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月氏是西方大族，原与大夏一度共居河西走廊，大夏西迁后，月氏占有其地。月氏极盛时期的疆域，东至今宁夏固原一带（汉月氏道），西过张掖、武威的古代盖臧（姑臧）城，据记载为月氏所筑，大概就是月氏的都城。匈奴兴起时，月氏势力强大，头曼单于不得不将其长子冒顿送月氏为质，防止月氏从西面来的进攻。后冒顿逃出，回国夺权，即单于位，西击走月氏，月氏大部迁酒泉、敦煌间，这是第一次大迁徙。《括地志》所记月氏居地，即指这次大迁徙后的情况，整个河西走廊，都有月氏分布。西汉文帝即位后不久，单于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击月氏，从此，月氏大部分别沿天山山麓、昆仑山麓西迁，先至那林河上游，后因乌孙来攻，继续西南迁，建大月氏国，这是匈奴追击下的第二次大迁徙。当时仅有一部分老弱不能走者，留在酒泉、敦煌间的祁连山下，被称小月氏。这次大迁徙，从后来张骞报告中所说大月氏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分析，除去沿途吸收的其他民族成分外，说西迁大月氏人约在10万上下，大概不会过分。
继月氏之后为乌孙。乌孙是蒙古草原西部南下的民族，至河西走廊北侧，与月氏共居，游牧为生。两族共居期间，双方互有矛盾，大月氏攻杀其王，夺其地，王子由部人抱亡匈奴，单于抚养长大，使其掌西部各族。后强大，虽羁属匈奴，但不肯参加朝会。匈奴占领河西，昆莫率领族人西迁，最后击败大月氏新占领的地区，在赤谷城建立起国家。乌孙西迁时的人数史无记载，强大时户12万，口63万，其中杂有塞种、大月氏种人，乌孙人约在数十万之多。
大月氏、乌孙西迁，后面都有匈奴追逐，匈奴西方王将也率部众向西迁徙。匈奴击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能统治这样广大的地区，天山南北的匈奴人已经不少。后来，匈奴接连失败，大批人向西迁徙，特别汉匈争夺西域期间，匈奴向西的迁徙人数更多。日逐王先贤掸降汉时，就有人口一万两千余（车师地区）；常惠与乌孙兵共击败匈奴右谷蠡王庭（吉木萨尔北），获其名王、贵族及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仅此二例也可说明匈奴西迁人数之多。到东汉时期，西部匈奴人数更是成倍增加。
西汉武帝时期，汉开河西，通西域，中原各族人民向西域的迁徙不仅数目大，而且经常化，其中包括官吏、使者、商人、戍卒、甲骑、屯兵、技匠等等，数百年间，未曾间断。各族人民进入西域，为西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屏障西南，阻挡南北民族的迁徙交往，但南北民族的交往和迁徙活动，也屡有发生。春秋战国时期一部分塞克人就由葱岭以南到达葱岭以北，除大量活动于中亚七河地区外，少量越天山进入塔里木盆地周围，至今在盆地出土的许多人骨，人类学家测定为印度一阿富汗类型和帕米尔一费尔干类型，即为南来的移民遗留。印度佛教创立后，大批佛教徒北上从事宗教传播活动，大夏、大月氏先后接受佛教。张骞通西域，至身毒，后西域诸国不断遣使报谢，史称双方“使者相望于道”，葱岭以南迁居岭北者当不少。西汉时，竺曾、竺次先后任汉朝官员，供职西部，其原为天竺（印度）人，当无疑义。佛教传人天山南北，较传入中原地区更早，许多教徒都是先进入天山以南然后辗转入中原的。在辗转过程中，不少人就落户天山南北，成为土着。
综上所述，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民族成分复杂、迁徙活动特别频繁的地区，迁徙时间的长久和距离的遥远不是文物和历史记载所证实，可以说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迁徙是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也正是这种迁徙活动，形成西北地区各族的先民，造成后来西北地区多民族的状况。
三
概括先秦、秦汉时期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1．从地理范围考察，我国西北地区东起陕西，西至天山西部，北达蒙古草原，南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为自然分界。在此区域内的各族，现在都称为我国西北民族。由此追述历史上居住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族，也都属我国西北民族。
这个区域的民族，绝大部分属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为蒙古人种。大概早期（先秦）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占优势，由于周、秦王朝的建立，周秦文化继承华夏文化，也就是汉文化，因而接受汉文化的人数大增，掌握汉藏语系中的汉语语族人数很多，因而汉藏语系民族人数超过阿尔泰语系民族人数，占优势地位，而且在不断发展。区域西边，有少量印欧语系民族居民，这是几千年来西邻的居民向东迁徙后的遗民，他们以后大量融合于蒙古人种的两大语系各族之中，只有极少数人保留下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这一现状和历史是大致相符的，历史上欧洲人种居民曾不断向东迁移，这个地区是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融合区的东部扩散区，向蒙古人种接近，是大势所趋。
2．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资源主要是通过攫取获取所需，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与此相适应的产业主要是畜牧业、饲养业、狩猎业和捕捞业，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很大。中原地区虽然气候、水量、植物生长发育等条件优于西北高原，但自然灾害和人为的争夺严重，所以居民向西北地区迁徙，往往是自发的，而不一定带有强迫性。石器时代文化所代表的各民族向西北方向移动是当时活动的特色。
随着原始农业向定居农业的发展，一部分居民对土地的选择和依附性逐步加强，不恒其居向恒居转变，争夺土地，扩大领土的活动加强。传说中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黄帝与炎帝的战争，是国家产生前的大规模战争，前者是族与族之间的争夺战，后者是同族内部权力之争。战争的结果，对民族的迁徙活动起了推动作用。炎黄二帝起于西部，战争在涿鹿（河北西北部）之野，战后蚩尤族南下，炎黄势力东移。《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崩，葬桥山。”《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桥山在南，有黄帝家。”汉上郡在今榆林地区，阳周在绥德西，可见黄帝族的活动范围包括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舜“窜三苗于三危”，三苗在东方，三危在陇西，也是一种远距离的民族迁徙活动。
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王朝。禹定九州，与西北有关者为雍州、冀州、梁州；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或在九州之内，或在九州之外，与夏有会盟关系，说明相互间有长期来往。
殷商时期，奴隶制得到高度发展。奴隶主贵族把掠夺奴隶、财富、土地，作为他们获取财物的一种主要手段，战争频繁，征羌、伐羌、击羌、伐鬼方等话在甲骨卜辞中屡见不鲜。这些地处西北的少数民族，被奴隶主视为可任意毒打、杀害和祭祀的奴隶，随便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居于晋西北、晋西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向陕北、河套一带，向陇东陇西，向河湟地区迁移，周族、羌人、鬼方、狄等在西北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在陕甘宁青的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文化遗址中，都可得到印证。商王朝的建立与发展，推动了民族的迁徙活动。这种迁徙的原因和行动，同以前自发的移徙，有着性质上的区别。
西周建立后，周与西戎，特别是西方的犬戎和偏北的猃狁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的结果，一部分戎人成为周的属民，融合于周；另一部向西向北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又推动原先土着居民迁徙。《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游在瑶池与西王母的一段对话“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祖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乌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这段记录虽源于传说，但反映出相互间难舍难分的友情。瑶池虽不能确指其位置，但在天山或其以西，这是大家公认的。中原与西王母邦虽相距遥远，但往返三年又可以见面。不管此话出自何人之口，反映出对这条道路大家都很熟悉。
西周末年，秦国兴起。春秋战国时期，秦称霸西戎，秦一方面利用西戎的人力、物力、财力壮大了自己，同时还把一批西戎迫使西迁北移。数百年间，秦国把西部各族迫逐迁徙者，数量不少，这批迁徙居民又在客观上阻挡了塞克人向东迁移的浪潮，使之限于天山南北，进人敦煌、安西一带者，为数很少。从河西至天山南北，汉代人称为“秦胡”的，就是这批曾受过秦的统治，后来陆续迁往西部地区的人。
秦、汉王朝建立后，特别是自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原王朝适应形势的需要，向河西、西域的移民数量剧增。此前，匈奴为了占领河西，曾迫使月氏、乌孙等数十万人西迁；汉李广利伐大宛，两年内由中原迁往河西、西域的人口，也达数十万。至于来往使臣、贸易商队的人数，更是难以统计。两汉时期，向西移民进入空前高潮。
由上可见，进入奴隶社会以前，移民是自发的，带有自由选择牧场、草地的性质，任随所至。当时的迁移，是以氏族、部落为单位，人数不多。但是，到了奴隶社会，特别是中原王朝统治力量逐渐加强时起，这种移徙活动，往往就与中原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几次大的浪潮都同中原王朝的扩土开疆有密切关系。商、周的建立和强盛，已经推动了这种迁徙；春秋战国时期，移徙力度加强，但从层次上看，还是与秦、晋等接连的民族开始，一浪推一浪，推动各自邻近的民族移徙。到了秦汉时期，中原王朝直接参与和促进民族迁移，规模就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
3．移徙活动的第三个特点是，从东向西的移民，不论从中原地区移动，或是从蒙古草原迁徙，还是经青海高原移徙，居民绝大多数是蒙古人种，各自掌握和发展的文化，也是蒙古人种的文化，与欧洲人种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新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遗存，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系列文化，都反映出这种移徙活动的轨迹和区域。进入天山南北后，与欧洲人种各种类型的文化相接触，出现多种文化并存和相互影响的特色。但是越往后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中原华夏文化已经在天山南北占有优势地位，而且对该地区各族社会的发展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正因为移民的主要内容是从东向西迁徙占着优势地位，移民不管是中原的，还是漠北、青藏高原的，移徙前都与邻近民族、部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程度受过华夏文化的影响，因而迁居新地后，原有的影响和情感还长久地保持、传诵着，不忘故土。月氏西迁后，虽然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数百年间与当地人融合、接触，不仅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人种上也向印欧民族接近，但从西汉后期开始，向东迁返的人从未中断。魏、蜀争权的战争中，凉州胡月支王公然深入蜀汉治所，表示支持蜀汉继承正统，统一全国的正义事业。从河西迁居中亚的一部分民族，在中原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提出他们原是凉州祁连山下昭武（张掖东）城人，有康、米、何、史、安、穆、曹等九姓，自号昭武九姓。九姓从昭武西迁的时间虽然不能确指，但从有关资料分析，他们与月氏人第一次西迁（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即位，西逐月氏）的年代大致同时。昭武九姓中的一部分人从汉代起就不断东来，十六国时期在汉赵政权中起过重要作用，南北朝至隋唐数百年间，昭武九姓人东返者几乎分布于全国各地。乌孙西迁后建国于天山西北，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西域各国马首是瞻。但在汉、匈争夺西域的战争中，他们不怕匈奴的威胁，站在汉朝一边，为汉朝统一和经营西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事实说明，西迁居民不管条件起了什么变化，自身发展如何，经历了多少年代，但由于与故土各族存在着难分难解的联系，文化上受过相同的影响，所以东归故土成为他们心理情感的一个部分。以后的千余年间，他们始终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在经济贸易、文化传播，特别是佛教东传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西迁民族，他们成了丝绸之路上最活跃、最有能量的重要因素。
4．不论是自由移徙，还是强迫移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西北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亟待有人开发。地广人稀的草原、绿洲，靠当时自身人口繁育的力量，是难以改变这种局面的。移民们也是因为这种原因，才一批一批来到这里。牧业移民主要是利用天然牧场资源，发展生产，满足生活需要，逐步提高自己的经济文化水平，而农业居民则不然。农业居民是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几乎是并行的，没有改造，最好的土壤、水利条件，也只能是自然资源，发挥不出应有的经济效益。
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像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的文化遗址中，就出土过多次粟粒、麦粒，证明人们已经知道生产粮食。但直至西汉开河西、西域之前，匈奴统治下的河西，还是牧业经济地区，天山以北、以西，也是牧业，仅天山以南的绿洲小国，有一部分农业生产。楼兰遗址出土的粟粒，说明居民已经知道粮食生产的知识，但数百年后汉开楼兰时，该地还是“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靠寄田获取粮食的国家还有许多。直至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年）后，汉于伊循城置伊循都尉经营屯田开始，这里的粮食生产才真正发展起来，成为汉经营西域、维护丝绸之路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储存供应基地。从事直接生产的，绝大多数是各族移民。西汉在天山南北多处进行屯田，田卒主要也是各族移民。从赤谷城到楚河流域的农业，虽然不排除塞克人在此活动的影响，但形成一个农业生产部类，还是汉遣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田赤谷开始的。可见，移民对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他们是生产者，也是建设者、开发者。
先秦和秦汉时期，我国西北地区的民族迁徙活动，历时数千里，从未间断过。不论大规模的迁徙活动，还是小规模的迁徙活动，都对西北地区的认识、开发和经营，与当地原居民建立密切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中间有从东向西迁移者，也有从西向东迁徙者，但总的形势是从东向西迁移者经常处于优势。也正是这种迁徙活动，踏遍了西北地区的千山万水，通过与各地居民的接触和联系，发生了早期的物物交换，出现了商品交易。也正是由于这些活动，使东方与西方的民族相互认识，建立起密切关系，带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也正是这些活动，为以后天山南北统一于西汉政府奠定了基础；也正是由此迁徙活动，为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中西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始于张骞，但张骞能够跋涉万里，通过难以数计的民族地区和国家，而且处处受到欢迎，这与数千年来东方许多民族、居民的西迁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就在张骞到达以前，不论天山南北，还是中亚各国，都对秦汉王朝的声望、富饶，已经有广泛的了解。《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
（原载《西域研究》1995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