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论语。卫灵公》
人际交往中的语言交流是一门艺术，的确，当说则说，不当说则不说，把握说话的火候并不容易。所以，孔子认为有智慧的人才能把握住说话的时机和火候：当说时不说，就失去了机遇和人才；不当说时说了，轻则对牛弹琴，重则祸从口出，因此，立身处世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对子路的劝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一次，子路穿着十分好看的衣服来见孔子，孔子就说：“仲由，你为什么这样衣冠楚楚呢？过去长江从岷山流出，在其发源地水流很小，只能浮起酒杯，流到大水的渡口，若不是两只船并列以避开大风，就不能渡河，这不就是因为流水大有危险吗？今天，既然你穿着华丽，面带得意的样子，那么天下有谁愿意规劝你呢？”
于是，子路回去换了一件朴素的衣服，孔子说：“仲由，你记住，把聪明显示在脸上，显出能干的样子，这是小人。所以，君子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是言谈的要领。能够就说能够，不能就说不能，这是行为的标准。说话有要领，就是智；行为有标准，就是仁。言行既智又仁，怎么会还有不足的地方呢？”
孔子劝说子路的这段话，不是直接去要求他换回原来的衣服，而是教导子路：该说的说，该做的做，不该说的、做的，就尽量避免，把握住时机和火候才是最重要的。历史上有人成于言，也有人败于言，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故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少年时候曾放过牛、打过工，甚至为了果腹而出家当和尚，但是他胸怀大志，终于成就一代霸业。
有一天，他儿时的一位伙伴进京求见，此人一进大殿即行大礼，高呼万岁后，说：“当年我跟随你扫荡庐州府，打破罐州城。汤元帅在逃，拿住豆将军，红孩儿当兵，多亏菜将军。”朱元璋听他说的话动听含蓄，心里十分高兴，回想起当年两人饥寒交迫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情形，心里很是激动，当下重重封赏了这位老朋友。
这个消息一传出，另一个当年和朱元璋一起放过牛的伙伴也来觐见皇上，说：“我主万岁！您不记得吗？那时候咱们一起给人家放牛，有一次我们在芦苇荡里，把偷来的豆子放在瓦罐里煮，还没煮熟，大家就抢着吃，把罐子打破了，豆子撒下一地，而你只顾从地上抓豆子吃，结果把红草根卡在喉咙里，还是我出的主意叫你吞下一把青菜，才把那红草根带下肚子里。”
此言一出，朱元璋又气又恼，当即喝令左右把老朋友轰了出去。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说实话的人，另一种正好相反，谎话连篇。但是有些人就喜欢听或是因为有忌讳而宁愿听谎话、假话和恭维他们的话，不喜欢那些说大实话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讲究技巧了，既要说实话，又要考虑到对方现在的身份或能否接受，所以要将实话说得委婉动听。
一个人要想恰如其分地赞美别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称赞不得法，反而会遭到排斥。与人交谈，事先总得考虑对方是不是能接受，会不会有损于他的形象，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有备无患了。关于说话的时机和火候问题，韩非子在他的《说难》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韩非子说：“凡是所说的务本，在于装饰所说的应慎重，而要灭去他人所耻；他人有私急，必以公义强横他。
他有意于下，然而不能不已；说话的人要装饰他的美，而少说一些他不能做的方面。他有心攀高，实在不能及，说话的人为他说出过错，使他看到这方面的坏处，以使他不能这样做。有要想慎重智能的，就为他举出不同事的同类，使话利于我，却装着不知，以资助他的智慧。要想保存自己说的话，就必以美名来明示于他，而使他能看到合乎自己私利。
想陈述危害的事情，就显示出对事情的毁谤，也能使他看到合乎自己私利的坏处。称誉他人与同行的人，规劝他事与同计谋的人，有与同于美玉的人，就必须大肆装饰他，使他没有伤害。与同样失败的人，就必须以明理劝他，使他不失去信心，使他自己多做努力，就没有因他的难而感慨他。自勇其断，就不以他的过失而恼怒他。自智其计，就不以他的失败而没有智谋。大意没有违逆，说话无所抨击，然后及时以智慧来辩解，这就叫做亲近不疑，而能尽自己的所说。”
韩非子所说的这些，虽然是为游说人士所立的原则，但如今对于朋友、同事、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只要是与别人进行谈话，还是有很多用处的。
总的来说，说话的最佳时机就是要看准对方的目的，投其所好，再加上掌握谈话的时机的变化，以及其他一些细小方面的具体事项，这些要靠每个人在实践中去领会，去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