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给周围的人创造幸福的朴素而美好愿望，我在村里用自己带来的药品，利用休息时间给同学和社员们治病、打针、针灸、上药，遇到疑问就查阅《农村医疗手册》。多年以后，偶尔看到箱子里一本几乎被翻烂了的《农村医疗手册》，我真以为是谁给我换了，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那本离开北京前买的崭新的《农村医疗手册》。由于见的病人多了，虽说医疗条件很差，但毕竟增长了很多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很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学生发现我当医生最合适。除了要当业余的“赤脚医生”，每天还要正常出工，下地干活，大队还让我当了第一小队的会计兼粮仓保管员，一有空，我还经常给家里老弱病残的社员挑水。由于身兼数职，有一个春节都没有回家过年。到村里两年以后，县贫宣队进驻西堡，赵队长广泛征求了全大队五个小队全体社员们的意见，发展我加入了共青团，还把我的事迹带到了县里，在县知青劳模大会上作了宣传，然而由于一个被我看过病的男知青追求了我半年，我没有理睬，他就在同学和部分社员中捕风捉影、造谣诽谤来报复我，我在知青中被孤立了，大队领导不知真相，就没有通知我参加县知青劳模大会（我的一个在别的公社下乡的同学几年以后才告诉我，由于这个县知青劳模大会，全县知青几乎都知道了我的事迹）。后来县领导知道我会拉手风琴，就把我调到县文化馆暂时工作，其实就是试用期。开始是当展览讲解员，后来又参加了县文艺宣传队担任手风琴伴奏，还参加过地区文艺汇演。到文化馆八个月之后，转正的调令下来了，我经过认真地反复考虑，决定不接受这个调令，仍然保持知青的身份，就有希望离开山西，更有希望上学。我到县里要求取消调令，县委书记说：“你可想好了，别人想上还上不来，机会难得呀。”我还是没有改变决定，当着我的面，他打电话给公社，取消了调令。其他几个知青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也向县里提出取消调令，得到的回答是：取消调令可以，但要写辞职书，还要进档案。没人敢写，结果只有我一个人逃脱了。
我从小学二年级就考过了北京石油学院游泳池深水合格证，三年级就开始每年冬天在滑冰场上小哥教会了我滑冰，后来又师从于高校花样滑冰冠军，15岁就在学校上舞台给音乐老师独唱手风琴伴奏，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学院家里这边，几乎没人不认识我，所以从很早，追求我的男孩儿就不计其数。而我始终认为，我的知名度这么高，稍有不检点就会臭名远扬，我看了书不能白看，要学会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自己的名誉，另外，我始终认为自己还很不成熟，如果交了男朋友，将来成熟了是分手还是不分手，既然早晚要分手又何必结交呢？所以直到25岁，才正式开始考虑找对象。然而插队在西堡时因拒绝恋爱而经历的被孤立，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精神创伤，因为我被一个不知情的同学骂成“杀人不见血”而哭了好几天。
西堡的老乡都很朴实、善良，房东大娘经常把自家的发面大饼、晒好的柿饼给我们送来吃；如果要下雨了，我们在地里干活赶不回来，房东大叔就帮我们把衣服收起来；大娘们见我们干活拿出所有的力气，就劝我们女孩子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能跟男孩子一样玩命干活，劳累过度将来会落下病的。然而农村的重男轻女的严重程度也是耸人听闻的。不但有一个妇女把刚出生的女婴扔进了粪坑，居然一个在部队里当连队文书的军人，回家探亲把自己的亲生女婴用剪刀剪断了喉咙，他的老婆还是大队妇女主任，在极度悲伤之中，她把丈夫告到了县公安局，后来的事情因我不在村里，也就没有再打听。
西堡有个女知青，有偷东西的毛病，虽然是一个人来到西堡，但是有的同学还是知道她的底细，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没有一个人瞧得起她。我看她挺可怜的，所以我总是像对待所有知青一样对待她。她心里虽然很清楚，但是受歧视使她的心情经常不好，偶尔拿我出出气，还有一次把我气哭了。然而正是她，把那个报复我的男生在我不在的时候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而且在我离开山西的那一天，向她已经在那里开始工作的县皮革厂领导请了一天假，从县城到火车站，陪我走了近十里地送行，那天我身上正好不适，肚子疼得无法忍受。她很壮实，背起了所有的行李，一直背到火车站，并找到了已经在火车站工作的另一个女同学，给我服了止疼片，送我上了火车，一直等到火车开动，她在车下使劲地挥着手，大声喊着：“朱，再见，朱，再见。”（她从来就是这样称呼我的，也只有她一个人这样称呼我。）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善良带来的回报。
西八里
自从取消了转正的调令，便决定给被分配到河北省怀来县的小哥写信，希望到他那里投亲转插。当时在林彪的一级战备的命令下，北京很多大学和机关都迁到了外地，我父母也随同石油学院迁到了山东东营的胜利油田。就在我离开山西去河北经过北京时，在北京教中学的姐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小哥正好就在怀来县的西八里中学教书，以转插为名到他的学校上高中，文革开始时我才刚刚结束初二的学业，借这个机会可以上高中，先上了高中，以后的事情再说。
从小姐姐就是我心中的偶像，她比我大9岁，也的的确确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姐姐。我8岁那年才开始学会了梳头，在这之前，头发都是姐姐给我梳洗，而且经常改变小辫儿的式样；她很节俭，一次从师大女附中回家过周末，不记得何故，我俩都进不了家门，我就把她带到楼下一个长期在家养病而和我很熟悉的大姐姐家，姐姐利用这个时间，补起了自己的内裤，那个养病的大姐姐很受感动，在她看来，像我们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如此节俭是很难得的，然而姐姐经常用省出来的零花钱给我买小人书、字画书；姐姐还很爱搞恶作剧，一次周末回到家，对小哥说要用互相撞肩膀来比试比试力气，第一次比试，小哥虽是男孩儿，但毕竟比姐姐小4岁，个子矮半个头，当然没有姐姐力气大，所以被撞得差点摔跤，小哥不服气，要再来一次，可就在小哥鼓足了力气准备赢这一次的一瞬间，姐姐闪开了，小哥狠狠地摔到了地上，姐姐一看小哥真急了，拉着我就跑进了母亲的房间，把门从里边锁了起来，小哥气得在门外使劲踢门，姐姐却在屋里偷偷乐，父亲母亲回家一看怎么屋门破了，才知道这场恶作剧；还有一个周六下午，我像往常一样，进家第一件事就是找姐姐，但是没有找到，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姐姐这时候笑着从北屋阳台的门后走了出来，我才破涕为笑；我小时候在大院里有个雅号叫“小猪尾巴”，就是因为一到假期，姐姐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她也是不管去哪里总是带上我，久而久之，就得了这么个雅号。
姐姐出主意让我上高中，我别提多高兴了。带着行李和在山西办理的简单手续，来到了小哥教书的西八里中学上了高中。在这之前的春节，我利用去山东探亲的机会，在父亲的辅导下，自己把初三的功课补齐了，所以尽管是插班上高一，也不会费劲。刚进校一周，全县举行了“文革”以来第一次高中数学和语文统考，我问老师我差了半年的课，如何参加考试，老师说：“只考前六章，你自己看看例题，看懂多少就算多少，你刚来，考不好没什么。”吃过晚饭，我就打开数学书，前六章是解析几何，我就一道题一道题认真看，直到半夜12点。没想到的是成绩一出来，我考了全年级第一，但是语文成绩平平。为此，班主任语文老师一边指定我当了学习班长，一边生气地拍着讲台桌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儿大声说：“她爸爸是学什么的，她就应该学什么吗？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爸爸是学机械的，他就学了历史。”但是有一次他让我们写作文《谈理想》，第二天上晚自习（我总是一个人最早去教室），班主任语文老师一反常态，满面春风进来和我打招呼、寒暄，弄得我莫名其妙，他走了以后，我才明白准是我那篇《谈理想》让他高兴了。我从小看书就不喜欢多看描写，而是对书中的思想议论很感兴趣，所以，全县统考是记叙文，我当然成绩平平，可议论文是我的强项，老师高兴了，也觉得很正常。我很感激在北京上十九中时的数学老师，每天他一开始几乎从来不讲课，而是让学生自己在黑板上解题，谁要是预习了就自己能解题了，因为他头一天都布置预习了，就是这位数学老师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否则我怎么可能一个晚上就能自学完半本数学书而得了全年级第一呢？
在上高中期间，参加过三次县中学生的比赛，一次是田径运动会，我从小因妈妈生我时都37岁了，体质远不如哥姐，所以没有得到任何名次，但是打球是我的强项，乒乓球得了县中学生女子单打第三名，以我为主力的校女子篮球队也得了县中学生篮球赛的第二名。除了打球，我几乎什么活动都不参加，连电影、电视也从来不去看，一次都不看，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有时周末为了学校里安静，正好学习，连回县城小哥家改善伙食都放弃了。还是小嫂的妈妈心疼我，一再嘱咐我要周末回来吃饭，我才每周都回沙城。记得每次探亲路过北京，住在大哥家，我总要到东单一家中学生教材及参考书书店，当时全北京市就这一家书店是关于中学科目的，这个书店我去了不知有多少回，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样亲切。
父亲母亲专程从山东辗转乘火车到西八里来看望过我和小哥，当时他们正好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爸爸那几年以特邀专家的身份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的炼油厂，协助引进外国进口设备，是很辛苦的。当我在西八里的异地他乡见到父亲母亲，悲喜交加，既有见到亲人的喜悦，又有心疼父母长途跋涉来看望我们的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