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香菱学诗谈起。
香菱有点儿呆，但挺可爱，她想学做诗，那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很类似今天的文学青年。但那时没有作家班或函授之类给予学习机会，所以一搬进大观园里来住，可能感受到园内适宜的文学自由的创作气氛，便向她的主子提出来，要薛宝钗教她做诗。
薛宝钗的诗写得蛮好，至少与林黛玉不相上下。她俩在文学观点上的唯一区别，一个把诗当作手段，“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把诗当作目的，“冷月葬诗魂”。如果二位女士降生在当代，则是毫无疑义的女作家，应该说是一流的。当时，大观园里的众姐妹，除了“一夜北风起”的王熙凤略输文采外，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水平，以及理论基础知识。只可惜缺乏发表诗作的园地，虽有一份邸报，但仅抄发官方文告，不办副刊。不过，这也好，省得她们犯错误。乾嘉之际，文字狱也怪吓人的。
香菱学诗，来得有些突然。即使巨匠如曹雪芹，也难免白璧微瑕，好象事先事后应该有个关照才好。但大概他急于发表他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却疏忽了香菱原是英莲，被拐子卖来卖去的奴婢，应该和袭人她们差不多，不会多识几个字的。不过，曹雪芹是文学巨人，即或如此，尽管谈诗论文，还是使读者身临其境，若睹其人，看出薛、林二位文学观点的歧异，和她俩人生悲剧的呼应，这就是曹雪芹的艺术力量了。
香菱虽呆，还不至于傻到先去求教林黛玉。说不上是门户之争，派别之争，她还是找到宝钗张嘴，因为她是她的主子。
宝钗是现实至上主义者，她不把文学看得那么重，和黛玉为文学而文学，截然不同。后来香菱登门拜师，林黛玉欣然允诺，连讲课费都不要，可见她热心扶植文学新人。薛宝钗非常讲究生存哲学，认为香菱的临时户口落在了大观园，当务之急是去拜码头，照会各方，以求关照，学诗大可缓一缓。不过，她也不特别压制，表现得很宽容，按说她完全可以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的。尤其这个该死的丫头，竟投拜到自己的文学劲敌门下。放在今天，怕也未必能有宝钗的涵养。
我始终很惊讶薛宝钗这种文学上的坦然。
我也不明白这种历久不衰的“文人相轻”的老传统，那种嫉贤妒能，独领风骚，只许自己活，不准别人活等等文人的诸多恶习，为什么在大观园里表现得不算十分明显？
当然，也不能讲薛宝钗无动于衷。
她说话了：“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她算账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这种嗔怪本身，也未尝不是宝钗的一种态度。因为香菱是她的奴才，她知道她的呆头呆脑。要学，应该向她学；要教，也该由她教。这话冲林黛玉而发，大概不错。
香菱写了“月到中天”那首七律，果真够呆的，竟先送交这位不算很开心的老上级审阅。宝钗只说：“这个不好，不是这个做法。”至于怎么不好？应是怎么个做法？看法保留，不置一词。而且针对黛玉：“看她是怎么说？”看起来，不算十分与人为善。至少，这是让人难堪的沉默。
等到香菱的第二首七律“非银非水”脱稿，这回呆子不想再碰钉子，直接往黛玉这边来了。宝钗本来表明要看黛玉怎么说而自己不想讲话的，但到她打算发言时又半点不含糊。第一，说题目要改一改，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但挺彻底的否定。第二，她说：“也罢了，原是诗从胡说来。”一下子把写诗的人，教诗的人，统统置于尴尬的境地。似乎是在开玩笑。看来薛、林二位女士，未必不暗中较劲。幸好大观园里不成立诗人协会，否则，主席这职位谁来担任，还颇费踌躇呢！
不过，她俩在文学这个范畴里，角力是比较文明的。至少不发表评论，声严色厉；也不划地为牢，泾渭分明。而在其它方面，对不起，宝钗的忍让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了。
清虚观打蘸，张道士敬献的一盘子礼品中，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贾母眼熟，记不得哪个女孩子戴过。宝钗说史湘云，宝玉说他怎么没见过，探春说宝姐姐有心。接着黛玉冷笑道：“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唯有这些人戴的东西上，她才是留心呢！”
这当然是很厉害的攻击，林黛玉对金玉良缘的反应，是有点神经质的。不过，薛宝钗“听说，回头装没听见”，退让了。
这是初一的事，到了初三，薛蟠生日，摆酒唱戏。宝玉和黛玉两人闹别扭，弄得老太太不舒心，凤姐只好将他们弄到贾母身边。谁知贾宝玉说话造次，竟把薛宝钗比作杨妃，使林黛玉着实得意，这在她眼中看来，均势明显失衡，宝玉和黛玉联合起来嘲弄她，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这一次很不客气地反击，让他们领教了她的厉害。
由此可见，力量失去均衡，便会不平；不平则鸣，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在《红楼梦》里这个三角爱情游戏中，她深知自己在贾宝玉心目中真正的位置。有一次在怡红院，她亲耳听到贾宝玉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尽管薛宝钗不可能研究弗洛依德，但这种潜意识的流露，无论如何给她心灵造成巨大的震荡。在她和林黛玉未获得贾宝玉爱情这场争斗中，她明显地处于弱势，唯其如此，所以她很计较。
相反，薛宝钗在文学方面，倒不怕示弱，这就因为她实在并不弱的缘故。
在元妃省亲大典上，每人奉旨一匾一咏，这很有点诗歌大奖赛的意味。评比的结果是：“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姐妹所及。”这是元妃说的话，明显地带有官方色彩，所以薛宝钗是钦定的不亚于林黛玉的一等奖获得者。随后不久端午节贵妃赏的节礼，宝钗所获规格高出黛玉一头，这使黛玉恼火不已，实际上等于娘娘对金玉良缘投了赞成票。不过，也应看到宝钗的应制诗“芳园筑向”是挺能邀好的，所以元妃排名次，薛先林后，倾向性很明显。一般地讲，旧时那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哪怕露骨的吹捧，也会讨得皇上的欢心。否则，哪有如此多的御用文人呢？这正是薛宝钗的聪明了，她把文学当作手段，知道统治者的胃口，喜欢吃什么，就喂他什么。投其所好，不但是生存之道，而且还可以达到邀赏受宠，排除异己的目的。结果，宝钗到底谋得了宝二奶奶的位置。虽然，这份胜利多少有点儿凄惨，因为宝玉的政策是你不让我得到，我也不让你得到。所以宝钗其实也等于咽下一枚苦果，但无论如何也要比为文学而文学的黛玉的命运好得多。
黛玉教香菱写作，第一，缺乏我们中国人应有的美德，不那么谦虚。不错，你是一流女作家，但口气似乎不必如此拿大：“既要学作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还教得起你。”第二，诗是一门学问，自有其自身的规律、章法，林黛玉特别强调了“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样，她的学生得出结论：“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这种反传统的做法，若是贾政知道了，准说误人子弟的。他连自己的儿子学《诗经》都反对，遑论其它。第三，过于娇宠文学新秀，香菱不过刚入门径，林黛玉便说：“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宝钗就不同了，她和史湘云夜拟菊花题时，说得再清楚不过：“诗题也别过于新巧了。……诗固然怕说熟话，然也不可过于求生，头一件，只要主意清新，措词就不俗了。”接着话峰一转：“——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把那于身心有益的书看几章，却还是正经。”一下子面孔板起，满口道德文章。
林黛玉是不会说出这番卫道的话，但宝钗这个人说归说，做归做，正确的话是要说的，可并不妨碍她想做什么。第二天，那首“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螃蟹咏，很流露一番不满现实的意思。以致宝玉道：“骂得痛快！”众人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歹毒了些。”妙就妙在宝钗能够自如地、并行不悖地说那样的话和做这样的诗。黛玉办不到，所以她只能最终败局。
不过，众人还是肯定薛宝钗的才华。虽然这次菊花诗会，头奖让林黛玉夺走了，但别忘了，第一届海棠诗会，薛宝钗可是金牌得主。所以，她在文学成就上，用不着和林黛玉争，两强相遇，势均力敌，用不着紧张，这才表现出宽容。但在贾宝玉爱情的天平上，她晓得自己的份量不及林黛玉，所以就不得不步步为营了。
应该看出，薛宝钗虽然以文学为手段，但她绝不是鲁迅先生所讲的那类“空头文学家”，也不是毛主席描写过的“头重脚轻根基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角色。
虽然，有时她挺让人讨厌。薛宝琴新编了十首怀古诗，“众人看了，都称奇妙”，独她却说：“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因为后两首涉及到《牡丹亭》、《西厢记》，在当时大概被认为是黄色的书籍。马上正经起来，而且赶紧撇清，其实她比谁都看得多看得早。宝钗有学问，文学自不用说，看她在指点惜春作画时，很使人怀疑她是否在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过。同时，无论怎样不喜欢她这个人，她拿出来的诗，都是站得住脚的。
宝钗的诗，风格不一，体裁多样，有辛辣讽喻的螃蟹咏，有含蓄浑厚的海棠诗，有伤感甚至颓废情调的“恩爱夫妻不过冬”，也有很具新潮意味的“东风卷得均匀”的柳絮词。因此，应了一句俗话，她不是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主，不是吹出来或唬出来的主，不是假借权力，倚仗靠山，狗屁也写不出的主。她胸有成竹，决非草包，拿得出作品，经得住褒贬，所以在文学上，她和林黛玉不叽叽喳喳，说短论长，而且一派大家气象。
这大概是大观园文坛难得平和的一个原因吧？
199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