲。她也总能交上朋友。有时其他孩子会问她为什么没法说话，我们就会解释说她的大脑没法像他们那样工作，但她可以理解人们跟她说的话（这一点虽然我们很难确认，但觉得大致正确），也可以打手势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其他孩子会对此沉思片刻，随后继续玩耍。
在奥斯丁这样的城市里，每个孩子都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个5岁的女孩留着蓝色的头发；那个男孩有两个妈妈；那个女孩没法说话，只能打手语；那个男孩是个穆斯林。公园里的孩子们会对彼此间的不同进行加工处理，在社交中作出任何细致入微的必要改动，随后继续手头的要务。这些改动常常包括更改游戏场中的不动产份额。
我们头一次看到没有多少父母谨慎地打量舒勒，提防着她的疾病可能会传染。奥斯丁似乎是抚养舒勒，锁住有关她大脑秘密的理想之地。为了培养她的社交能力，我们尽可能多地带她外出。社交对她有好处，但我们的费心几乎没有必要，因为她一直都是我见过的最外向活泼的人。她的怪兽夺走了她说话的能力，但有时我会想它是否在这个空白处留下了其他什么东西—附加份额的勇气和好奇心。可能怪兽偷走了她语言的同时也偷走了她的羞怯。
夏季得以让我们暂离学校，但当我们开始为秋季的课程作准备时，所有往日熟悉的警钟又开始敲响。学期开始前不久，我们又参加了一次个人教育计划会议。这样的会议是法律强制为所有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设立的。同在纽黑文时一样，出席会议的有家长、孩子的主要任课老师以及所有辅助工作人员，比如说诊疗专家。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包括学校的护士。特殊教育计划的目的是就孩子来年的学习课程达成一致。年度的会议是强制性的，但新的年度计划可以在任何被认为是合适的时间召开。从去年春季开始，舒勒在马诺尔上学还不到一学期。因此，让一切步入正轨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