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1929年，继各种发现之后，第一个人科动物的颅骨从深埋的周口店村附近的石灰石洞穴里被发掘出来。（人科动物是指两条腿的灵长类中的任何成员，包括人类，有灭绝的和活着的）它的骨头很厚，具有突出的眉脊，脑容量小于现代人。这里可真是风水宝地，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这里发现了14个以上的颅骨以及11个颚骨和100颗以上的牙齿。某些现象格外奇怪：发现物中大部分是头骨以及头骨一部分，大多数颅骨显示出大脑曾被挖空的证据。但所有颅骨都跟杜波伊斯的爪畦人惊人地相似，实际上，是如此的相似，以至爪哇人和北京人无疑属于同一物种——已经灭绝的直立行走人，其脑容量比现代人略少，生活在180万年以前。1950年，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迈尔（Ernst Mayr，1904—2005）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直立人，目的是把这一物种定义为既不是猿，也不是空缺的环节，但显然属于早期人类形式。
直到1940年去世，杜波伊斯都拒绝接受北京的发现和他自己的发现有类似之处，尽管今天爪哇人已被公认为最早发现的直立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可怜的杜波伊斯甚至推翻了他自己过去的声明：他所钟爱的不会说话的猿人与人类至少有那么一点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它与人类没有任何联系，只不过是化石猿的一个变种。
解剖学家凯斯爵士（Sir Arthur Keith，1866—1955）在他为杜波伊斯所作的悼词中，总结了杜波伊斯的一生：“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是如此坚定，以至于他不惜扭曲事实，而不是改变思想以顺应事实。”
辟尔唐人骗局
这是凯斯爵士的一则讽刺性声明，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被自己的偏见所蒙骗，从而参与到一起科学骗局中臭名昭著的事件，为其提供确证。
和他的许多英国同事一样，凯斯属于进化论学派，相信脑容量的进化，而不是直立行走，是区别人系的首要特性。在反思尼安德特人和爪哇人化石时，凯斯曾如此告诉听众：“……我们拥有的知识——知识非常不完全——仅有两个人，它们都出现在更新世初期。一个外貌类似动物，另一个肯定智力低下。”他论证说，如果这些化石真的代表了现代人的祖先，那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在更新世时初期，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跨度内，人类大脑以令人惊奇和几乎难以置信的速度得到演化”。
凯斯相信尼安德特人和爪哇人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真正祖先，而是现代人祖先的近亲和同代人，他们比现代人有着更大的脑袋。所以，当英国苏塞克斯郡辟尔唐公共地附近的一个沙砾坑中发现令人吃惊的化石时，毫不奇怪，凯斯会积极参与验证活动。
故事要从一个名叫道森（Charles Dawson，1864—1916）的英国业余地质学家开始说起。1912年12月，在一次地质学会议上，道森宣读了一篇论文，描述他的活动和在辟尔唐的发现。他说，几年前，他接触了某些不寻常的褐色燧石，于是追踪找到了沙砾坑。想到此处也许还会藏有其他有趣的标本，于是他要求常在这个坑里工作的工人多长个心眼儿，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出现。
据道森说，不久后他们果真找到了一件标本，看上去像是椰子壳的一部分，在挖掘过程中已经破碎。于是，他们扔掉了其中的某些，但是后来想到道森也许会感兴趣，又找回了一小块带给道森看。道森说，他立刻认出这是化石颅骨的一部分。他返回到坑地试图寻找其余的碎片，但是没有找到，直到1911年秋天，才终于发现另一块颅骨碎片。
道森说，这时他才把这些碎片拿到不列颠博物馆，向博物馆的地质学保管人伍德沃德（Arthur Smith Woodward，1864—1944）出示这些标本。伍德沃德极感兴趣，开始跟道森一起，每逢周末都到坑地去工作。不久又有一个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中，这就是德日进神甫（Father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他是一位业余地质学家和耶稣会传教士，也开始把部分时间花在挖掘上。
1912年夏天，他们找到了更多的颅骨碎片和一组哺乳动物牙齿化石，并且得到了他们最大的发现物：类猿颚骨化石的一部分。
在人数众多的1912年会议上，道森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发现的是一个新物种，取名为道森的曙人。更令人兴奋的，是曙人或者辟尔唐人（它迅速闻名于世）所具有的含义。将其复原后，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辟尔唐人已经具有极为古老的大脑袋和突出的类猿下巴。
这正是许多英国进化论者希望找到的，特别是对那些相信大脑袋才是早期人类明显标志的人来说。于是，辟尔唐人身上所见的大脑袋颅骨和类猿的下巴，成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发现物见于英国，这些英国人类学家自然认为，智能生物显然最早必定在此出现。
凯斯爵士对最初的复原曾经有过一些挑剔，但还是表示欣赏。于是，英国其他许多重要的解剖学家和进化论者立刻集合在凯斯周围，一起检验辟尔唐人并且宣告它是可信的。其中也出现过一些异议，特别是当宣布从坑下发现的其他化石证据确证了大脑袋的辟尔唐人应该超前于尼安德特人和爪哇人时。但是很快这些声音就被淹没了。那些质疑人的颅骨和类猿的下巴似乎过于完善的声音也遭到同样的下场。颅骨太接近人，下巴太接近猿：它们怎么可能真是属于同一个体？
回答当然是不可能。辟尔唐人是一个骗局。颅骨来自人类而下巴来自猿——两者曾被仔细加工、折断、拼合和染色，以便看起来像是来自同一个体。
遗憾的是，过了40多年才发现这一点——直到20世纪50年代，当一位年轻的科学家，他不囿于前辈的观点，对化石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检验和运用新的科学试验方法，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凯斯和他的同事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想要看的，而忽略了明显的事实。
是谁一手打造了这一骗局？是道森、他的同事中的一位，还是别的什么人？由此招来许多猜测和谴责，但答案仍然是一个谜，并且看来难以破译。
非洲宝地
正当辟尔唐人坐在不列颠博物馆显赫的位置上等待其垮台的命运时，其他惊人的发现正在世界其他地方陆续出现——但由于辟尔唐人受到误导的吹捧，这些发现竟可悲地被嘲弄了许多年。
在20世纪头25年里，广为流传的看法往往随同海克尔理论一起出现，这个理论认为人类家族的发源地可能位于亚洲的某一个地方。但显然，从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发现来看，包括有争议的辟尔唐人，欧洲曾经是人类变迁史中的重要地区，但很少有人听从达尔文的建议，他曾指出非洲实际上是最有可能发现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
1923年，30岁的澳大利亚出生的解剖学家达特（Raymond Dart，1893—1988）来到南非，开始在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做教学工作。达特曾在英国受教于一些杰出的英国进化论学者，并且对进化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尤其对寻觅早期人类感兴趣。他的重要贡献是1924年发现了人类进化的特征，当时有一位学生带给他一具狒狒颅骨化石，她是在一个朋友的起居室壁炉架上看到的。这个房子属于北方石灰石公司（一家露天采矿公司）的经理，而颅骨来自一个名叫汤恩（Taung）的地方，离此地约200英里。这个颅骨和以前见过的任何其他狒狒颅骨明显不同，达特大有兴趣，他请采石场工人把其他发现送给他看。几个星期后，他收到了两大箱包装好的化石！就像圣诞节早晨的儿童一样，他开始兴奋地研究起他的宝贝。
当把箱子里的化石一件一件进行分类时，他真的找到了宝贝！全世界的进化论学者讨论得很多的是大脑和大脑容量，以及直立行走或大脑容量这两个性状究竟哪一个最先出现。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发现过达特突然握在手中的这一标本：一个颅腔模型——一块变成化石的物质，精确地复制了颅骨的内部形状，保存了大脑外部的细节、血管以及所有的结构。它虽然不是脑化石，但却是仅次于脑化石的最好标本！它对于猿有些大，对于人又有些小。但他认识到，确实有某些特征更接近于人而不是猿。
他的好运还只是个开头。他激动地继续进行研究，发现有一块石灰石，里面嵌有变成化石的前额背部和部分变成化石的面部。那块颅腔模型正好与这块石灰石严密吻合！这是同一标本的一部分！然而整个面部是什么样子呢？在后面的73天里，他仔细剥离岩石，一点一点地，慢慢呈现出石化后的面部，“钻石切割机都未曾这样爱护或者这样细心地针对无价的宝石……”，他后来这样描写自己的工作。1924年12月23日，他的礼物展现在他面前。“我可以从正面看到面部，尽管右侧仍未完全展露……出现的是一张孩子的脸，一个婴儿，满口的奶牙和正在萌出的臼齿”，他写道，“我怀疑，可曾有过父母如此为他的作品感到骄傲，那就是我在那个圣诞节得到的汤恩宝贝。”
化石来自于一个儿童，死时也许只有三四岁。达特肯定，这是一项重要发现，它就是某种早期的人科动物（该名词也用于这一类群，包括人、长臂猿和猿），但又是哪一种？它不像是森林猿，因为南非在数百万年前，气候相对干燥。还有，尽管化石显示一张幼猿的脸，它的脑子却更像人——不是在大小，或者成年后它会长到多大（比起完全的人来还是小得多）——而是在它结构的某些特点上。更重要的是，达特注意到，脊髓离开颅骨进入脊柱的孔，在汤恩颅骨上要比现代猿更为靠前，表明它和直立动物一样，头部可以在脊骨上保持平衡。再有，前额的倾斜不像猿那样突出。达特对他的发现物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思考，反复核对他的化石和他的想法，终于作出结论。他的汤恩代表了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科学家今天估计汤恩大约生活在100万到200万年前），它的脑子只比猿大一点点，但是大脑结构在某些方面已经具有类人而不是类猿的特征。再有，尽管这一生物具有一张猿的脸，但它走路时已习惯于像人一样地直立。
1925年2月7日，达特在权威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发现和结论，在这篇著名的论文里，达特提出，他的汤恩是“介乎现存类人猿和人之间已灭绝的一种猿类”。
不像杜波伊斯，达特没有寻找空缺的环节。他是一位老练的进化论学者，不会相信存在一个单一、清晰的“环节”，通过它可以回答有关人类过去的所有问题。但是他肯定他的发现（他称之为“非洲的南方古猿”），代表了以前从未碰到过的一个完全新的科，也许是部分的环节，在人类进化之谜中肯定是重要的一部分。
他的论文立即引来一片强烈的反对声。来自科学共同体的质疑就像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肩上。不仅因为达特工作的这个区域，非洲，人人都知道不是恰当的搜索地区，毕竟亚洲才是最有希望的“人类的摇篮”，那里才有可能提供需要的化石，而且还因为他的解释大胆地越过了界线。所以，“专家们”高声反对。凯斯爵士在那年夏天检验了汤恩的石膏模型，提出了最权威的意见，发表在《自然》上，对达特把汤恩当做猿与人之间的中间环节提出了挑战。他写道：“对模型的检验可以使动物学家认识到这一说法是荒谬的。颅骨属于一个幼年类人猿——大约生长了四年的类人猿，它与两种非洲类人猿——大猩猩和黑猩猩，相似的地方是如此之多，以至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它归入这一现存的群体之中。”至于达特关于颅腔模型表明其大脑具有某些类人特征的观点，凯斯以“猜测性的说法”而加以拒绝。
此外，难道辟尔唐人不是已经表明，早期人脑很大，并且领先于直立行走？自命不凡的达特大错特错！在非洲起源就是个错误。
于是，在权威之手的操纵之下，达特和非洲南方古猿立刻销声匿迹了。
但是，达特不像杜波伊斯，他没有使他的发现或者他的思想归于沉寂。尽管没有资助和官方认可，他依然致力于发现更多的证据，坚信最终定会找到证据，他的汤恩会得到平反。
这个故事有了愉快的结局。
“这个故事催人泪下……这个人作出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的重要性也许可以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然而英国的文化却把他看成是一个淘气的小孩……，”苏格兰古生物学家和医生布卢姆（Robert Broom，1866—1951）就是这样写的，他后来在达特的故事中添加了新的一章。
布卢姆决定加入达特与其汤恩的事业时，已经是一位知名的南非化石寻觅者。布卢姆出生于苏格兰，先是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段时期，然后大约在1900年到南非开始行医。作为骨骼搜寻者，布卢姆主要寻找南非的早期哺乳动物化石。他意志坚定，精力充沛，也很成功。1920年，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28年，由于在哺乳动物方面的工作，他被授予学会的皇室奖。当布卢姆读到《自然》杂志1925年2月号上刊载的达特的论文时，他立刻写信给达特，祝贺他的“辉煌”发现。两个星期后，在未作通报的情况下，突然闯进达特的实验室，跪在摆放汤恩颅骨的平台前。这正是爱作戏的布卢姆一个典型的戏剧性动作，在用了一个周末检验颅骨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后，他承诺尽力找到其他的化石来确立其真实性。
遗憾的是，先前的任务使布卢姆难以抽空来寻找其他的南方古猿，直到1936年他已经69岁了，才全力以赴投入一系列探险活动。一切准备就绪，他豁出命地工作。他赞赏达特，但是“达特不太像斗士，”他后来这样写道。
结果惊人。
搜寻的消息一旦传出，他就从达特的两个学生那里得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斯特克芬坦还有另一个大型商业石灰厂。他与这个工厂的经理取得联系，请他们随时留意情况，而他自己则继续到其他地点去寻找。1936年8月，他到石灰厂察看情况，这时离他开始探寻还不出几个月，经理们已经把可能让他感兴趣的碎片收集在一起，于是他在这些碎片堆中翻寻。令人惊奇的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漂亮的成年南方古猿颅骨和一个完整的成年颅腔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