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作为华夏先民的图腾，起初不过是刚刚采自荒山的一块毛石，粗犷而简陋。在历史老人的手中，它被不断裁切、琢磨。
“龙”在商代形成的一个突出标志是龙开始有了角。当然这时龙角的形状还不固定，有的如长颈鹿，角呈锥形；有的如绵羊，角向后卷；也有的如花冠，还有的似羚羊，此外还有前卷型、虎耳型、螺旋形等各种形状。商以前的龙形象中并没有角，在商代龙却生出角来，其中原因，在于商代对角的崇拜。
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秘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越世间的神的权威。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元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珪(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政治上群雄割据，学术上百家争鸣，原始的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重要一点，是原始宗教中吸收了阴阳交合、化育万物的思想。与此相应，龙也逐渐演变成以阴阳相合为特征的吉祥图案，出现了大量的蛟龙、蟠曲龙以及龙凤合璧的造型。龙的形象也不仅仅出现在礼器上，开始出现于一般的日用器具，如铜镜、丝织品、帛画上，变成了一种突出祥瑞气氛的图案。龙的形体上突出了兽的特征，龙被加上了与虎相似的四足，使龙看起来更像是用四肢奔跑而不是如蛇、鳄那样爬行。这种加工使龙变得孔武健骏，神采飞扬。
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基本定型，即长角、尖耳、兽足、蛇躯。
由于自秦汉始，皇帝被说成是真龙天子，所以龙就有了三重的含义：一是通天的神兽，二是君主的化身，三是吉祥瑞兽。秦汉后，表现龙形象的，一般不再是铸造的青铜或其它金属的礼器，而主要集中在帛画、墓画、画像砖石、石玉雕、陶瓷彩绘上，风格上更加艺术化与世俗化，宗教的色彩逐渐淡化。虽然风格也有差别，如六朝时期的南朝，龙像往往是傲骨嶙峋、潇洒恣肆，而北朝时则华贵雍荣、矫若流云，但总体上变化已不大。
隋唐时期，除了一般传统的龙形象外，又出现了一种龙首鱼身的形象，学者称其为“鱼龙变纹”。“鱼龙变纹”的产生，除了龙的历史渊源的因素外，还与当时的社会心理现象有密切的关系。
在龙的形成史上，鱼本来就是龙的原摹本之一，在上古神话中早就有鱼变龙的传说，在古代典籍中更是言之凿凿。据说大禹在治理黄河时，曾将河东界的龙门山凿开里余，名为龙门，黄河从龙门流过。每年春末，就会有黄鲤鱼争先恐后地从各江河游到龙门之下，若有能逆湍急的水流跃上龙门者，就可化为龙。当有鱼跃上龙门时，不仅云雨相随，而且还有天火自后烧其尾。正因为如此凶险，所以一年之中，能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条，未能过龙门者，点额而返。这就是中国民间传说的“鲤鱼跳龙门”。从这个传说的角度看，龙首鱼身正是变化过程中的形象。
然而，龙首鱼身的半龙形象在隋唐时代的兴盛，并不完全是上古传说的诱惑，而是人世“龙门”带来的效应，这座人世龙门，就是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度。
东汉直到南北朝，是豪门大族的时代和天下，朝廷用人行政，重视的不是人的才情能力，而是出身门第，这一套制度称为“九品中正”制度，也叫门阀制度。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政治上的黑暗自不待言。隋唐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创立了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以官职。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文人既憎恨又依恋的一脉长流，多少文人的升沉荣辱都与科举息息相关。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愿望，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统治集团，跻身上流社会。所以“金榜题名”就成为人生的一大快意。科举并不特别重视门第出身，对那些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旦高中，便可平步青云，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与鲤鱼跃龙门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所以人们就把科举看成是寒士的“龙门”。有人干脆就把考场的正门称为龙门。如《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九回写宝玉与贾兰一同去应科举，考完后宝玉不见了踪迹，贾兰回到家中说道：“我们俩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来，在龙门口一挤就不见了。”大诗人李白在《赠崔侍卿》一诗中写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诗中即以不得成龙的鱼比喻科举落第。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象征着变龙的“鱼龙变纹”自然适应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而成为受人喜爱的瑞符了。
宋代以后龙的形象更趋艺术的完善。在中国古代，宋王朝的地位非常奇特，它没有汉的威风，也没有唐的气魄，给人一种颓靡、软塌塌的感觉。宋立国不久便被北方的少数民族逼得节节南退，北宋成了南宋，最后偏安的小朝廷又不得不向敌人称臣纳贡。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却没有因宋的孱弱而停滞，相反，却在十分迅速地发展。当时各个学科都有学者对历史遗下的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哲学上有理学的辉煌，出现了二程(程颐、程灏)和朱熹这样的大学者。历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和它的作者司马光。金石学、医药学都有集前人大成的理论着述行世。在这样的大背景烘托下，龙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但龙的形象已基本挣开宗教的樊篱，而且出现了一整套画龙的理论，称之为“三停九似”，所谓“三停九似”，即是说在画龙时，龙首至前肢、前肢至腰、腰至尾三部分长度相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如兔、项似蛇、腹如蜃、鳞如鱼、爪似鹰、掌似虎、身如牛。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不仅阐述了“三停九似”之法，而昱强调画龙要“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在画龙的鬃、鬣和肘毛时，笔画要壮快、细致，要看上去是从肉中生出。他还说，龙飞上天后有层云隔阻，落人渊后又潜于水底，人不能见到，所以画龙难以说成是形似，但也不可随意，挥毫落笔、筋力精神应契合于唐吴道子画鬼神的理论。宋代画龙理论不仅成为后世画龙的框范，也使龙的形象越来越进入纯艺术的轨道，突出了龙的审美意义，使得宋代的龙形象更具美感。从现存的宋代器物上所绘的龙形象看，宋龙体态灵健，气质雅俊，或腾飞于飘渺无定的云霭，或出没于崩云裂岸的狂涛，雄奇而不怪异，洒脱而不张狂，令人赏心悦目。元代继宋代的流风余韵，龙的艺术形象更为完善，也更为世俗化和规范化。与宋龙相比，元代的龙形象更趋一种协调和审美情趣的追求，龙头扁长，龙目明亮，龙眉粗壮，龙角后伸，龙躯细长，显得轻灵飘逸。宋元龙形象的艺术成就之所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与龙图案在民间的普及分不开的。龙的怪兽、神兽的特征逐渐淡化，凶霸之气消失，甚至出现过龙游戏于盛开的牡丹花丛之中的图案，整个画面充满温馨样和的气氛。
然而，龙形象的这种趋势由于明、清两代帝王加强了对龙的垄断没能继续发展下去。明王朝的开基之主朱元璋出身贫寒，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都需要以龙来神化自己，说明自己是上承天命的真龙天子，有合法的统治权。出于这种需要，明、清的帝王在衣食住行各端都尽力以龙为饰，龙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帝王的专利。由于封建帝王的推崇，龙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艺术领域，以突出帝王的权威。今天我们见到的带有龙图案或装饰的建筑，大多建于明、清两代，其中一些建筑几乎无处不龙。有人做过统计，仅北京故宫中的一座太和殿，就有龙纹、龙雕1．3844万条。
瓷器、漆器、金银与珐琅器皿上，龙的图案也被广泛使用，从形态上看，既有头尾相交、宛如花团的团龙，也有盘于梁柱之上、探首张爪的蟠龙，有踏水而行的走龙，也有腾飞于空的翔龙。龙的宗教与政治意义再次凸显，形象也变得怪异可怖，并且出现了违反审美规律的正面龙首图像，这种图案中的龙双目圆睁，目光如炬，爪舞牙张，须发皆扬，透出一股凶恶之气，实际上是要显示出帝王的威慑之力。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是专制皇权鼎盛的时期，封建君主竭力树立自己的威权，龙形象的上述变化正是皇权强化的结果，龙成了皇权的工具和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