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趣的是，人们一方面为贸易自由而奔走呼吁，另一方面却又不断的制定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协定，这看似矛盾的做法的确让人难以理解，下面这个《多种纤维协定》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解释。
《多种纤维协定》是一个关于纺织品和服装的双边或单边的复杂计划，它的核心含义是使协议签订国有选择地歧视性限制别国的纺织品，也就是能够拒绝别的国家的纺织品，而这种违反关贸总协定的协议怎么会通过呢？并且怎么还会持续到今天呢？
下面还是让我们从历史中来寻找完整的答案。1957年，迫于国内纺织品生产商的压力，美国同日本签订了《多种纤维协定》，限制日本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自愿”出口，为美国纺织品生产商进行调整生产提供一段过渡期，协议的有效期为5年。虽然从日本的进口减少了，但这却导致美国从亚洲其他低工资国家进口的增加，最后，在美国的单边压力下，其他国家也签署了这样的协议。
随着亚洲棉制品对美国出口的减少，亚洲国家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开始扩大，随后，欧洲国家也对此进行限制，与此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也转为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进口国，日本的生产商也开始抵制亚洲低工资国家的纺织品。
新的低工资出口国开始成为受到配额限制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国家的出口被认为对进口国的国内生产商构成威胁，他们就要服从该协定，这个协定很快就成为有多个国家参与的，关于多种纤维和多种衣物制品的协定。最初《多种纤维协定》只是打算持续5年，结果却持续了30多年，并且在这段时间里限制越来越严格。
不过，有趣的是，自始至终该协议的导言中都是这样描述的，该项协议的目的是“为纺织品的生产和纺织品贸易的扩张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在协议的第一条明确地指出：“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保证这项贸易有秩序的、公平的发展，避免对个别市场产生不良后果。”该协议的真实目的不言自明，尽管每次谈判都宣称要扩大贸易，但事实上贸易的限制越来越严格。
事实上，真正的贸易自由并不存在，每个国家制定的贸易政策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在国际社会中，依靠WTO建立贸易公平的规则是不可能的，正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说过的那样，“规则不一定是按社会效率来制定的，相反，是为那些具有创新谈判能力和谈判规则的人制定的。”
当规则无法约束人们的贸易时，只能通过流血冲突来解决。
美韩牛肉战
有时候，经济学就是这么一门迷人的学问，它的基本原理是如此简单，只需要一张纸便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了。从下面美韩牛肉战中我们便能获得启示。
韩国曾是美国牛肉的第三大进口国，2003年，由于美国疯牛病引起的恐慌，韩国政府暂停了从美国进口牛肉，5年后，2008年4月，随着韩美的不断磋商，韩国准备放宽对美国牛肉的限制，结果引发了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2008年5月，虽然韩国农业部部长郑云天表示：“政府已经对进口牛肉制订了新的卫生标准，美国牛肉是安全的。”但是韩国的民众并不买账，韩国媒体甚至报道“94%的韩国人拥有患上人类疯牛病的基因”、“食用美国牛肉的人就像实验动物”。
事实上，这简直就是一场围绕牛肉展开的政治阴谋，它就如同好莱坞电影一样紧张刺激。根据《朝鲜日报》和经济学家的分析，这场牛肉大战真正的情节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韩国政府希望美国国会能够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便促成两国的自由贸易，而韩国能够以此打开美国的汽车、通信等市场。美国在牛肉生产方面占据着强大的比较优势，而韩国家庭式的生产方式无法同美国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抗衡。
接下来，经过同美国的艰苦的谈判，最终韩国在牛肉市场上做出了让步，同意逐步放开牛肉市场，为此政府宣称美国牛肉已经达到所谓的“安全标准”。
这样的决定尽管对韩国消费者有利，但却使得韩国农民处于劣势地位，利益集团的出现使得剧情更加戏剧化，韩国在野党首先鼓动韩国农民进行抗议活动，并且散布出骇人听闻的言论：“食用美国牛肉的人就像实验动物”。
结果，在韩国民众的抗议下，韩国政府做出了让步，推迟了进口美国安全牛肉的时间，而韩国总统的支持率也创下新低，为此韩国总理不得不向总统提出内阁成员集体辞职，以承担因向美国开放牛肉市场而在国内引发政治危机的责任。
整个事件越来越复杂，媒体、政府、利益集团、农民都牵扯进来，让人目不暇接。韩美贸易战告诉我们，尽管贸易取决于国家利益，但贸易背后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利益集团，而国家之间的贸易常常沦为利益集团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曾经触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索罗斯曾经形象地总结说：“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经济史的演绎从不基于真实的剧本，但它铺平了累积巨额财富的道路。”
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
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邦焦尔尼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从而诞生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这本畅销书和一次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冒险：4岁的儿子不得不拥有标价68美元的“意大利”鞋；厨房的抽屉坏了，可找不到工具修理；购买生日蜡烛竟成了折磨人的头痛事，杂货店除了中国蜡烛，啥也没有；能到手的最“美国”的灯，也用了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是一盏混血台灯；丈夫去法国旅行买的纪念品艾菲尔铁塔钥匙链也是中国制造……
作者经过一年的艰辛尝试，证明中国制造在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今天，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行销全球，全世界70%的电风扇来自中国，55%的电热水壶来自中国，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等更是充满世界各地，有两百多类中国产品销售量位居第一，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实力意味着中国的经营模式将很快成为全球效仿的标准，这在商业上被称作“中国价格”。
劳动力工资水平低就是中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非常充分，资金却非常匮乏，最终的结果是，劳动力的报酬低，而资本的利润率高，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这也是中国的比较优势。
然而，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总是声称：中国的工资水平比我们这里低得多，他们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玩具、服装、皮鞋等等，我们应该保护我们本地的生产商，对中国的产品征税，或者发布禁令。美国的确是这样做的，借助“反倾销法”阻碍进口中国产品，用以维护美国公司的利益，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保护本国的产业。
这种荒谬的观点其实曲解了比较优势的真正含义。美国的工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娴熟的技能和大量的资本设备，这些因素促成了他们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和比较优势，而这正是他们高工资的来源。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低工资正是低生产力的体现。这种贸易保护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家庭，萨拉·邦焦尔尼用她的亲身体会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离开中国制造的生动画面。
相反，很多事实总被她们忽略，在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污染企业名单中，包括百事、惠尔普、博世等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赫然在目，事实上，大部分上了污染企业名单的跨国公司在环保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口碑，但他们进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降低了环境标准。
外资往往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逃避本国或发达国家严厉的环保法令限制，造成了中国大量资源消耗，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环保总局的一位官员曾深有感触地说：“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被如此重视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不仅因为这里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批的工厂、设备，更关键的是这里有巨大而蓬勃发展的消费者市场。中国是威胁，中国是顾客，中国也是机会，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无论什么行业，中国必将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和消费市场，这才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原因。
矛盾的经济学
关于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分工和比较优势来增加贸易双方的财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今天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它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发展，他的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人们。
但是，李斯特告诉我们贸易也具有一种破坏力，而这样的贸易会把那些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李斯特建立的贸易保护学派提出的在德国国内实行自由贸易，同时对进口制成品征收高关税的做法，使德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事实上，经济学真正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这些公式，分析这些陡峭的曲线，而在于理解经济的规律，并指导我们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因此，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似乎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了，而是政治家需要考虑的。往自己的港口扔石头肯定是不明智的，但是没有一块石头也是件可怕的事情，似乎最佳的做法是：准备好一块自己的石头，时刻等待着往别人的港口扔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