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难，不其然乎？
——《论语·泰伯》
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
“人才难得亦难识”。这是古往今来，许多招贤纳士者的感慨，也是人们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财富。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中国、外国，选将用将一直都是兵家相争的焦点，是历代君主所格外关注的问题。无数的军事战例雄辩地证明：将帅与战争的胜败是紧密相关的，与国家的安危存亡更为密切。因此，一定要慎重地选拔将领、使用将领。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有天下者以知人最困难。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知人之难，良莠难分；知人之难，贤佞难辨；任贤非难，知贤为难；使能非难，知能为难；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经师易得，一将难求。诚能知人，则天下无余事矣。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打仗的各类指挥人才。注意识别、发现和培养、选拔一批能担负起新世纪重任的军事高级指挥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发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感叹。深切地感到人才在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汉高祖刘邦与项羽的一胜一败不就是说明了人才的重要性吗？刘邦功成千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比项羽留住的人才多。很多人才在项羽那里得不到重用，后来又去投奔了刘邦，韩信就是其中的一个。
韩信早先是投奔的项羽，项羽见他比一般士兵强，就让他当了小军官。其间，韩信多次给项羽献计，项羽都没有采纳。一气之下，他又投奔了汉王刘邦。可是到了刘邦那里，仍然没被重用，只是做了个小官。为此，韩信郁郁不得志，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次，韩信犯了法，被判斩刑，差不多快要被砍头时，他抬头看见了经过这里的将军夏侯婴。他高声嚷道：“汉王难道不想夺取天下吗？为什么要斩壮士？”
夏侯婴觉得他的话不同凡响，又见他长得威武雄壮，就释放了他。与他交谈后，夏侯婴非常高兴，又把他推荐给刘邦。刘邦并没有觉出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本事，派他做了个管粮食的官。
后来，韩信与丞相萧何谈话，在言谈中，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了不起的将才。于是就劝刘邦重用他，但刘邦总是不听。韩信见刘邦不肯重用他，很失望，便趁着将士纷纷开小差的机会不辞而别。
萧何听说韩信逃走的消息后，来不及向刘邦禀告，就亲自去追赶韩信。
有人告诉刘邦：“萧丞相逃走了。”刘邦又气又急，好像失去了左右手。
过了两天，萧何来拜谒刘邦。刘邦气呼呼地问他：“你为什么逃跑？”
萧何一怔说：“逃跑？臣哪里是逃跑啊，臣是去追赶逃跑的韩信。”
刘邦一听萧何费这么大的劲，只是去追一个管粮的小官，生气地骂道：“逃跑的将领有几十个，萧公都不去追，单单去追韩信，这不是骗人的鬼话吗？”
萧何朗声回答道：“普通将领容易得到，像韩信这样的将才，上哪儿找去？大王如果只想在汉中称王，那就用不着韩信；要是与项羽争夺天下，除了韩信，恐怕再也找不到能与大王图谋大业的人了。”
刘邦听了韩信这一番话，留住了韩信，成就了霸业。
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懂得识才、爱才，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留住杰出人才。要想留住人才，就要给他足够高的职位，让他的才能得到施展。
你才能拥有得力的左膀右臂，帮你成就一番事业。
曹操也是一位爱才惜才的领导者，他堪称三国时代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实践中广招贤才，形成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鼎盛局面，而且还对人才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对我国古代的人才思想有所建树。
曹操崇尚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并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都表示了曹操对贤才的爱慕与思念之情，也体现了当时封建社会明君贤臣对人才地位的重视程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40年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人才问题视为关系社会兴衰与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
他在1894年致李鸿章书中提出：“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多，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纵观中国历史，大凡社会动乱、战火四起、军事斗争集中而又突出的时候，军事人才就特别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黄金台”、“招贤榜”、“求贤令”、“三顾茅庐”等人才佳话，都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古人诗云：“若非行久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这就是说，若不是先主刘备三顾茅庐，谁能认识隐居茅庐的卧龙——诸葛亮。
正因为刘备慧眼识贤才，曾三次到诸葛亮隐居处请他出山，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打天下才更显出英雄的本色。
刘备“三顾茅庐”，力请诸葛亮的故事人人皆知。台湾产业家王永庆效先人之行，“五访茅庐”，方请得当今台塑集团的首席顾问丁瑞铁先生。
200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资金短缺，经企业家陈逢源介绍，王永庆认识了丁瑞铁。当时丁瑞铁任大同公司经理助理，婉言谢绝了王永庆邀他到台塑的诚意。
但是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深深知道人才的难得，于是效刘备之法，先后五次盛情邀请丁瑞铁。在真诚的感动下，丁瑞铁终于答应了王永庆，决定赴台塑效力。
丁赴任后，就创下了民营企业直接向国外取得长期低息贷款的先例，台塑所需要的资金就此解决。目前，在丁瑞铁的鼎力相助下，台塑创下了台湾化纤纺织第一位、民营制造业第三位的佳绩。
求才贵心诚意挚。王永庆的成功莫不归因于他求贤若渴的执著，这也反映了现代企业家应有的风采。
识别人才、会用人才对于一个国家昌盛，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在交际识人过程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从上往下看，会把人看透了；从下往上看，会把人看高了；从近往远看，会把人看小了；从门往外看，会把人看扁了。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出现“偏视”在所难免。
据韩非子在《显学》中记载，有一个姓谵台叫子羽的人，长着一副君子的容貌，孔子认为他是个天才；还有一个叫做宰予的人，能说会道，孔子也曾认为他是个天才。后来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久了，才发现子羽的行为与其外表很不相称，宰予的能力远不及他的口才。
所以孔子感叹道：以貌取人，在子羽身上造成失误；以言取人，在宰予身上造成失误。
识人不易，识贤才更不易，只有独具慧眼的人才能识人才。
达尔文在剑桥神学院读书时，神学成绩不佳，很多人认为达尔文治学之道飞鸡斗狗，智力原在普通人之下，是个平庸者，但是植物学教授汉罗斯却看出达尔文有着特殊的才能。他特别器重达尔文的观察力和喜欢独立思考的治学品质，并力保他随贝格尔舰进行环球科学考察，从而使一个“平庸”者，成为举世瞩目的科学家。
黑格尔在读书时，也被人视为“平庸少年”，有人画漫画奚落他，把他画成拄着两个拐棍的小老头，认为他是没有出息的。但是，有人却很赏识他，他的老师曾在它的毕业证书上写道：“健康状况不佳，中等身材，不善辞令，沉默寡言，天赋高，判断力健全，记忆力强，文字通顺，作风正派，有时不太用功，神学有成绩，虽然尝试讲道不无热情。但看来不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语言知识丰富，哲学上十分努力。”应该说，黑格尔的这位老师是善于识才的。可见，同是一个黑格尔，在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就大不一样。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领导同志，使用和识别人才常常以自己的态度画线。对自己逢迎者，无才也是才；对自己不逢迎者，有才也是无才；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我们认为，这样识人是反映不了真实情况的。只有站在高、低、上、下、左、右等不同的角度来识人，然后进行综合分析，既看到其长处，又看到其短处；既看到长中之短，又看到短中之长，才能客观、全面、准确地识别人和使用人。
有一句话说得好：“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意思是说，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十柄宝剑，不如得到一个欧冶。这两句话都是用来比喻人才的重要性。在生活工作中我们又怎样才能独具慧眼善于发现人才呢？这是每个作为领导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要具备识才的“慧眼”，必须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一个高明的识才者通常应具备几种思维方式：
1.要具备唯实的思维方式
识别人才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选拔人才的原则要与人才的客观实际相符。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则不是思考的出发点，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就是唯实性思维方式的科学态度。陈云同志说“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是对这种思维的方式的本质概括。
2.整体思维方式
这是一个高明的识才者通常所具有的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整体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从整体的各个部分的联系中把握整体。比如中央关于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的要求，就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革命化是前提，年轻化是基础，知识化、专业化是基本要素。识别干部不能只看一化、两化、四化中少了任何一化，其他三化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只有四化的统一，才能体现党在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思想。同整体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是片面性的思维方式。片面性的整体思维方式把整体分割开来，孤立地进行研究。因此形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特点，它不是从事物的诸方面的内部联系着眼，而是抓住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人才工作的特殊性质以及复杂的历史原因，使一些人才工作者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工作状态，无限循环往复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这是造成一些人才工作者片面性思维方式的重要原因。
3.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
毛泽东倡导的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不是简单地像切西瓜那样一刀两瓣，而是矛盾运动规律在方法论上的表现。或者说，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主次关系和转化关系在方法论上的反映。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识别人才，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传统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人才难得，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就以历史传说中最理想的虞舜时代来说，才得五个贤臣，周武王时人才十个，其中还有一位贤内助，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臣”。
另一方面，人才也不在多。不仅虞舜、武王时代只有五个十个，就是后世的汉高祖，不也就张良、萧何、陈平三杰吗？而且，“艄公多了打翻船”，能干人太多聚在一起，反而会出问题。所以水镜先生对刘备说：“卧龙、凤雏，得一而安天下。”想不到刘备竟一下得了两个，结果反倒难安天下了。这是《三国演义》中的公案。
以我们今天的情形而论，一个单位，人们往往以“人才济济”来形容它的实力雄厚，兴旺发达。其实，这里的“人才”大有讲究。什么“人才”？领导是领导的人才，秘书是秘书的人才，公关是公关的人才，打字员是打字员的人才，甚至，看大门是看大门的人才。这里也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单位，到底领导人多还是领导人少更好的问题。事关体制，我们谨记圣人的教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不便深说了。
但有一点还是可以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多而在能；一方面，精兵能将难得；另一方面，也不能多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