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争着为荷西抬棺。下葬的时候，三毛不停地恸哭狂叫，她像疯了一样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三毛的父母死死地拖住她，被她弄得筋疲力尽。好不容易，葬礼才顺利地进行下去。
荷西走了，他的离开留给三毛的，是无尽的哀伤与思念。
从那以后，三毛几乎每天都要到墓园去，她要去陪伴她长眠在地下的丈夫。小的时候，一度很孤僻的她也常去墓园，在那里汲取安慰；现在，她又像小时候一样孤独了，再也不会有人像荷西那样陪着她了。
她总是痴痴地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地给周围带来死亡的阴影。那个时候，墓园总是显得非常温柔。最让三毛感到无奈的，是她作为荷西的妻子，不得不去做一些善后事宜。比如去葬仪社结账，去警察局上交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向马德里总公司索要荷西的工作合同证明……每一件事，都会让三毛感到刺心般的疼痛。而语言不通的父母，却什么也帮不了她。
最后，她来到木匠店里，请一位工人为荷西的坟做一个十字架，老人用上好的木料，为她做好了一切。墓志铭上，刻着三毛亲自写的铭文：
“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记念你。”
她不要别人的帮助，一个人把沉重的十字架和木栅栏搬到了荷西的墓地。她用手挖开黄土，搬来石块，钉好木栏……这一切，三毛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去做。黄土里，木栏上，都沾上了她的血和泪，是她亲手筑好了爱人的墓园。
◎离开荷西的生活
“我是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
——三毛《不死鸟》
为了让女儿走出丧偶的悲痛生活，三毛的父母取消了继续到欧洲旅行的计划，他们极力劝说三毛跟他们一起回到台湾生活，也是希望这样能给女儿换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三毛终于决定要离开拉芭玛，离开长眠地下的荷西，她的心里充满了苦楚。
这是1979年的秋天。三毛一袭黑衣，怀着悲痛的心情，跟随父母回到了故乡台湾。就在一个月前，荷西还曾和岳父岳母约定，要在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和三毛一起到台湾去看他们。荷西从少年时代就对东方充满了神往和爱，尽管东方的读者早就通过三毛的生花妙笔了解了他的名字和形象。但是，他的东方之行终于还是没有实现。
刚回到台湾的时候，丈夫死亡的悲痛，几乎把这个看似很坚强的女人压垮了。三毛想到了死。一天深夜，她和父母谈话的时候，吞吞吐吐中，露出了自杀的念头。
母亲听罢，无比伤心地哭了。父亲也显得非常激动，讲话的语气都失去了控制。他说：“你说这样无情的话，就是叫父亲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你今天既然已经说了出来，使我日日生活在恐惧里，不知道哪一天，我会突然失去我的女儿。如果你敢做出这样毁灭自己生命的事情，那么你就是我的仇人，我不但今生与你为仇，我世世代代都要与你为仇，因为是——你，杀死了我最最心爱的女儿——”
三毛听罢，泪如雨下。
荷西遇难后，许多朋友和读者，都给三毛写去了慰问的信件，表达他们的关心。其中让三毛印象最深刻的，是皇冠出版社出版人平鑫涛和作家琼瑶夫妇的慰问电话。他们得到噩耗后，马上向拉芭玛致电：“我们也痛，为你流泪，回来吧，台湾等你，我们爱你。”
其实，三毛早在少年时代，就和琼瑶结缘了。那个时候，她休学在家，成了一个有轻微自闭倾向的中学生，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蹲在家里，盼望着报纸上《烟雨蒙蒙》的连载。
这一次，三毛满怀着一腔悲痛回到台湾，琼瑶及时向她伸出了救援之手。为了便于深谈，三毛来到了琼瑶的家里。那时，台湾正值深秋，三毛抱着一束鲜红的苍兰，送给了琼瑶夫妇。琼瑶耐心地和她谈了七个多小时，目的只有一个——让三毛打消自杀的念头。没有肯定的承诺，就不放她回去。三毛回忆那次夜谈的情景：
“自从在一夕间家破人亡之后，不可能吃饭菜，只能因为母亲的哀求，喝下不情愿的流汁。那时候，在跟你僵持了七个小时之后，体力崩溃了，我只想你放我回家，我觉得你太残忍，追得我点了一个轻微的头。”
琼瑶是个劝人能手。得到三毛的承诺后，她又进一步地逼她，要她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亲口对母亲说一遍：“我不自杀。”三毛称琼瑶为“陈姐姐”，为姐为友，琼瑶对三毛可谓用心良苦。在父母的深爱和亲友的劝说下，三毛决定暂时做一只不死鸟。
1980年春天，为了放松心情，也为了忘记曾经的伤痛，三毛决定前往东南亚及香港旅游。这次的东南亚之行，确实也减轻了她心头的一点痛楚。
三毛那时已经是名扬港、台和东南亚的作家。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轰动的场面，就会有簇拥、包围和签名。
再回到台北，三毛的应酬活动变得越来越多。名目繁多的饭局、演讲、座谈会，让她感觉非常疲倦，她有些应付不了了。原本热爱宁静甚至荒寂生活的三毛，丧偶之痛刚刚淡了一点，滚滚红尘又接踵而至。她再次产生了逃走的念头。
最终，三毛还是决定回到大加纳利去，她要回到那个荒美的孤岛上去。也只有在那里，她才可以重温与荷西在一起的纯净和安宁。
◎梦中的大加纳利岛
“火车一站又一站地穿过原野，春天的绿，在细雨中竟也显得如此寂寞。”
——三毛《不飞的天使》
1980年四月，三毛离开台湾，回到了大加纳利岛，这是她第四次从台湾来到西班牙。四年前，她从台湾回到加纳利岛的时候，失业在家的荷西，天天在海边等待着她。可如今，丈夫已经离开了她，等待她的只剩下空空的屋子和房子外面漂泊的海船。
三毛在前往加纳利岛的途中，耽搁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直到五月底，她才结束了这次漫长的行程。期间，她分别在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和马德里等地逗留了数日，一路旖旎的风光和亲朋好友的关心，慢慢抚平了她心中的伤痛。
第一站她选择了瑞士。三毛登上飞机，经香港，越昆明，到达瑞士；再坐火车到洛桑，一到车站，三毛吃了一惊，这座古典风格的车站，竟然和她恶梦中的车站一模一样！
三毛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女性，她梦中的情形如何，一路上的巧合又如何，只有她一个人能够证实，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则是一段离奇的故事。
当年重庆黄角桠那个在荒坟边玩耍的女孩，在经过后来的一场婚姻悲剧之后，她孤癖的性格变得更加严重了。但是，三毛是那么地酷爱这份孤独与寂静，因为它们，是心灵最安全的城堡。
三毛在加纳利岛的家有个很大的后院，后院里有一个细草秆铺成的凉亭，凉亭里设有座椅，有的是可坐人的大树根。
三毛的家是一幢小巧的西班牙式建筑，屋子里被装饰得很美。客厅正中间有一面大窗，常年挂着米色的窗帘，这使得屋里的光线显得有些暗；地上铺着黄色地毯，老式的碎花沙发上放着许多靠垫；古雅的白色台布罩着老式茶几，藤做的灯罩吊得很低；一排很大的书架，几乎占满了整整一面墙；一套雕花木餐桌和椅子，摆在沙发对面；房间的右边，还是一排书架，架边有一个拱形的圆门，通向另外一间明亮的客厅。客厅完全粉刷成白色，细藤的家具，竹帘子。古式的加纳利群岛的“石水漏”，被放在一个漂亮的高木架上，藤椅上是红白相间的棉布坐垫，上面还靠着两个全是碎布凑出来的布娃娃。墙上挂着生锈的一大串牛铃，非洲的乐器，阿富汗手绘的皮革。屋梁是一道道棕黑色的原木，数不清的盆景，错落有致地吊着放着。地毯是草编的，一个彩色斑斓的旧画架靠在墙边。最引人注目的摆设，是书架上两张放大的照片：一张是荷西的单人照，另一张是他们夫妻的合照。两张照片都是黑白的。照片前面，插着几朵淡红色的康乃馨。后来，三毛卖掉了这所房子，在附近买了一座两层小楼的宅院。院内一半是草地，一半是砖。院中有一棵高大的相思树，枝丫重重叠叠地垂到腰际，柳树似的缠绵。
站在加纳利荒美哀愁的海滩上，目送着远处漂泊的海船，拉芭玛岛就在对面，它的样子是那么清楚。那座离岛，是一座死亡之岛。深蓝的火山和神秘的巫婆，是三毛永远不能忘掉的苦难记忆。而她的丈夫荷西就长眠在那个岛上。
1980年6月，三毛回到拉芭玛岛，为荷西扫墓。虽然距离她上次离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坟墓的变化真的很大：
“冲到你的墓前，惊见墓木已拱，十字架旧得有若朽木，你的名字，也淡得看不出是谁了。”
三毛买来了笔和淡棕色的亮光漆，将荷西的墓志铭，一笔一笔地重新填好：
“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记念你。”
每来一次拉芭玛岛，三毛就好像死过一次似的，伤心的往事总是会将她紧紧裹住，令她不能喘息。隐居的心灵，并不寂寞。对荷西的怀念，已经占据了她全部的情怀。偶尔，她还独自出去打猎、旅游和宿营。只是没有了荷西，她的兴致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了。1980年夏天，三毛和三个男性朋友上山宿营。因为夜里胃痛，她竟然不辞而别，独自一人开着车回到了家里。
◎万水千山走遍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和高高的天空，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三毛《银湖之滨》
人是非常脆弱的动物。
三毛也一样。隐居生活在一年之后，便划上了句号。悲伤和欢乐一样，都经不起时间的消磨。一年之前，三毛曾下定决心老死在这片海滩上。一年之后，她便打起了回台湾的行装，她的理由很简单——思念双亲。
1981年5月，三毛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台湾新闻局驻马德里代表打来的。他邀请三毛回台湾，参加台湾1981年广播电视“金钟奖”的颁奖典礼。
当时在电话里，三毛本来是一口回绝了的。但转而一想，又犹豫了，她马上给台湾的家里打了个电话，本来是想和父母商量商量的，但是一听到母亲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来，三毛竟然脱口而出：“妈妈，我要回家了。”
父母对她的爱，是三毛结束隐居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位三十八岁的女性，这样独自隐居在荒僻的海边，是孤独不起很长时间的。三毛说，她在那时才深切地感觉到，父母的爱才是她永生的“乡愁”。以前，她把撒哈拉当做她的“前世乡愁”，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后来，三毛又在大西洋海岛上生活了将近四年。那时，她并不以思亲为苦，而是与荷西过着如诗如画、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尽管黄沙漫漫，海涛渺渺，但只要她守着荷西，就根本不知孤独为何物。
但是现在，她成为了大西洋上的一只孤鸥。或许这时的三毛才真正明白，只有家才是她安静的港湾。三毛这次回台北，在感情里程上依然是三部曲：尽情享受人间亲情的温暖；不堪喧嚣，追求片刻安宁；终于夺路而走，逃之夭夭。
作为台湾的畅销书作家，三毛总是逃不开那些热烈的场面。她曾经自嘲地说，到台北月余，除了餐馆之外，可以说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回到台北不过三四天，一本陌生的记事本都因为电话的无孔不入而被填满到了一个月以后还没有在家吃一顿饭的空挡。”
人称三毛是台北的“小太阳”，这其实一点也不夸张。盛名之累，让三毛开始有点接受不了。她多么想混入人群当中，真真正正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最喜欢在薄薄的暮色里，在国父纪念馆的广场上滑旱冰。三毛多么渴望那种感觉：埋头滑旱冰，不知什么时候，奇异地向前看一眼，惊见那竟然是自己的故乡，光芒万丈照亮了漆黑的天空。
这次回来，三毛又认识了许多笔墨同行和知名人士。体育界名人纪政，就是她引为挚友的一个。纪政回忆说：
“我们发现彼此不只年龄相近，并且都是三月出生，最妙的是我鼻子过敏、受了十七年的折磨，每次呼吸困难就得借助一种喷剂解救，而三毛以前的情形竟和我一模一样。”
纪政得知三毛在很早以前就有去南美旅游的想法，他便带她到《联合报》找负责人王惕吾。王先生非常爽快，不仅答应为三毛承担所有费用，还派了美籍摄影师米夏同行，做三毛的助手。
三毛再不用置身滚滚红尘中，躲在家中静静地啃指甲了。
自1981年11月起，三毛在《联合报》的赞助下，从台北起程，经北美，飞抵墨西哥，开始了为期半年多的中南美洲旅行。
第一站就是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