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数千年文学长河中，一门三星高耀的情况并不鲜见，而苏辙父子三人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三苏”当中，苏辙年最幼，可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其父苏洵和兄苏轼一样，他的文章在生前就已为人们广为传诵，并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文章，都是其政治生涯和一生为人的集中写照，文如其人，文见其人，的确如此。
自从赵匡胤开国之初起，宋王朝便种下了积贫积弱的根苗。经过几十年的文恬武嬉，至仁宗末年真可谓危机四伏、百病丛生，而二十三岁的苏辙却正在此时步入政坛。他凭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大胆向统治者坦露心声，直言为政得失，虽因此遭受祸殃，但并无丝毫悔改之意。随着政治生活的深入，他对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了解更加透彻，认识也更深刻，因此，神宗即位之初，他便不顾自己官卑位微，毅然上书极论时政，认为“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方今之计莫如丰财” ，敏锐地看到了宋王朝表面升平背后的积贫积弱本质，并终生为改变这种状况而努力。
王安石推行新法，引出了新旧党之间长达几十年的纷争，苏辙其间也痛遭谤毁，不仅政治上备受排挤打击，而且著作也惨遭焚毁，并在后世还被划入了保守派。其实，王安石变法的问题虽然很复杂，但根本目的还是想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改变国家财力枯竭的状况，这实际上与苏辙“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的观点是一致的。新法的推行，固然对大地主阶级的得益有所抑损，但受害更多的则是贫民下户。由于宋王朝官僚机构本身的腐朽，甚善的法令也在推行中变了质，各种税钱都强行“抑配”（摊派）到老百姓身上，而豪强地主的负担，最终也转嫁给了贫苦农民，因此，到后来得王安石提拔并思报恩的郑侠等人，也不得不把民间疲惫不堪的情况如实相告，王安石本人也在熙宁八年（1075年）再次拜相时有所悔悟，写下了“膏泽未施空谤怨，疮痍犹在岂讴吟”这样的诗句。由此可见，王安石变法本身就具有两面性，所以对苏辙的态度也不能一概而论。苏辙对新法的批评，不是为了一人一家之私，位卑而名高的苏辙兄弟，当时若要希图富贵，根本用不着挖空心思去巧合逢迎，只消随声附和，甚至默不作声，就可青云直上，苏辙奋起论争，确是出于对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维护。所以，苏辙前后对新法的批评，虽有偏激片面之处，但他所预言的新法弊端，也多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苏辙政治品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自己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和秉持公心、直言敢谏、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苏辙历尽磨难，从神宗初期上书抵王安石新法开始，多次遭到贬谪，至哲宗即位，方得重用。短短几年时间，由右司谏升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的苏辙，正值政治生涯的黄金时代，其革除弊政的心情更加强烈，有时甚至公然与皇帝争对朝堂，据理不让，从而冒犯龙颜，再贬南荒，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再也未得重用。不断贬谪的生活，使苏辙常感困顿，不仅遭受经济拮据的困扰，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每次的遭贬，都是因为“言必中当世之过”，但他吃尽苦头却不改初衷。
他一生不虚美，不奉承，也不避忌讳，从《上皇帝书》等青年时代的佳品，直至晚年所著《历代论》等，都自始至终贯穿着这一精神。
苏辙秉持公心、实事求是的态度，还体现在他的为人上。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诗得罪，被捕下狱，苏辙上书营救，并以辞去官职替兄赎罪，这其间固然有兄弟亲情，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苏轼的蒙冤和对兄长的信任，他并不因为害怕牵连就置亲人于不顾，也不因为是亲人就避嫌而不加申诉。后来的几十年中，他备受“乌台诗案”的牵连，但却毫无怨言。元祐前期，他为右司谏，对依附王安石、后又反脸为狼、对王安石落井下石的奸佞小人吕惠卿等痛加斥责，毫不留情，而对因政见不合被贬边荒的郑侠却大鸣不平，虽与郑侠素昧平生，但他仍恳切而真诚地替他上章，请求恢复其职。凡此种种，都体现出苏辙为人的正直，也正因如此，他才能为巢谷那样的小人物树碑传。
苏辙强烈的政治热情和高洁人格的形成，一方面来自父母的良好教育和兄长优秀品格的熏染，另一方面则源于浩博的古代文化的影响。他的父亲苏洵，是位博通历史而注视现实的政论家，剀切的议论中带着正义感，他对当时的阶级矛盾有清醒的认识，在其《衡论下·田制》等文中，对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等都有深刻的揭露。他的兄长苏轼，积极用世、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也对其为政为人有所鞭策。苏辙说：“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实无枉言。同时，苏辙自幼好读书，诸子百家，无所不览，且博通古今，著有《诗传》《老子解》《古史》等书。古代文化中儒、佛、道多家的思想，都对之有所影响。儒家积极用世、君轻民贵、民为邦本等进步因素，铸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性格，而佛、道清静恬淡、逍遥齐物的观点，又使他能以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特别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坚贞自守、履险若夷。这其中虽有某些消极影响，但这并不有损他人格的高洁。正是由于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和注重自己高洁人格的塑造，从而形成了苏辙文学上独有的风格。
苏辙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方面，他的文为数甚多，各体皆备，内容也很广泛。他曾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而他自己的创作，也同样如此，所以，他散文的成就首先体现在政论方面。苏辙的政论文，更多地继承了苏洵策论的特点，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借古讽今，都显得纵横开阖，雄辩滔滔，气势畅达，且往往引经据典，分析透彻，议论剀切。同时，他还总是把抽象深奥的道理转化为通俗浅显的比喻，让人从日常生活的熟悉事例中去理解问题，心悦诚服地接受作者的观点。苏辙一生强调“养气”，认为“文者气之所形”，“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并反复强调“养气”对于自我修养和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特别注重文章的气势。另外，不管是对历史的评价，还是对现实的批评，苏辙总是有感而发，从而使他的政论文还在透彻精辟的说理中蕴含着深挚的感情，常常情理交融，感人至深，不仅字里行间透溢着浩然正气，而且其赤子之心亦明显可鉴 。这些政论文，常以上疏、奏章、进策、进论的形式指斥时弊，表露心声，故其语言迂徐婉转，回环往复，有回肠荡气之势，但彬彬有礼的言词却遮掩不住犀利的锋芒。由于学识的渊博和对现实深刻的认识，苏辙众多的史论和时政论，实则就是中国几千年古代史和北宋一百多年间现实的浓缩反映。
伴随着政论文的创作，苏辙还写了大量的游记散文和辞赋，体现了他多方面的才能和风格，这是与他强调文章风格多样化的观点分不开的。他的游记和辞赋，写景状物生动传神，历历如在目前，而且总是把情寄于景物之中，借景抒情，借景言志，叙事、写景与议论、抒情水乳交融在一起。这些文章往往随事而记、随物而写，语言清丽明快，朴实自然中透出华彩。
苏轼评价他的《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一文说：“子由作《栖贤堂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面阴森，草木胶葛。……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其特色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这些文章还同样体现了苏辙散文气势畅达的特色。如其《超然台赋》，气势磅礴，风格豪迈，实堪与苏轼之赋媲美，苏轼评其曰“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实不为过。
除此之外，他还写了不少人物传记、笔记杂文及叙、引等作品。其自传洋洋洒洒近万言，畅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政治活动，展示了自己执着追求理想的一生，披肝沥胆，忠义坚贞。其他人物传记，多以小人物为主角，或叙其经历，或载其轶闻趣事，往往寥寥数笔，就使人物跃然纸上，形神毕现。其笔记杂文以《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为代表，表现了丰富的内容，体现了苏辙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的主张。这些文章随意性极强，但大都娓娓而谈，写人栩栩如生，叙事迂徐有致，论事透彻精辟，言情含蓄蕴藉，亲切感人。至于叙、引类文字，长短不论，但大都能抓住关键问题加以阐发，并时常借题发挥，抒写自己的见解。
总而言之，苏辙散文的风格是多方面的，其成就也是巨大的，在北宋时期就已被人们与其父、兄合称“三苏”，后又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除文之外，他在诗的创作上也有较高造诣，虽比其兄之作略逊一筹，但其诗“有古人之风”，体现着自己的独到之处。苏辙以其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八大家”其他人物无限风光的时候，他却常常被人们遗忘，目前公认权威的几部文学史极少提到他，即使提及也往往一笔带过。关于他作品的选本不少，但选用的作品也大都是大家熟知的那几篇。迄今为止，苏辙众多的著作还没有一部新近完备的校注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