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陈永正参加了台湾省交通大学的辩论社。当时，后来做了台湾联电董事长的曹兴成任辩论社的指导老师。“那时候曹兴成骑一辆自行车去给辩论社员们上课，没想到后来他做成联电这么大的事业！”陈永正说。
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省的半导体工业刚刚兴起，一大批“海归”回到台湾省，新竹工业园区刚开始发展。施振荣当时还租住着老丈人家的房子规划后来的宏碁，最有名的人物是IBM公司的刘英武。那时的中国台湾地区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但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繁荣。中国台湾省的年轻人对海外都有一种好奇。陈永正也一样，做着出国留学的梦。
放弃了美国一流大学
大学毕业服完兵役的陈永正再次面临选择：他同时获取了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奖学金。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是美国一流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虽然算不上一流却能读两个专业。陈永正认为计算机是一个很有意思且很有前途的专业，大三、大四起就开始学习计算机。“我当时想，同时学习应用数学专业和计算机，将来两个专业结合起来可以做一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陈永正认为自己走对了，“选学校选专业不一定要最好的，而是最适合自己发展的。”但是，他放弃一流大学还是引起了一场小风波，与他关系不错的数学老师很生气，将他狠狠数落了一顿。
1980年，陈永正来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应用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两年内拿下了两个硕士学位。留学生涯让他学到了在中国台湾省不能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在美国学习必须得想下一步如何走，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学生经常自己做一些项目，负责一些实验。不像在中国台湾省，有一个制度，学生跟着制度走就行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填鸭式的教育方式”甚为流行。中国的教育“先紧后松”，高考前那段时间大家废寝忘食地学习，进了大学真正认真学习的没几个，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先松后紧”，最紧张的是大学做课题时，理论不是很深，但要求很严，必须做实验交报告。“这种学习和实践方式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永正说。
留学美国最大的收获，除了学业，还有他心爱的太太。陈永正到美国不久，女友也到了美国，没过多久，两人举行了婚礼，开始了幸福的婚姻生活。陈永正说：“我在我们班是结婚最早的！”那两年过得很快，一半是幸福，一半是忙碌。除了上学之外，他兼做老师，教授微积分。现在，这对令人羡慕的夫妇生有一儿一女，虎父无犬子，据说他的儿子也是全班最帅的男生。
三、从贝尔到微软
在贝尔得到第一份工作
陈永正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读博，要么工作。陈永正的父亲将电话打到美国：“为了将来前途的考虑还是读博吧，至于你担心的养家的问题，我可以先帮你”。陈永正夜不能寐，再三权衡，把读博和工作的好处都在脑子里列了一遍：读博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可能会更快拿到绿卡；工作如果做得好的话两三年之后就可以自己带一帮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还免了让父亲养家。参加辩论社、当乐队指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自己做一个通才比做一个专才更容易成功。他觉得自己不适合作理论研究，与其读博做学问，不如直接进公司。
这是陈永正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的事情上自作主张，这次自作主张让他走进了贝尔实验室，走入了摩托罗拉公司，为他日后从事电信业这一朝阳产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当时美国对移民有个规定，外国留学生研究生毕业不能进大公司，要进大公司就得想办法拿绿卡。陈永正先是进了俄亥俄州立大学附近一个叫做Plaskolite的公司，做了一年高级技术人员，负责这家公司的IT部门。那时候计算机联网刚开始，陈永正做的项目叫在线交易，但跟现在的电子商务不是一个概念，主要实现的是将一个公司的数据放入数据库。公司小，干活儿的就那么几个人，一个人得做好多项工作，但陈永正并没有觉得有多苦，而是庆幸自己有机会得到锻炼。工作一年之后，他就拿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绿卡。
这个时候，世界著名的大公司纷纷向他发出了邀请，其中包括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和IBM公司。陈永正权衡再三，觉得自己是做技术出身的，进研发能力较强的贝尔实验室才是正路。这样一来，他就走进了贝尔实验室。
刚到贝尔实验室的时候，陈永正开始规划自己的职业目标，后来到贝尔实验室的许骏当时是陈永正的部门经理，也是最成功的华人之一，陈永正对他非常崇拜，树立的人生目标就是在退休之前能够像许骏一样做到部门经理。“这在今天很多年轻人看来，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理想，但那确实是我当时的最高目标。”
贝尔实验室的一般规律是：美国人七八年能升任经理，亚洲人至少得10年。陈永正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不到4年就升到了经理。但事实上这除了得力于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外，更重要的是他干出了成绩。陈永正一进贝尔实验室就做一个别人做了两年但仍有很多问题的项目PackedSwitch，具体说来就是数据打包。一般的交换机用于语音业务，但贝尔实验室开发的数据交换机用于数据打包业务，其优势在于把数据打成许多小包分送，以免占住整个线路，可以部分传送，也可以部分接收，跟IP网路差不多。1984年，贝尔实验室刚开发出全世界最大的数据打包交换机，遇到了许多棘手问题。一年之后，陈永正解决了包括软件问题、数据交换问题以及芯片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部门主管觉得他人不错，睿智干练，仅4年时间就将他从技术员提升为经理。
做完PackedSwitch这个项目之后，陈永正转做固网交换机，也就是中国后来有名的“五号交换机”。做完之后陈永正开始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他觉得做技术已经差不多了，自己毕竟是东方人，最好的还是结合东方文化与自己的技术背景来做一些事情，比如市场行销、市场管理、品牌推销等。1987年左右，亚洲经济正在起飞，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尤为迅速，陈永正觉得这块空间很大。为了积累行销方面的经验，他就到张幼邦那儿做市场规划，主要业务是将“五号交换机”卖到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大中国区。
由技术转向市场并不像陈永正想象的那么容易，不久他就觉得自己理论知识太欠缺了，想回学校“充电”。陈永正就参加了芝加哥大学EMBA班，周六去上课，其他时间上班。芝加哥大学是全世界第一个开EMBA的大学，一直到今天在美国排名都很靠前。陈永正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两年时间下来积累了很多经验。
学成之后的陈永正开始在中、美两国之间工作。贝尔实验室遇到很多市场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亚洲市场。陈永正的任务就是将中国区对产品的需求带到美国，然后美国总部针对这些需求改进产品。当时派陈永正去有两个原因：他有技术背景，能够很好地理解中国区对产品的需求；有东方的文化背景，适合公司本地化的需求。
陈永正在贝尔实验室时认识了许多人，有技术员、经理，甚至总监都有，其中不乏名人，比如贝尔实验室后来的副总裁许骏，美台电信公司的第一届总经理张幼邦，第二届总裁张幼昌，以及后来的两位总裁，这些人后来都调到中国，都是独当一面的帅才。除了贝尔实验室内部的朋友外，陈永正还认识了许多其他著名的大公司的朋友，包括中国电信业界的朋友，这些人常聚会，像一个业界的沙龙。“通过与这些人的交流，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陈永正说。
加入摩托罗拉公司的两个想法
从1983年到1992年，陈永正在贝尔实验室待了9年，从一个技术人员干到了市场经理。恰在此时，摩托罗拉公司负责中国区手机销售的李之柏找到陈永正，介绍他到摩托罗拉公司。
陈永正那时有两个想法。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市场经济深入人心。很多海外人士都听说了，有些人已经先一步回到国内发展，他们给留在海外的同伴带来了很好的反馈。
第二，陈永正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即完成从技术人员向职业经理人的转型。与贝尔实验室相比，摩托罗拉公司更关注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同时摩托罗拉公司在无线通信技术领域也处于全球的前列，陈永正相信自己能获得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时，摩托罗拉公司正在亚洲推广产品和技术，在中国铺开蜂窝通信系统的大局，拥有市场运作能力、有技术背景的华人必将有更大的空间。1992年，陈永正来到摩托罗拉国际蜂窝基础设施部任市场经理，1993年就被派到中国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蜂窝系统部的市场总监，负责整个蜂窝系统的市场运作。
在模拟通信时代，摩托罗拉公司、爱立信公司、NEC公司争霸，NEC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败下阵来，最后只剩下摩托罗拉公司与爱立信公司之间竞争。1993年，爱立信占上风，一年之后，摩托罗拉公司在模拟市场开始领先。到了1995年，摩托罗拉公司便占了约56%的市场份额，占据了将近20多个省、市、地区的市场，手机市场覆盖率达到了90%。在此期间，陈永正稳健精明，看准时机不放过一个机遇的商业管理作风得到了确立。
最漂亮的一仗
陈永正最漂亮的一仗是使全国30个省份、200来个城市实现摩托罗拉公司网络的互联互通。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但摩托罗拉公司赢了下来，在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最优秀的网络。由于其杰出表现，陈永正升任摩托罗拉公司大中华区网络系统部副总经理。
2000年的时候，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已经6年的赖炳荣已开始计划退休，这一年，陈永正经常接到他的电话，赖炳荣有时甚至亲自登门拜访，临别时他会重复说：“我希望你来接我的位子。”大受感动的陈永正终于在2001年9月回到摩托罗拉公司（2000年陈永正曾出任21世纪通香港地区和大陆CEO），出任总公司副总裁和中国常务副总裁。
选定陈永正接掌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确实也是赖炳荣退居二线改任董事长之前的得意之笔。赖炳荣的历史性贡献就是确立了以“共赢”为基础的四大本土化战略：投资与技术转让、高级人才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及合资与合作。
而陈永正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我们不只来中国卖产品，更重要的是将技术和资金带来，与中国的企业在双赢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与中国建立不可动摇的战略伙伴关系。媒体一直简称摩托罗拉为“大摩”，既然后来摩托罗拉被认为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中国公司”，人们便戏称是“穿唐装的大摩”。
赖炳荣果然没有看走眼，陈永正果然秉承前任稳重之风，悄悄地上任半年之后，一切运行乐观。2002年6月，摩托罗拉公司顺利完成机构调整，成立了五大职能部门：全球电信方案部、专业无线通信部、半导体事业部、个人通信事业部和中国研究院。
一种策略的整合
陈永正重申摩托罗拉公司看好中国通信市场的前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提下，中国的信息产业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估计会有20％的增长速度，信息产业部说5年内会翻一番。而且，外包将形成一股世界潮流，可以说，中国会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
另外陈永正还看出，中国不甘心仅仅作为劳动力中心市场，还希望具备部分研发功能，于是陈永正力主摩托罗拉公司与“巨大中华”、“金鹏”、“大唐电信”、“深圳华为”等本地企业的研发合作。“摩托罗拉公司的合作，不是为合作而合作，而是一种策略的整合。”
摩托罗拉公司很快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订单。为了在3G时代抢得先机，摩托罗拉公司在网络设备上GPRS和CDMA双管齐下，成为联通最大的CDMA设备供应商，并与中国移动签署了在7个省市扩容GPRS的合同。2001—2002年，摩托罗拉公司同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公司主要运营商签订了144亿美元的CDMA、GSM、GPRS等网络建设和扩容合同。
在美国，盖房子或居室装修，都得用统一的“2＋3＋3”规格的板材，因为这种统一规格方便工程师的设计和计算。2002年，在陈永正执政时期，摩托罗拉公司也推出了一个“2＋3＋3”计划。
“2”表示摩托罗拉公司将把中国建设成全球研发中心和生产中心之一；第一个“3”即摩托罗拉公司的无线通信、宽带和互联网三大业务领域，未来5年内将累计从中国采购价值100亿美元的零配件和服务；第二个“3”表示，到2006年，在中国年产值将达到100亿美元，在中国累计投资额将达到100亿美元的“300亿美元”计划。
突然离职，加盟微软
然而就在陈永正带领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取得巨大成功时，2003年8月，才正式担任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裁一年多的陈永正突然离职，加盟微软，出任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一时使媒体和市场措手不及，引来无数猜测和揣摩。
早在高群耀离职之时，业内人士就普遍认为是黄存义幕后“垂帘听政”，替换掉不少来自内地的高级经理，最终驱逐了高群耀；在高群耀之前的吴士宏也曾经大力抨击过微软亚洲区的官僚主义。据了解，微软大中华区总裁主要负责对祖国内地、香港特区和台湾省三地业务的协调工作，由于微软在三地均设有分公司，而各公司都以总裁为最高负责人，因此，微软大中华区总裁这一职位被业界看成“空闲节点”。
2003年6月，微软全球架构进行调整。微软（中国）公司市场总监、副总经理陈国桂调职；微软（中国）公司北方区撤销。此举被认为是微软（中国）公司大调整的序幕。微软在亚洲乃至中国已经确立了重大的战略规划及实施决心，微软（中国）公司总裁唐骏与微软原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的“将帅之争”需要尽快了结。
“微软总部派来一位‘空降兵’，将会使这种矛盾得以化解。”微软（中国）公司内部人士称。外界认为，陈永正的到任标志着“强势总裁”唐骏在政治斗争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然而，更加明显的事实却证明：陈永正是一个中间人物，他既换下了黄存义，也有可能暗中掣肘唐骏。陈永正是一个“平衡木高手”，借他之手，微软总部可以更好地控制大中华市场。
为了表示对陈永正的支持，微软将大中华区总裁的职权扩大。中文职务上多了首席执行官头衔的陈永正将以直接权限管理微软（中国）公司、微软香港和微软台湾三个子公司，而在斗争中落败的黄存义和处在职业上升势头的唐骏都是陈永正的直接下属。
解释跳槽的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