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文选自《栾城应诏集》卷七。文章详细论述了汉、唐至五代时期用人的得失，以此为例引出了北宋军中用人的弊害。北宋王朝建立以来，统治者为了惩戒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以至于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形成了羸弱的军事形势，对此苏辙在文中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要想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就必须捐兵与人，要捐兵与人，又必先善择其将，只要用人得当，则必去前人之弊而得前人之利。苏辙的议论文，往往引经据典，纵横上下，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且文笔畅达，富于气势，本文亦如此。
【原文】
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见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从之，则可久而无忧。有浅丈夫，见其生于东也而尽力于东，以忘其西；见其起于外也而锐意[1］于外，以忘其中。是以祸生于无常，而变起于不测，莫能救也。
昔者西汉之祸，当文、景之世[2］，天下莫不以为必起于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时，七国之余，日以渐衰，天下坦然，四顾以为无虞[3］，而陵夷至于元、成[4］，朝廷之强臣，实制[5］其命，而汉以不祀[6］。世祖、显宗既平天下[7］，以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东汉之亡，其祸乃起于宦官。由此观之，则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将死也，或病于太劳，或病于饮酒。天下之人见其死于此也，而曰必无劳力与饮酒，则事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启之，是以劳力而能为灾，饮酒而能为病，而天下之人，岂必皆死于此？
昔唐季五代之乱，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隶其将，大者数十万，而小者不下数万，抚循鞠养[8］，美衣丰食，同其甘苦，而顺其好恶，甚者养以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当是时，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从，而听其将。而将之所为，虽有大奸不义而无所违拒。故其乱也，奸臣擅命[9］，拥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为乱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将劲兵，遍于天下，其所摧残破灭，足以上快天子郁郁之心，而外抗敌国窃发[10］之难。何者？兵安其将而乐于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乱为戒，而不收其功，举天下之兵数百万人，而不立素将[11］，将兵者无腹心亲爱之兵，而士卒亦无附著[12］而欲为之效命者，故命将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视其面，夫莫敢仰视，是祸之本也。此其为祸，非有胁从骈起之殃[13］，缓则畏而怨之，而有急则无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当今之人，盖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祸也。而臣窃以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14］，以为必不可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15］其兵权，而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则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顾其全安，则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摇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劳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之，苟诚知其忠，虽捐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昔唐之乱，其为变者，非其所命之将也，而皆其盗贼之人，所不得已而以为将者。故夫将帅岂必尽疑其为奸，要以无畏其择之之劳，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盖天下之患，夫岂必在此也？
【注释】
[1］锐意：意志坚决，勇往直前。[2］文、景：见《唐论》注释[15］。[3］虞：忧虑，忧患。[4］元、成：元，汉元帝刘奭，在位共15年。成：汉成帝刘骜，在位一共25年。元、成二帝期间，外戚王氏专权，至王莽篡汉，建立了新政权，汉世至此中绝。[5］制：控制。[6］祀：通“嗣”，继续、延续。[7］世祖、显宗即平天下：世祖，东汉光武帝刘秀，王莽末期起兵复兴汉室，公元25—57年在位。显宗，东汉明帝刘庄，光武太子，公元58—75年在位。[8］抚循：抚慰，同“拊循”。《汉书·盖宽尧传》：“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临问。”鞠养：抚养，同“鞠育”。《北史·房彦谦传》：“彦谦早孤，不识父，在母兄鞠养。”[9］擅命：擅权，独揽政权。[10］窃发：偷袭，暗中发起的。[11］素将：忠心之将，忠诚之将。素，通“愫”。[12］辞著：同“执著”，坚定不移。[13］非有胁从骈起之殃：胁从，被胁迫诱骗干坏事。骈起，并起，同时发生。[14］“故我太祖、太宗”句：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为政期间，推行了一些明智的政策，结束了混战割据局面。但为政重文轻武，偏重防内，削去重将的兵权，或异地做官，或遥领他职，对形成宋朝“积贫积弱”局面有所影响。太宗，宋太宗赵匡义，太祖之弟，即位后改名炅，公元976—997年在位。为政期间政治措施与太祖略同。[15］去：削去，除去。
【译文】
天下的灾祸，没有固定发生的地方。只要看见天下的灾祸就避开它，接近那些安全的因素并跟从它，就可以长久没有忧患。有位浅陋的男子，看见灾祸发生在东边就尽力处治东边，而忘记了他的西面；看见灾祸发生在外部就专心一意地尽力于外，而忘记了他的内部，所以灾祸在变化不定中发生，而变故也在不可预料中出现，根本不能救援。
过去，西汉的祸患，在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时，天下人都认为肯定会起源于诸侯国的过于强大。但到了汉武帝时代，七个诸侯国的后代一天天衰落，天下太平无事，纵观天下，认为已没有忧患。但至汉元帝和汉成帝时却又衰败，朝廷的强臣，实际上已控制了他们的命运，从而使汉代中断。东汉光武帝和明帝平定了天下之后，认为天下的祸患全都在于朝廷中的强臣，但东汉的灭亡，其祸变却起源于宦官。由此看来，天下的灾祸哪里就在人们所预防的地方呢？人将死亡，有的是由于过度劳累，有的是由于饮酒所致。天下的人见他们因此而死，就说一定不要过度劳累和饮酒，那么做事不也就太拘泥且受危害吗？那些人的死亡，必定有什么事诱发，所以过度劳累虽会带来灾难，饮酒虽会产生病育，但天下的人，难道必定都会因此而死吗？
过去唐末五代之乱，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天下的军队各自隶属于他们的将领，多的有几十万人，而少的也不下几万人，抚慰安养，美衣丰食，与他们同甘共苦，并顺从他们的好恶，更有甚者收养他们为义子，并把自己的姓氏赐送给他们。因此在那时，军队中的士卒，各自都知道自己的将帅却不知道天子的恩惠，国君有什么命令不服从，却听从自己将帅的指挥。而将帅所做的事，即使非常奸邪不义也不会违抗拒绝。所以他们为乱，往往是奸臣独揽大权，拥有军队而不可扼制。而当他们不作乱时，攻打的地方就必定会投降，守卫的地方就一定牢固。良将强兵，遍于天下，他们所进行的摧残破灭的战斗，在上足以令天子郁郁寡欢之心感到快乐，而在外又足以抵抗敌国偷袭的灾难。为什么呢？士卒安于他们将帅的统治且乐于从命。然而现在的人，就把他们的变乱作为教训，而不吸取他们的成功之处，全天下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却不任命忠诚得力的将领，带兵之人没有心腹亲爱的兵士，而士卒们也无执著地并愿为之效力的将领，所以任命将领的时候，士卒不知道他是何人，都不敢抬头仰望他的脸，不敢仰望，这就是祸患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造成的祸变，没有胁迫并起为乱之灾，缓和时则畏惧并怨恨他们，但到危急时刻却没有不凶残的想法。这两种情况，是用兵的大忌，而现在的人，大概也已知道了，但却不敢改变，是畏惧唐末五代的祸变。但我却认为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有这样的好处，就必定会有那样的害处，天下没有完全有益的事，这是圣人也对之无可奈何的，而圣人所能做到的，主要在于不穷尽那些好处，好处未尽就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使那些害处还未出现而事情已发生了变化，所以能享有天下的利益却不受它的危害。过去唐末五代的法度，难道不是很有利于天下吗？只是它的好处已尽却不知变化，所以它的害处随之而生，为此我朝太祖、太宗二帝，认为肯定不可能长久，就改变了它们的制度，以便求得一时之安。做将领的削去他的兵权，而做士卒的却使他们不知道将领是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杜绝天下的个人恩惠，并破坏他们的阴谋，二帝的用意是认为足以变革五代时期豪将擅权的习气，而并非认为这就是后代可以长用的策略。所以我认为，根据目前的形势，不变革他们的制度就无法获得成功，况且追求天下的大利，就必定对天下的危险有所触及，想享有大利又要顾及它的完整安宁，那么事情就办不成。且目前的弊病，在于不想有什么震动而白得天下的利益，不想有什么劳苦而就得到天下的安宁。如今想要别人取得成功，就必须先给予他军队，想先给予他军队，就应先从事选择将领的工作，选择将领并获得他们，假如的确知道他们忠诚，即使是把天下给予他们也没忧虑，而何况是几万人的军队呢！过去唐代的叛乱，那些制造叛乱的人，不是朝廷所任命的将领，而都是些为盗为贼的人，是在迫不得已中任用为将领的。所以，对将帅哪能全部都怀疑他们是奸贼呢，主要在于不要惧怕那选择将领时的辛劳，并由此破坏了天下的大利。天下的祸患，哪能必定在这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