汊代继承东周时期的佩玉传统，墓中也有组玉佩出土。西汉前期的组玉佩，佩玉的品种较多，有些佩玉的造型和纹饰还保留战国时期的风格。属于西汉前期的南越王赵昧墓，共出土组玉佩11套，在汉墓中是首屈一指的。墓主南越王佩挂的组玉佩由三十二件多种质料的装饰品组成，其中以玉饰品为主，计有双凤涡纹璧、透雕龙风涡纹璧、犀形璜、双龙首蒲纹璜、玉套环、壶形玉佩、兽首形玉饰各1件，玉人4件，玉珠5颗以及金珠，玻璃珠、煤精珠等。这套组玉佩是目前所见汉代玉佩中最为华丽、组合最为复杂的一套。南越王的4位夫人中地位最高的右夫人的二套组玉佩，一套由连体双龙佩、玉环、三凤涡纹璧、玉璜以及金珠、玻璃珠组成；另一套由透雕三龙纹环、透雕龙螭纹环、玉舞人、玉璜、玉管组成。属于殉葬人的三套组玉佩，玉质和雕琢工艺都较差，佩玉的数量一般也不多。可见在西汉前期，南越国从统治者到地位低下的仆婢都佩戴组玉佩，但由于地位的高低和身份的不同，组玉佩中佩玉的数量、玉质的优劣、雕琢工艺的精粗等有明显的差别。
同时，右夫人组玉佩中的玉舞人腰带下雕出佩饰，由一环和一璜组成，环在上，璜在下，璜下饰有流苏。舞人的身份属舞伎或妾婢之类，这种由环和璜组成的简单佩饰，可能是当时地位不高的年轻女性的组玉佩的真实写照。
南越国是中原地区南部边陲的地方割据政权，和中原地区长期隔绝，在丧葬制度上保留了一些先秦的习俗。南越王墓所出组玉佩中的一些玉器，如墓主组玉佩中的犀形璜、双龙首蒲纹璜和右夫人组玉佩中的连体双龙佩等，与洛阳金村东周墓所出的同类玉器颇为相似，具有较明显的战国风格。墓中组玉佩的数量之多，组合形式之复杂，就是承袭战国遗风的结果。
西汉中期以后，组玉佩已不大流行，组合形式也有较大的变化。属于西汉中期的中山王刘胜墓没有发现与南越王墓类似的组玉佩，而以成串的玛瑙珠代替了成组的玉佩。中山王后窦绾的组玉佩，由玉舞人、玉蝉、瓶形玉饰、花蕊形玉饰和联珠形玉饰以及玛瑙珠、水晶珠等组成，而没有传统的璧、环、璜等玉器，显然，在佩玉的种类上与南越王墓差别较大。
汉墓多数被盗掘，很难见到完整的组玉佩。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有时也出土属于佩玉的环、璜和龙形玉佩等，但数量不多，佩玉的种类也不像南越王墓的组玉佩那样复杂，总的发展方向是趋于简化。
东汉末年长年战乱，周秦以来的佩玉制度曾一度废弛。《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注引挚虞《决疑要注》曰：“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由此可见，魏晋以后的玉佩和以前的玉佩当有所不同。从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看，玉珩和玉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佩玉。玉珩多数作云头形，上部弧鼓，下部平直，上部正中有一小孔，下部：有二二或三个小孔，用于系挂佩铭。和玉珩相配的是玉璜，珩在上，璜在下。山西太原市郊齐娄睿墓出土玉珩1件、玉璜12件，珩和璜的焉缘都以黄金镶边，显得富丽美观。江西南昌山南朝墓出土玉珩、玉璜各二件，玉珩也做云头形。北齐娄睿墓和京山南朝墓所出的玉璜，部是中部无穿孔，只在两镒有小孔。这种中部无孔、两端有孔的玉璜，佩对应是两端朝上，类似商周时期玉璜的挂法；当然也不排除一端朝上、另一端朝下，竖立佩挂可能性。战国以来，尤其是汉代的玉璜，一般中部都有孔，佩挂时两端朝下。南北朝的玉璜，不继承汉代玉璜的传统，反而模拟商周玉璜的形制，似为一种复古现象，或是由于王粲“复作”玉佩时系依据商周“旧佩”的缘故。
除组玉佩外，汉代流行一种由玉蝶演变丽来的佩玉。蝶，又名射决或扳指，是古人射箭时戴在右手拇指上用于钩弓弦的用品，往往随身佩带，《诗经》中就有“童子佩蝶”的诗句。儿童长到能骑马射箭时就佩蝶。玉蝶在商殷时就已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的一件玉扳指，是已知最早的玉蝶。该扳指可以套在成人的拇指上，正面雕出兽西纹，两侧分别以阴线刻出身、足及尾部；背面下部有一凹槽，用于纳入弓弦，显然是实用的玉蝶。春秋战国时既有玉蝶。也有骨蝶。洛阳中州路东周墓就出土骨蝶3件、玉蝶1件。骨鲼和玉蝶的器形完全相同，皆略作椭圆形，中有圆孔，可穿拇指，一侧有斜向的柄状突起。出于春秋墓葬的骨蝶都无纹饰，出土在人骨架手部，应是戴在死者拇指上的，可能还是实用器。玉蝶出于战国初期的墓中，一面饰卷云纹，另一面饰简化的兽面纹。
随州曾侯乙墓和曲阜鲁国故城东周墓所出的玉蝶，形制也基本相同。鲁城52号战国墓所出的玉蝶，一件正面线刻兽面纹，背面饰卷云纹；另一件柄状突起演变为透雕的凤首形。看来至迟从战国时开始，实用的玉蝶已逐渐演变为装饰用的佩玉。这种由玉蝶演变而来的佩玉，可以称为蝶形玉佩。也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的玉蝶都不是实用器或仿实用器的玉雕，而是纯粹的装饰品，因而称之为蝶形玉饰。
蝶形玉佩在汉墓中出土很多，可见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佩玉。蝶形玉佩一般做扁片状，平面略呈椭圆形，中间有一圆孔，上端作三角形尖状，正面微鼓，背面略内凹，一侧或两侧有透雕的附饰，因其主体部分形如心脏，所以又叫鸡心佩或心形玉佩。汉代的蝶形玉佩，在器形和纹饰方面有较为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不仅西汉的蝶形玉佩和东汉的不一样，而且西汉前、中、后期的蝶形玉佩也互有差别。
西汉前期的蝶形玉佩，是从战国风格到汉代风格的过渡，所以形式较为多样，少数还具有明显的战国蝶形佩的特征。广州西汉早期墓中出土的蝶形佩，二端一侧有柄状突起，器身趋于扁平，一面微鼓，一面略内凹。还有一种蝶形佩，柄状突起较前一种扩大，成为心形主体一侧的附饰，这显然是从上一种发展来的。如南越王墓所出的一件蝶形玉佩，只在一侧有卷曲的透雕附饰，有人认为是变形的鸟纹；另一件造型独特的蝶形佩，透雕附饰不在心形主体的一侧或两侧，而在心形主体的上部，透雕附饰似为图案化的变形凤鸟纹。多数的蝶形佩，在心形主体的两侧都有附饰，但附饰多不对称，且大小往往相差较大，纹样主要是卷曲的云纹或变形凤鸟纹，也有个别雕成龙的形象。附饰有透雕的，也有不是透雕的。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所出的一件蝶形玉佩，蝶身饰勾连云纹，一侧透雕一龙，另一侧雕出一凤，造型较为奇特。
西汉中期，蝶形玉佩基本上已经定型，一般在心形主体的两侧都有透雕的附饰。中部的圆孔多数较前期略小，两侧的附饰较前期更加繁缛，虽不完全对称，但太小差不多，风格也基本相同，只有个别蝶形玉佩两侧的附饰大小相差较大。纹样主要是变形卷云纹，个别也有作鸟兽纹的。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一件蝶形玉佩，心形主体稍长，两面均阴刻细线卷云纹，两侧有不对称的透雕流云纹附饰，纹饰优美、流畅。中山王后窦绾墓所出的一件心形主体较短，当中的圆孔较大，两侧的透雕附饰大小基本对称，纹样稍有不同，一侧为变形卷云纹，一侧似鸟兽相搏状。
西汉中期偏晚的墓葬，所出蝶形玉佩的器形有所变化，已初步具有西汉晚期蝶形佩的一些特征。
如河北定县40号中山王墓所出的一件，心形主体瘦长，呈扁平片状，中部有一椭圆形孔，两侧及上部都有透雕附饰，上部为凤鸟纹，两侧为变形卷云纹，其中一侧附饰的上端延长呈尖状，类似玉脯的尖端部分，应是蝶、脯结合的初步形式。
西汉中期还出土个别带有西汉前期特征的蝶形玉佩。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的蝶形玉佩中，有一件造型简朴，心形主体一面微鼓，另一面略凹，无纹饰，两侧也没有透雕的附饰，只在一侧有翼，可能是仿古的简化形式。和这件蝶形佩共出的另一件蝶形玉佩，心形主体的两侧为透雕的卷云纹，具有典型的西汉中期风格。湖南长沙咸家湖曹娱墓出土2件蝶形玉佩，一件为典型的西汉中期蝶形佩；另一件只在心形主体的一侧雕出凤鸟纹，突出凤首和风尾，也应是一件简化的蝶形玉佩。
西汉后期的蝶形玉佩，器形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心形主体变得更为狭长，中孔圆而小，两侧及上部的透雕附饰更为发达，一侧附饰的上端往往突出呈尖状，蝶和脯的结合更为明显。江苏扬州“妾莫书”墓出土的一件蝶形玉佩，蝶在全器中所占比例进一步缩小，而透雕的龙纹和卷云纹附饰则得到较大程度的夸张，一侧附饰的前端突出呈尖状，以致发掘者误称为“玉脯”。河南永城僖山汉墓所出的一件蝶形玉佩，也是蝶和脯结合的形式，全器狭长，心形主体的形象已相对减弱，而脂的形象则进一步增强，几乎达到了蝶、脯不分的地步。蝶形玉佩具有部分玉脯的器形，是西汉中晚期蝶形佩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西汉后期，还出现一种蝶和璧相结合的蝶形玉佩。如北京大葆台1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当中为心形玉佩的主体部分，两侧为透雕的龙凤纹，鞣和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类似的蝶形玉佩，在朝鲜大同江古坟也有发现，外缘轮廓近似圆形，心形主体的两侧有透雕附饰，但缺少璧的一圈外廓。
大约在西汉末、东汉初的时候，蝶形玉佩的器形又有新的发展变化，心形主体在全器中的地位进一步减弱，当中的圆孔变成椭圆形，透雕附饰更加发展，包围在心形主体的四周。湖南长沙五里牌(五一路)7号汉墓出土的一件蝶形玉佩，全器略呈椭圆形，当中为心形主体，中部有一椭圆形孔。心形主体的周围都有透雕的纹饰，纹样为双螭卷云纹。这种四周都有透雕纹饰的蝶形佩，与西汉其他时期的蝶形佩有明显的不同，而和东汉蝶形玉佩的形制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东汉时期的蝶形玉佩看来已不如西汉时流行，出土较少，且器形也变化较大。东汉前期的蝶形玉佩，和长沙五里牌(五一路)7号汉墓所出的相类似，还保留了蝶的一些基本特点。湖南零陵东门外汉墓所出的一件蝶形玉佩，全器近似椭圆形，心形主体的中孔也作椭圆形，四周环绕透雕的蟠螭纹附饰。
东汉后期的蝶形玉佩，器形变化更大。蝶的主体部分虽尚有痕迹可寻，但作横置，器形略呈扇形，中孔也由椭圆形演变为圆角长方形，四周的透雕纹饰更为发达。河北定县43号墓出土的一件蝶形佩(发掘者称之为“扇面形玉饰”)，心形主体略带弧度，中有圆角长方形大孔，四周透雕双螭、双风及流云纹，螭、凤相互缠绕，遨游穿插于心形主体及云气间。纹饰优美生动，玲珑剔透，色彩斑斓，是东汉玉器中的佳品。陕西华阴东汉刘崎墓出土者器形与之基本相同，在心形主体的周围透雕螭虎等动物纹饰，刻工亦颇精巧。
魏晋南北朝时期，蝶形玉佩已经很少，考古发掘只发现于个别墓葬中，器形接近东汉晚期的蝶形佩，但心形主体的形象已不清，只剩下中部的椭圆形孔。南京郭家山东晋墓所出蝶形玉佩，采用浮雕、透雕、阴线细刻等技法，雕琢出嬉戏于云间的双螭，纹饰流畅，玲珑剔透，是魏晋时期难得的玉雕艺术品。
从考古资料考察，蝶形玉佩不属于组玉佩的组成部分，而是男女皆宜、单独佩戴的佩玉。它滥觞于春秋战国，盛行于西汉，东汉逐渐衰落，魏晋南北朝凋零。蝶形玉佩从盛行到消失的过程中，造型和纹饰不断有所变化，总的趋势是代表蝶的心形主体逐渐减弱，两侧的附饰不断增强。心形主体从西汉前期至中期肥硕丰满，中期始渐瘦长，当中的圆孔也变小，后期至东汉越来越不明显，当中的圆孔变成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到魏晋基本上消失，只存当中的椭圆形孔。心形主体的附饰，从西汉前期到中期，由上端一侧有柄状突起发展为一侧有透雕附筛，继而再发展为两侧有透雕附饰；纹样主要是卷云纹，还有少数凤鸟纹或鸟兽纹。西汉中期偏晚及后期，上部始有透雕的附饰，并曾出现蝶、脂结合和蝶、璧结合的器形。西汉末期直至魏晋，透雕附饰发展为环绕四周的纹饰，纹样有螭、凤、云气纹等。这种全器环绕透雕附饰的蝶形玉佩，比西汉中期以前的蝶形佩雕琢更精致，纹饰更为流畅优美，是当时工艺水平较高的佩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