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在读的是俄国革命虚无主义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张菊香、张铁荣，2000：79―80）
尽管只是一则短讯，该文实际上已具备了一定的研究性质，它将周氏兄弟对法国等欧洲国家文学作品的自觉阅读和翻译活动置于当时中日两国对西方文学进行整体接受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以褒扬的语气对周氏兄弟不乏开拓意义的译介成就及倾向作了简要的评述，因此可视为关于周氏翻译研究的发轫之作。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样的呼应毕竟太微弱了，而且又是来自遥远的异域，它只能一定程度地说明域外对于我国“西学东渐”现象的敏感态度，至于影响一面，充其量不过是在周氏翻译研究这块处女地上刚刚立起的一块不甚显眼的界碑，若论真正的奠基工作，则要推到十几年以后了。
1923年2月，《申报》50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胡适的《最近之五十年》一文，文章对周作人的翻译活动和译介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评述。胡适首先肯定了林纾在以古文翻译小说方面取得的成绩，而随后则笔锋一转，指出这样的成绩到底还是归于失败，究其缘由，大致因为古文毕竟是死的文字，无论做得如何出色，究竟只能供少数人赏玩，既不能行远，且难以普及。接着作者又举了周氏兄弟翻译的例子：“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他引用了周作人所译安徒生童话《安乐王子》（通译《快乐王子》，笔者注）作为例证，并分析指出：这样的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江义华，1998：111）还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对周作人继《域外小说集》以后的翻译则给予了不菲的评价。他指出：北欧的易卜生、安徒生等，东欧的托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库普林等，以及新希腊、波兰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在这一年之中都介绍进来了，而“在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少有人仿效，是国语欧化的一个起点”。（同上：153）
胡适为文，虽非针对周氏一人，亦非专论其翻译，但大家出言，立论总不乏新颖独特之处，因而能探幽发微，时有灼见，也是自然的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胡适一向被认为是学界无可争议的执牛耳者，所谓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正是当时真实的写照。就此而言，这篇文章虽略带点评的性质，仍可以视为周作人翻译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影响于后来者自是不可小觑。
的确，胡氏以降，论及周氏翻译者虽称不上趋之若鹜，却也不乏其人，比如五四时期的钱玄同就曾有过如下评述：
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意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强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宫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来的翻译中，是开新纪元的。
这里论者间接地批评了严复、林纾等人为求“达诣”而用古文翻译外国作品的取道，以此来反衬出周作人一贯恪守的“直译”标准的可贵之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毫无讳言地启用“开新纪元”一语来作为对翻译家周作人的定论性评价，由是可见周氏于当时译坛毋庸置疑的独特地位。
胡适、钱玄同从宏观的角度对周作人的译事及译绩作了整体性评价，至于评价是否客观公正，尚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我们认为，胡适、钱玄同之后，相关评价日渐增多，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评价大都带有点评的性质，且东鳞西爪地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书籍，既没有形成研究的规模与气候，也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因此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若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风气的形成，则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国内学术环境日渐宽松，作为周作人整个研究课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周氏翻译研究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在这方面，卓有成就者不在少数，如郭延礼、李景彬、张铁荣、王锦厚、陈福康、舒芜、倪墨炎等知名学者均在自己的研究专著中对周作人的翻译活动、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与实践等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不乏一定的创建性，其系统性也远远超越了前人。然而由于各人学术兴趣、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研究范围的不同，上述学者探讨问题时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也不尽相同。大致看来，多数作者只是从某一方面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概括性论述，论述内容涉及周氏的翻译活动、所提出的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等等，整体而言，这些研究在内容和范围上尚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宽。
以深度和广度而论，则当以钱理群先生的研究为上。钱先生的观点主要见于《周作人论》一书，在该书中，作者专门设立一章，就周作人翻译问题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一、周作人代表了继严复、林纾以后的第二代翻译家，而作为这一代翻译家，他们“是以‘照原文直译’为旗帜的”，因此他们才“具有了自己的独立价值”。（钱理群，1991：226）
对于上一代的翻译家，周作人曾经是表示过感谢并给予充分肯定的。事实上，早年正是通过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他才第一次接触了西方先进思想，也正是通过林纾的翻译小说，他才产生了对于外国文学的极大兴趣，并在模仿中开始了自己早期的翻译活动，因此应该说，上一代翻译家在周作人身上所起到的“媒”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媒”的作用却发展到了另一个方向，比如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周作人就发现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中的缺失之处，这种缺失在形式上表现为把外国人的著作都变成“载飞载鸣”的斑马文章，思想上体现为“以夏变夷”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而学生对于先生的背叛，“不仅是因为周作人这一代对外文的精通，使他们不必如林纾似的依靠别人的口译来做翻译，而是在翻译观念上、基本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同上：226）这种实质性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翻译对象与内容的选择上，同时也表现在由“益智”到“移情”的翻译目的的转变上，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一变化的结果终于在周作人身上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催化与催生作用。
二、假如我们对上述所谓的思想观念上的实质性变化做进一步的深究，即可发现周作人这一代翻译家所追求的以“存真”为翻译宗旨的最终指导思想。“存真”自然是为了求得西方文化的真实价值，并以此来改变令人困顿已久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借思想改造语言，又要借语言改造思想，注重于翻译内容的突破，力图输入真正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异质的现代思想。
这里钱理群客观地评价了《域外小说集》所具有的“存真”意义上的价值，指出它的付梓是介绍“被侮辱与被损害民族文学”的第一个自觉的努力，给其时的中国现代翻译事业注入了时代的青春活力，具有钱玄同所谓的“开新纪元”的意义。作者还对周作人五四前后的其他译介活动及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作为“古今中外派”的周作人通过翻译对于人道主义这种全人类“共通的精神”的宣扬不啻与世界文学潮流取得了共同语言的历史的期待。（同上：230）
三、关于翻译同语言发展的关系，作者指出，周作人先进的翻译观不仅体现在思想一面，而且还表现在对翻译与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辩证思考。在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看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语言形式的不同，实质上是反映了民族思维方式与感知方式的不同，表现了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同上：234）也就是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入新思想与新文学，更是为了促进民族的思维与心理以及民族语言的改造，而我们也正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以周作人、鲁迅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坚持“直译”标准的深刻内涵与意义，换言之，正是在采纳新名词及语法的严密化这一点上，周氏兄弟所竭力主张的“直译”的翻译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周作人等对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的道路的历史否定，到他们有选择地将文言成分作为现代翻译语言的有机组成成分，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现代翻译史上语言观的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
四、关于译者的自觉参与意识，作者指出，“周作人的翻译所引入的艺术世界存在着内在和谐与统一，这是翻译家主体对于作为客体的翻译对象的主观选择的结果，是主、客体的一种内在的契合。”（同上：237）周作人一方面坚持“直译”的翻译观点，但同时又强调翻译者主体在翻译活动中并不是绝对消极被动的，因为真正的翻译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契合，更要求译出原著的“神韵”，而要传达出作为作家全部个性的“神韵”，就必须达到“自我”与原文“化而为一”。
在这方面，钱先生一如既往地对周作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译作能够自成独立艺术世界的翻译家是不多的，周作人即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以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例，就表现出了周作人在寻求与自己主观心灵相契合的目标时所独具的慧眼；周作人以他优美的译笔，沟通了中国读者与在时空上迥然不同的国家的原作者的心灵，同时又提高了翻译文学的独立地位与价值，这都构成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独特贡献。（同上：238）
在上述几个方面的论证中，钱氏以独具的慧眼对周作人翻译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其观点新颖、鲜明，为他人所不及。
总之我们认为，翻译研究已成为有关周作人综合性研究课题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事实也正该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其他许多文学家一样，周作人也是由翻译走上创作道路的，更重要的是，对周作人而言，翻译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翻译活动不仅贯穿了他整个文学生涯的始终，而且还影响了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凡此等等，都说明将翻译家周作人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