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哪位学者对中国的百姓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发现这种关系非常特别，既盘根错节又引人入胜。因为在这种关系中有着许多明显而让人感到惊讶的矛盾和相互的抵触，它确实是能够表现中国民情的一个新的、迥异于其他民族的方面。比如说，在做生意上，即便是普通的中国商人，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人能够比他们更谨小慎微、精打细算和无懈可击。他们对自己的生意洞若观火、一清二楚，算计得毫厘不爽。
他们会为了一分钱的百分之一脸红脖子粗地和一位同行争吵上半天，但是却是年复一年自觉自愿兴高采烈地向官府交纳一打以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其实他们是心如明镜，每个项目中所交的捐税都远远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数额，可他们还是一样不落地交纳；他们对官府的其他贪污腐败、践踏正义的事情可以一声不吭（更不要说反抗了）、置若罔闻地默默忍受，而当他的邻人或者毕生至交在某件琐碎的小事上忽视了礼节，他们就认为那伤害了自己的脸面和尊严，于是亲人反目、故交成仇的一幕便开始了。我曾见过的两兄弟，他们有一次仅仅是因为年幼的没有称年长的“尊兄”，而是直呼其名，年长的那位便因此怒气冲天；于是二人是吵得昏天暗地，不可开交。实际上两人都是在官府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下生活的，但他们对此却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鉴于以上中国民众的独特性格，我们当然能说他们愚昧无知，或者说是他们对漠不关心自己的权利，并把这个作为对他们的一种解释和理解。事实上，中国的民众绝绝非是感觉迟钝、大大咧咧、呆头呆脑，或者缺乏活力，就像有人所宣称的那样；他们一般也不是因为对官府有畏惧心理，为了不致遭受惩罚才默默地忍受其欺压。
确实，他们在谈及皇帝时，总是使用非常压抑、恭恭敬敬的口气。但是，当他们在谈论和表达对地方官员的看法和意见的时候，就没有像对皇帝那样的恭敬神情和谨慎言语了，他们会很自由大胆地指责和批评地方官。这是因为他们明白，地方官也都是人，都是从普通百姓中走出来的，本质上是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很看重来自于地方官的褒扬或者训斥，完全是没把它当一回事的。除此之外，他们还非常喜欢给别人起绰号，恰如其分地奉送给每人一个或者几个绰号，即使级别最高的元老重臣也往往是未能幸免，得到了几个这样特别的“呢称”。例如，冷嘲热讽地称恭亲王为“领班头子六”（Head Clerk Number 6），由于他位列朝廷重臣之首，同时又是先帝的第六子；他还被称为“鬼子六”（Devil Number 6），因为人们认为他对外国人很友好，而“鬼子”（Devil）正是中国老百姓对外国人的通用称号。实际上，内阁中有一位成员人们从来不直呼他的尊姓大名或者官衔，而是一律以“尺蠖”来代替，那种一屈一伸的虫子我们非常熟悉。还有一次，军机处的一位大臣在和我谈起皇帝时，称他为“我们的老板”（Our Boss）。
中国人的头脑中虽然是有很多的迷信观念，有许多独特的习尚和爱好，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个民族是非常务实的。他们绝少追求或者沉溺于精神生活。他们和哲学家一样的头脑冷静，而不是一位整天幻想的感情用事者。他们绝少走上一条望不见边际和尽头的道路，对他们来讲，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无法理解的。毋庸置疑，中国人性格的这一特点与他们那沉默不语、极力忍受着不公正待遇的做法之间是有着深刻的联系的。对于一般不伤筋动骨的敲诈勒索，他们是不会起来反抗的，除非使他们深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根据他们的判断，如果竭尽全力地来维护某种权力会非常不划算的，尤其是可能会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时，那么无论你是如何地劝说和请求，他们都会漠然置之，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他们心里明白，积极起劲地与地方官府作对是要付出代价，一般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因此，他们宁愿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忍受那些敲诈勒索、腐败堕落的行为，而不愿去做那些没有什么把握的事情，更是不愿意地去摸老虎屁股或捅马蜂窝。
在说到中国的官民关系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因素。这就是，中国各级官员的俸禄在表面上是严重不足。朝廷所规定的能够发给他们的所谓劳动补偿薪水，用来支付给他们所雇佣的幕僚、走卒、仆役等下属人员的工钱都是远远不够的，而官员如果没有这些人为他们鞍前马后的服务，他们还真是难以应付。如果我们比较这个，来想象一下华盛顿高贵的美国国务卿要把他每个月的薪酬是用来作为支付他管家的费用；同时再考虑一下我们设立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外交机构中，是绝少或者说是几乎没有哪一个领事馆的首席外交官用他的薪水就能够在一处像样的地方租一套像样的房子。如果对以上的事实能够明白，我们就能够理解和体会，中国的各级官员们在这方面是的确有难言之隐，很不容易。清朝政府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每年从“反敲诈基金”（anti-extortion fund）中抽出一些作为补贴拨给每位官员。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补贴的数额是官员正式俸禄的二十到二十五倍，但即使加上这一数额也往往让官员们难以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仍然寒酸异常。
以上所述的事实是尽人皆知的，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正是从这一事实中出现了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做法。这就是，每一位官员都有权从他替百姓所做的服务项目中，收取相当数额的特别劳务费。所以，如果是办一个案子，那么他有权收取双方当事人的钱财作为报酬；如果是收取皇粮国税，那么他会“吃”下一笔回扣并且是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他所管辖区域内的平民百姓才是真正养活和支持着他的。在大清帝国的各个地区这个做法都得到了合法的承认，对此人们一般没有不满和怨言。除非是某些官员过于贪心，榨取得太多，或者某些官员巧立名目、胡乱收取服务费、漫天要价而激起民愤，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又另当别论。在西方人看来，这一制度的种种危害和弊端是彰明昭著，既清楚明白又切实存在，无需加任何注解和评论。但是，中国人却没有看出这种做法正变成了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敲门砖和通行证，反而深信不疑、誓死不二地为它进行辩护和支持其存在，认为那是既合情又合理的的，就像是做生意一样。
看起来这一制度正在经历着针对中国的各级官员（从最底层的官员一直到皇帝身边的信臣）的一种变革。中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官员，他曾多年代表清朝政府常驻外国，并且凭借着出众的才能赢得了外国人的尊重。有一次他告诉我，当他从国外回到北京，第一次去拜见某位王公的时候，他的仆人要带上一份一百两银子的礼物。在得到王公的接见之前，他必须先将这些银子递给把门的官员，这样他才能够得以通行，这只是第一次而已；如果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要再次拜见那位王公，见面礼照样还是要交，只是这以后的每次只交五十两银子就行了。那位官员还对我解释说，官员拜访皇室成员时，这样的礼物是必须要交纳的，至于礼物的轻重，是按照官员的官衔等级来严格规定的。第一次他交纳一百两银子，正是按照他的官衔所规定的数额。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一名官员从某一职务离职之后，向内侍要求按照常规去晋见皇帝。
但是他们告诉他，像他这样的去拜见皇帝的话，一般是需要敬献五千两银子。那位官员对这一数目感到非常犹豫不决，闷闷不乐，提出只交一半，但是被拒绝了。所以，他也就不得不放弃了要拜见皇帝的想法。虽然他很心里非常明白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朝廷委任他以新职务的希望就化作了泡影，即便是这样，他还是选择那样做，因为他是一位严于律己、两袖清风的国家公仆（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官员是不乏其人），他既没有也根本无法弄到数额那样大的一笔银子。还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一位非常有名的珠宝商人向我展示了摆放在他店里的一百只像绸缎般鲜亮光滑、色彩绚丽、十分精美的盘子。每只盘子都分成十个大小均等的空格，正好容下一块十两重的银锭。珠宝商说，他正在做准备，一旦接到某位高级官员的通知，他就马上将银子装进盘子封存好。那是某位高级官员向一位皇子所送的既高雅又体面的礼物——一万两银子。
应当看到的是，这种奉送和收受礼金的制度也并不是绝对得百害无一利。它实际上在对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朝的法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对某种犯罪的惩罚以罚款取代，然而它却又允许当事人来交纳一定数额的银子来替代某些很轻微的处罚。这就实际上使得在大量案件的处理中，只让违法乱纪、为非作歹者尽其所能交纳一笔钱财，便悄悄把案子完结的现象。虽然有些时候这类银两被花费在一些刻不容缓的公益事业上，但在多数情况之下它们根本不可能被上交国库。每当某些官员玩忽职守、发生渎职行为从而激起百姓的不满和抗议的时候，便到了这些钱财大施身手的时候了。因为，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渎职行为都规定有被普遍认同的程度不等的各种处罚（即交罚金）。一旦发生了问题，下级官员便赶紧送银子给上级，以便破财消灾、息事宁人。因此，下级官吏所收取的罚金，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用来打点讨好他的上一级官员，而上一级的官员又要讨好更上一级的官员，他们也要交罚金给更上一级，一环扣一环。所以，这类罚金可谓是用途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