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学研究在周作人的杂览与杂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据粗略统计，在他发表过的著述中，以儿童为主题的文章总不下120余篇，可谓是一个相当庞杂的体系，鉴于此，我们只能就与本书有关的问题作些探讨。
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之十》中说：“我们对于儿童学有些兴趣，这问题差不多可以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人类学”并非上文中讨论过的文化人类学，而是生物进化论的人类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周作人在同一篇文章中所作的进一步解释：“我所想知道一点的都是关于野蛮人的事，一是古野蛮，二是小野蛮，三是文明的野蛮。一与三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这其二所谓的小野蛮乃是儿童的。”在这段话中，周作人显然把“小野蛮”的儿童的事排除在了文化人类学的范畴之外，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照进化论讲来，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正是人生之蛮荒时期。”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文化人类学派的方法无从解释儿童世界的种种现象，运用人类进化说则不仅可以说明儿童害怕毛茸茸的东西是蛮荒时代森林生活恐怖经历的生物遗传，说明幼儿喜爱玩水是远古水栖生活习性的遗传，甚至还可以说明古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子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
生物进化论的人类学观点是周作人儿童学研究的基点，由此向外展开，他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西方儿童学鼻祖斯丹莱？霍尔（StanleyHall）的著作。霍尔学派重视儿童生理和心理上的健康成长与发展，认为儿童虽然不同于成年人，但却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正常生活，这种观点正是周作人所认同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正有不少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但尚无何去何从的定论，作为这一呼声的积极响应者之一，周作人从对西方儿童学的研究与借鉴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子：既然儿童时代为人生之蛮荒时期，儿童的成长关系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那么社会就应该为他们提供健康成长的一切条件，这既包括生理上的，更包括心理上的，“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
“以此为出发点”，周作人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儿童学的整体性理论研究，重点探讨的是儿童教育方法；二是以理论为基础所进行的实用性研究，重点是对儿童文学的收集、整理、介绍和翻译。
对儿童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主要见1913年12月发表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的《儿童研究导言》一文。在本文中，周作人首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儿童学研究的目的：“以研究儿童身体精神发达之程序为事，应用于教育，在使顺应自然，循序渐进，无有？格或过不及之弊。”也就是说，儿童学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寻求教育儿童的方法，而最理想的方法便是“顺应自然，循序渐进”，在这里，周作人找到了西方现代教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契合点，接下来他又对这一契合点的理论依据作了如下的诠释：
盖儿童者，大人之胚胎，而非大人之缩形，如以初生儿与大人相较，理至易明。大人首长居全身八分之一，小儿则四分之一，其躯干之不相称犹是，则即以儿童各期发达，自有定级，非平均长发，与大人相比例也。
他认为，儿童生理上的发展不均衡也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心理上的发展不均衡，而我国的传统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忽略了这一点：
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儿童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儿当无不能之，但其量差耳。于是有以廉让之德，利他之谊，诏二三岁儿者，微特不受，且抑其固有之种性，不得发泄，留为后因，反成其贪滥自利之德，皆逆自然之教育以致也。
他继而指出，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采用西方进化论的教育学观点：
欧洲中世之教育，以传习学业为的，以强记多识为胜。及芦梭起，始大非之，创任天之说。至弗勒贝尔，主张自力活动，以为教育儿童若种树然，树始于一粒种子，以雨露之润，膏沃之养，渐自长大，成百尺之材；然其百尺之材，初实寄于一粒之种，雨露膏沃但助长之而已。蒙养之道，亦唯在辅导儿童，俾得尽其性，以成完人耳。创为幼稚园，实施其说，为儿童研究之先导，然尚未成学。十八世末，德人谛兑曼以后，始有专书，记述儿童发达之状况。今乃大盛，以美国霍尔博士为最著名，其研究分二法：一主单独，专记一儿之事，自诞生至于若干岁，详志端始，巨细不遗，以寻其嬗变之迹。一主集合，在集各家实录，比量统计，以见其差异之等。所依据之学，则生理、心理、生物、人类四者为之纲，略言之，可云进化论的教育学也。
至此，周作人的儿童学理论已初见端倪，那就是“以进化论见地论儿童”，其中心思想是在儿童教育中贯彻“顺应自然，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两者的结合便是“进化论的教育学”。
除上文外，周作人还在其他地方对儿童学及儿童教育作过补充性解释与说明。比如在《儿童问题之初解》一文中，他把一般人对儿童的感情分为“三纪”：初主实际，次主审美，终于研究，并将“一国兴衰之大故”系于国人“视儿童轻重如何”；在《家庭教育一论》中，他引进了实验教育学的观点，强调儿童教育重在助长个性，“使人人得尽其天禀之能”；在《小孩的委屈》中，他谈了译完童话《凡该利斯和他的新年饼》后的感想，指出儿童受到大人野蛮的处置终究会“加报于父母”，这正是自然的因果律；在《感慨》一文中，他引用霍尔《儿童生活与教育的各方面》一书中的话说，父母的横加干涉是造成儿童畸形性格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关于儿童教育的若干篇论文，其中有日本新井道太郎的《小儿争斗之研究》（1914）、英国加伐？威尔的《外缘之影响》（1914）、瑞士查理？波都安的《访问》（1925）等。
在对儿童学作了全方位研究后，周作人随即转入了儿童教育所需要的材料――儿童文学作品――的研究、介绍与翻译。
早在1910年，周作人曾买到过一本高岛平三郎编的《歌咏儿童的文学》，这本书对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他对于儿童学的兴趣就是由此而开始的。到了1923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对该书进行了评论与介绍，文中引用原作者的话说：
我想我国之缺乏西洋风的儿童文学，与支那之所以缺乏，其理由不同。在支那不重视儿童，又因诗歌的性质上只以风流为主，所以歌咏儿童的事便很稀少，但在我国则因为过于爱儿童，所以要把他从实感里抽象出来也就不容易了。支那文学于我国甚有影响，因了支那风的影响及诗歌的性质上，缺少歌咏儿童的事当然也是有的；但是这个影响在和歌与俳句上觉得并不大。
对于这一点，周作人深有同感，指出：“中国缺乏儿童的诗，由于对于儿童文学的观念的陈旧，非改变态度以后不会有这种文学发生，即使现在似乎也还不是这个时候。”他接着写道：儿童学研究在当时的日本虽然才刚刚起步，但传统的歌咏儿童的文学作品已经很多了，这其中不仅有大量的诗歌，就是散文笔记也不缺少这一类的东西。正如高岛平三郎所言，日本人骨子里具有一种细腻而强烈的亲子观念，这种观念承袭性便造就了历史悠久的歌咏儿童的文学传统，典型的例子是，早在10世纪，日本就出现了清少纳言的《枕之草纸》一书，书中有不少作者以女性的幽婉纤细所记述的儿童的事情，比如描写儿童之美的“可爱的事物”一段，就被周作人认为是歌咏儿童的文学标本：
瓜子脸的小孩。
人们？？的叫唤起来，小雀儿便一跳一跳的走来；又（在他嘴上）戏涂上胭脂，老雀儿拿了虫来给他放在嘴里，看了很是可爱。
三岁左右的小孩急急忙忙的走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被他很明敏的看见，用了可爱的手指撮着，拿来给大人们看，也是极可爱的。
留着沙弥发的小孩，头发披在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微微的侧着头去看东西，很是可爱。
交差系着的裳带的上部，白而且美丽，看了也觉得可爱。又还不很大的臀上，童装束着在那里行走，也是可爱的。
可爱的小孩暂时抱来戏弄，却驯习了，随即睡着，这是极可爱的。雏祭的器具。
从池中拿起极小的荷叶来看，又葵叶之极小者，也很可爱。――无论什么，凡是细小的都可爱。
肥壮的两岁左右的小孩，白而且美丽，穿着二蓝的罗衣，衣服很长，用带子束高了，爬着出来，极是可爱。
八九岁的男孩用了幼稚的声音念书，很可爱。
长脚，白色美丽的鸡雏，仿佛穿着短衣的样子，喈喈的很喧扰的叫着，跟在人家的后面，或是同着母亲走路，看了都很可爱。
鸭蛋。
舍利瓶。
瞿麦花。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儿童文学”，这里应区分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是描写儿童的文学，也即周作人的所谓“歌咏儿童的文学”，二是供儿童阅读的文学，也即他所说的“儿童的文学”，前一类表现的是成人对儿童的关爱的态度，后一类才是儿童教育中真正需要的东西。
周作人认为，儿童之所以需要文学，只要看看文学起源的情形便可以明白：文学的起源，本由于原人对于自然的恐惧与好奇，凭了想象，构成一种感情思想，借了语言表现出来，总称是歌舞，分起来是歌、赋与戏剧小说。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还有许多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荒唐的思想，但这些野蛮荒唐的思想能够激发儿童的丰富的想象力，对儿童的心理发展有利而无害。
关于儿童教育的作用，周作人首先引用了麦克林？托克的观点：儿童的想象被压迫，他将失去一切的兴趣，变成枯燥的唯物的人，但如果被放纵，又将变成梦想家，由此他指出：文学教育的作用有三：一、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二、培养并指导这些趣味；三、唤起一切没有的新的兴趣与趣味。与此相适应，他将儿童期划分为3个不同的阶段，并为每一阶段指定了文学阅读的内容：一、幼儿前期――儿歌、寓言、童话，可以是本国的，也可以是别国的东西；二、幼儿后期――儿歌、童话、自然寓言（如《万国一览》译本）；三、少年期――诗歌（如叙事民歌）、写实故事（如《鲁滨逊漂流记》、《堂？吉诃德》等）、寓言（如伊索寓言及欧洲其他国家寓言作家的作品）、戏曲（中国尚无有，须先从翻译入手）。
关于上述各种儿童文学体裁，周作人都曾有过专门的介绍与翻译，比如他翻译介绍了古希腊伊索的寓言、日本柳泽健原的介绍童谣的《儿童的世界》、日本坪内逍遥和美国斯金纳等人的童话剧本6篇等等。当然他最感兴趣而且花费精力最多的还是在童话这一方面。
对于周作人来说，童话研究是与神话研究并重的，因为在他看来，童话与神话原出一本，只是前者是宗教的，后者是文艺的，虽然性质稍有不同，解释却还是一样，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同以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为依据。
周作人对童话的考察也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童话的整体性研究，二是童话的介绍与翻译。以童话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有10余篇，其中重要的有《童话略论》、《童话研究》等。
《童话略论》一文共有9节，各节分别对与童话有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安德鲁？朗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是生物进化论的教育学。首先，关于童话的起源，他指出童话与神话及传说实为一体，因三者随文化不同而异，所以童话也可以认为是神话或传说的一个分支，这一分支的流行范围虽不限于儿童，但多为儿童所喜爱。其次，在分类上，他把童话划分为“纯正童话”和“游戏童话”两种，其中前者又包括“代表思想者”和“代表习惯者”两类，后者又包括“动物谈”、“笑话”和“复叠故事”三类。接下来的一节讲的是对神话的解释，指出童话源流来自上古，其本意“今人虽不能知，而古人知之，文明人虽不能知，而野蛮人知之”。此外本文涉及到的问题还有：童话之于儿童的教育作用――存天然本性、使想象繁富、集入世之资，童话之评价――有优美、新奇、单纯、匀齐四种，童话分类――人为童话和天然童话，人为童话与天然童话或民族童话相对，亦称艺术童话，其中以安徒生所著最上。在最后一节，作者根据上述各要点得出自己的结论：“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话，二当证诸儿童学，否则不合乎教育，且欲治教育童话，不可不自纯童话入手。”总之，对于童话的起源及解释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确保其于儿童教育中的正面效果。
《童话研究》一文作于1912年，其中谈到的问题与上文略同，如论及童话与神话和传说的关系时，周作人写道：“生民之初，未有文史，而人知暂启，鉴于自然之神话，人事之繁变，辄复综所征受，作为神话世说，寄其印感。迨教化迭嬗，信守亦移，传说转昧，流为童话。”再如童话教育功能的论述：“童话之用，见于教育者，为能长养儿童之想象，日即繁富，感受之力亦益聪疾，使在后日能欣赏艺文，即以此为之始基。”此外有一点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本文中，作者还从民俗学的角度讨论了不同文化中的童话各自的独特之处，分析可谓精辟独到，足见作者在童话研究领域非凡的造诣：
童话取材大旨同一，而以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乃令华朴自殊，各含其英，发为文学，亦复如此，可一一读而识之。如爱尔兰童话，率美艳幽怪，富于神思，斯拉夫居阴寒之地，所言深于迷信，？烈可怖，与南方法伊之国多婉冶之思者殊矣。东方思想浓郁而夸诞，传叙故极曼衍，如《一千一夜》（通俗称为《天方夜谈》）之书可见；多岛海之童话亦优美多诗味，马达斯加传，特极冗长；在虾夷澳洲诸族，则以简洁胜；莽民及蔼思吉摩文化疏末，犹近古石器时代，凡所著述亦最近自然。日本文教虽承中国之流，而其民爱物色，多美感，洒脱清丽，故童话亦幽美可赏，胜于华土，与他艺术同也。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1922年他与赵景深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童话的讨论，这场讨论以通信的形式发表在《晨报副镌》上，其中谈到了不少重要问题，如“童话”一语的来源、童话的翻译、童话的研究方法及其之于儿童的教育作用等等，但最有意义的还是他对安徒生和王尔德两位童话作家及其作品的对比性研究，这里引述他的一些主要观点，权且作为他对童话研究的一个结束语。他在最后一封信中指出，安徒生与王尔德童话的差别是在于纯朴与否。王尔德的作品无论是哪一篇，总觉得很是漂亮、轻松，而且机警，读去极为愉快，但是有苦的回味，因为在他的童话里创造出来的不是“第三世界”，却只是在现实上覆了一层极薄的幕，几乎是透明的，所以还是成年人的世界。安徒生因了他异常的天性，能够复制出儿童的世界，但也只是很少数，他的多数作品大抵是第三世界的，这可以说是超过成人与儿童的世界，也可以说是融为一体的成人与儿童的世界。总之，安徒生的世界是纯朴的，相比之下，王尔德的世界更多的则是机警，或者说是机警有余，纯朴不足。周作人最后总结道：“我相信文学的童话到了安徒生而达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话式的一种讽刺或教训罢了。”
在童话的介绍与翻译方面，周作人也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比如他曾以《安徒生的四篇童话》为题介绍过安徒生及其童话作品，他曾翻译过几篇朝鲜童话故事，还翻译过格林兄弟的《稻草与煤与蚕豆》及《大萝卜》、坪内逍遥的改写的《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及《老鼠的会议》、美国诺依思女士的《乡鼠与城鼠》等等。此外，他不仅自己默默地耕耘在童话的天地里，对于别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同样是不胜欢喜的，比如他曾为刘半农之女刘小蕙译的《朝鲜童话集》、柏伟列译的《蒙古故事集》、李小峰译的科学童话《两条腿》以及翟显亭编译的《儿童故事》分别写了长篇序言，他还撰文正面评价过赵元任译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穆木天译的《王尔德童话》。凡此等等，其功可鉴。
周作人在译完《土之盘筵》中的《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即使我们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的一切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此后他又在《关于儿童的书》一文中说道：“我希望有十个弄科学、哲学、文学、美术、人类学、儿童心理、精神分析诸学，理解而又爱儿童的人，合办一种为儿童的定期刊，那么儿童即使难得正当的学校，也还会有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从东京留学期间，到60年代初期，在他整个一生中，周作人就是这样怀着一颗永不泯灭的童心，为儿童学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人弄杂学到了忘我的境界，而且能够将自己的杂学与一种事业的成就紧密地结合起来，这种治学精神的可贵之处可谓是难得而令人至为钦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