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比蔑视关于其自身之知识的人更为人所不齿？”[2]
一个真正的问题——一个寻找真相却仅期望找到真相碎片的问题——将历经百年而始终清晰明确，令人无从回避。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于1159年提出了这个有关自我认知的问题。正如你将会看到的，我在本书中将要谈论的许多内容都是对他的问题的扩充。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远非第一个将“值得经历的一生”置于自我认知的中心位置的人。自我认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识。自我认知，值得经历的一生，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文明社会。这一描述人类实验中最美好和最有趣的事物的术语清单可以非常长。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不仅不是第一位，而且12世纪的他被一群规模大得令人惊讶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包围，他们遍布欧洲各地——其中许多人是僧侣或教师——他们忙于重新发现个体的概念，甚至首次探寻假如他（以及后来的她）愿意的话，现代西方个体有可能变成什么样。
无论当时还是在那之前，在所有这类质问中，没有一处属于被视为私利之单一、流动的核心的个体。作为当今之主宰的个人主义思想代表着西方思想的一种狭隘而肤浅的变形。这是一种对术语的劫持——既然个人主义是个核心术语——而且是一种对西方文明的劫持。
我将要在这五章之中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描述那一劫持。其最终的结果将是对一个沉迷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勾勒：一种此时此刻正牢牢掌握在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法团主义——手中的文明。对法团主义的接纳使得我们否定并破坏了作为民主政体中的公民的个体的合法性。这种否定的结果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失衡，它导致我们崇拜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法团主义是种声称理性是其核心品质的意识形态。它对个体的总体影响是，使其在重要的领域中被动和顺从，以及在不重要的领域中不顺从。
鉴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赋予友情和社区的重要性，我们很难想象，他不会提出关于社会之整体的相同问题——尤其是我们的社会，它是如此斩钉截铁地声称个体是其顶梁柱。
有什么比一种蔑视关于其自身之知识的文明更为人所不齿？
我要说得更精确些。我们的所有大学都在教导的，我们的智囊团不厌其烦地解释的，责任在肩的人在公共论坛上令人倒胃口地一再重复的是：民主诞生于经济学，尤其是一种被称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经济现象；民主的基础是个人主义；现代个人主义也是工业革命的产儿。（这些声音中的一些不那么断然地肤浅的声音把某些功劳归于宗教改革，这只是使它们稍微没有那么不准确。）
20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公认之见的关键是，我们长达2500年的文明的核心和灵魂显然是经济学，其他的一切都从那一核心流动开去，并且仍在继续流动。因此我们必须像对待市场秩序那样，忽上忽下地对待我们的社会结构。如果我们不那么做，市场无论如何也会那么做的。
这整个理论的唯一问题是，现代个人主义和民主政体的许多内容都在雅典找到了其生命之源，而这个时间要早于工业革命。两者都成长缓慢，且起伏不定，经过了一系列的关键步骤，直到12世纪，其步伐才得以加速。个人主义和民主政体的所有重要特性，都要先于我们这一世纪的关键的经济事件。更有甚者，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大多数经济事件成为可能，而非相反。
我在后文中将追溯所有那一切，但让我在继续论述之前，先得出一个一般性的观点。作为一种说明性科学的经济学实际上是投机性调查的一个次要领域。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的一种统计性的、狭隘的、考虑不周的较低形式——是被动的修补匠，还没有汽车技工可靠和有用。这一领域唯一有些可靠用途的是经济史，而它在大多数大学都被降了级，甚至遭到淘汰，因为它与事件的关联使它成了现实的不幸的提醒者。
在过去的25年中，经济学已将自己提升至科学专业的层面，并且，多亏某银行一年一度的资助，出于对自身的尊重，它或多或少地硬是将一项诺贝尔奖塞给了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可是，在这相同的25年中，尽管经济学试图将其模式和理论应用于我们文明的现实之中，但它还是有目共睹地失败了。不是因为经济学家的建议未被采纳。人们怀着极大的尊敬之情亦步亦趋地采纳了经济学家们的建议。而从总体上看，经济学已经失败了。
一个“专业”既意味着真实的参数，也意味着对其建议之影响负有某些责任的业内人士。如果经济学家是医生，那么他们现在将身陷医疗失当诉讼的泥沼之中。
鉴于经济学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体的关系——我将在后文回到这一点，使细节更为充实而具体——我甚至不得不提出这一有关经济学之次要性的论点，这表明，我们的文明是种危险的无意识的文明。
我们不仅似乎缺乏有益的记忆，而且当我们确实开始准确地回忆时，它对我们的行动也少有影响或者全无影响。这就仿佛，当我们论及公共行为时，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使一种类似于老年痴呆症的综合征普及化和制度化。如今，西方国家中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受雇于管理性的公有和私营部门。尽管拥有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规模更大、教育更为良好的精英集团，尽管我们对自身和周围事物的了解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期，我们积极地否定公共知识的用途。
在19世纪，阿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在其伟大的小说《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的开篇写下了我们现状中那些绕不开的反复之一：“历史也许真的可以被定义为一场对抗时间的著名战争。”[3]但假如你否定现实，你就无法发起这一战争。如果你无法回忆，那么就不存在现实。
认识——即掌握知识——就是要本能地明白你的认识与你的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似乎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之一。我们的行为只与一些琐屑、狭隘的专家信息有关，这些信息的基础通常是一种错误的测量理念，而非对更大画面的任何认识——即理解。其结果是，虽然一个有见识的男人或女人会抱着怀疑态度谨慎前行，我们大名鼎鼎的、专业化的、主张技术专家治国的精英们却被一种孩子气的确定性蒙蔽了双眼。他们所售卖的任何东西都是绝对真理。为什么要将孩子气与确定性联系在一起？非常简单，正如西塞罗（Cicero）所言：“不了解历史的人注定始终是个孩童。”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曾粗暴地断言，我们将会、能够且必须在越南战争中获胜，否则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他有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而当今成千上万的金融专家则粗暴地断言，国家债务将会、能够且必须被偿清，否则灾难就会向我们俯冲下来——他们也有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特性上的差异。
让我来为我们正居于其中的这一孩子气的状态做一个小小的论证。
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我们的文明处于长期的危机之中。从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从每个角度出发，同样的危机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看待。我认为，这一危机是在1973年具有了其实际上的经济形式，当时，第一波政治危机导致了一场石油供应危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处于萧条之中。它不同于1929年的那种萧条，但另一方面，萧条总是各不相同的。我们的萧条一直被软化和平摊，这要感谢在1929年之后被社会逐渐放置到位的救生用具，其目的是，当这样一种灾难再次发生时，我们能有时间进行调整和采取行动。在1973年，情况确实如此。现在，由于我们在过去20年中无力招架由失业、债务、通货膨胀和不真实的增长所构成的坚不可摧的锁链，我们已随波逐流地越漂越远，进入了一片冰冷、不友善且令人困惑的大海。那些处于权威地位的人——那些不在水中的人——的最新信念是，肯定的答案是割舍掉那些救生用具。
这也许可被称作一种孩子气的行为。或者是一种无意识，它是如此彻底，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
这种信念何以成为可能？可以说，来自公共或私有部门的技术官僚内部的看法相对平静。这些地方的结构仍在扩大，尤其是在私有部门，尤其是在国际化的私有部门。技术官僚们已形成一种现在正支配着我们的社会的论点，依照这一论点，“管理”便等同于“行动”，就好比说“行动”等同于“制作”。他们将这一论点放置在一种新的经济神话的基础之上。这反过来要依靠这样一些东西：对劳务经济的赞美，金融投机的合法化，新的沟通技术的经典化。
可是，“管理”当然既不同于“行动”，也不同于“制作”。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言：“有一种将主体的价值加于被授予之物的劳动；还有另一种不具备此种效果的劳动。”前者是“生产性”劳动，后者是“非生产性”劳动。斯密明显将管理放在了非生产性的类目之中。“一些在社会中最可尊重的等级中的劳动，如卑微的仆人的劳动，不会产生任何价值，也不会将自身置于任何永恒主题或可出售的商品中，或是在其中认出自己，这些商品在那种劳动成为过去之后仍在持续，并且为了它们，一种同等数量的劳动可以在那之后被促成。”[4]
当然，斯密是现实的：“但是，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全部年产都被用于留住勤劳的人。各处的无所事事者会消耗掉其很大的一部分。”[5]他的论点是，勤劳者会生产用来资助整个社区的财富。无所事事者——那些未从事“有用的劳动”[6]的人——靠勤劳者为生。这包括心不甘情不愿的无所事事者——失业者。但他谈论的并不是他们。他们不处在会花费大量社会成本的地位上。
他首先指的是他所处时代的管理阶层——贵族、朝臣、专业人士、土地和财富的拥有者（他们以租金收入为生）、银行家，等等。换言之，他是在谈论我们的提倡技术专家治国的管理精英。它必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中的勤劳者能够支撑其中的多少部分？答案也许是，30%至50%这个比重——我们社会的管理阶层的当下水平——太高了；要在萧条中保持经济发展，与金融和咨询产业共进退的商业管理——它们全都极其昂贵，且日益如此——是比任何过度扩张的政府服务都远为重要的因素。
你们中的一些人会惊讶地发现，我正在援引亚当·斯密的话，他是市场崇拜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神明。好吧，我之所以要引用斯密和同属当代右派之次神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话，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想证明，我们时代居支配地位的理论家们将其论点建立在对斯密和休谟的非常狭隘的引用的基础之上。他们严重歪曲了两人的较为平衡的看法。对斯密和休谟的为时已晚的、工业的、全球性的运用（它们现在正强加于我们身上），与两人中的任何一位在一种近乎前工业的、非常地方化的情况下加以谈论的现实并无关联。
许多人吃惊地发现，在一个整体社会被长期的经济危机明显阻碍的时期，这一管理精英阶层仍在扩张和繁荣。其实没有理由感到吃惊。在面对其自身在引领社会方面的失败时，老于世故的精英们的反应几乎一成不变地相同。他们通过营造一种人为的内在幸福感来着手在自己与现实之间筑起一道墙。法国贵族、绅士阶级和商业领袖对自身的满意度在其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瓦解之前的几十年中空前地高。在一位又一位皇帝被刺杀、一个省接一个省被夺走之时，后罗马帝国的精英们却不断扩张，一心觉得自己非常重要。1914年之前的20年间的俄国精英们——传统领导阶层和新兴的、迅速扩张的商业阶层——处于持续的激情四溢的状态之中。
使这种隐秘的幻觉变为可能的花招之一是，精英集团的规模和繁荣允许它将一种人为的文明的幻象整体内化。因此，我们认真对待的只有来自其自身的数百个——实际上是数千个——专业部门。一切都转向了内部参考。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加以测量，以使增长、就业机会的创造或任何可以被生产出的东西的“数量”激增。世界上没有真理，真理是由专业人士测量出来的。
几个星期前，我与一个西方国家的一位财政部副部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他承认有那么多外面的人（他所说的这个词指的是精英集团之外的人）相信我们全都陷入了一场普遍的、无法控制的危机。许多人将某些责任归咎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疯狂的扩张，这些金融市场眼看着已经衰退为漫无目的的大量投机，而投机的对象是与真正的生产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与斯密所说的“有用的劳动”无关的——反复出现的各级别证券。那位副部长说，问题是，这些新兴的金融市场机制中的每一个在财政体系内部都有其作用。因此每一个都是有用的。这不只是一种投机练习。可是，他无法将这种财政体系与任何意义更为广泛的经济或社会理念联系起来。
他还说，他本人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他一直表现出色，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出类拔萃。因此他很难相信，除社会边缘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竟然会有危机的存在。他的家人的成功也许与1929年之后安置到位的救生用具（他和其他人正在抛弃的那些使人免于溺亡的救生用具）有关；以及其他那些不如他和他的家人那么幸运的人也许依旧需要依靠帮助才能漂浮在水面上。以上两个事实超出了他对社会根深蒂固的、孩子气的想象。
我们人人都可以看到有关我们的危机的统计，正像这位副部长可以看到这一统计一样——统计数字清晰而无情。可是，在报纸上、电视上、谈话中，它们却与我们擦肩而过，仿佛它们不是事实。或者不如说，仿佛我们没有能力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我可以长篇累牍地向你逐一列举这些失败。让我只举出其中的几个，以证明现实那显而易见的无意义之处。
我将从最基本的说起。谋杀。我们中的那些追踪战争现象的人看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世界各地只有很少的一些小冲突，而时至今日，情况日益恶化，冲突已经超过五十起，它们全都是同时发生的，其中不少是重大的战争。人们普遍认同的统计数字是：每天约有一千名士兵和五千个平民死亡，且天天如此，每年共有两百多万人死去，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死亡人数达到了七千五百万。保守的英国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声称，自1945年的和平时期开始以来，有五千万人死于战争。[7]
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记录在案的数字。它们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一次小杂耍。它们使黑死病变成一个小笑话。总体上看，这些死亡并非能够轻易地被置之脑后，或者因为以下限定条件而放缓被提上严肃议程的脚步：上述战争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无论你怎么看待那一正在被边缘化的修饰语，自冷战结束以来，这已经越来越不符合事实。
此外，这些暴力事件的责任很多在于国际军火贸易——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国际贸易商品。它的现代形式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法国，而后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英国。剩下的所有人都在不久之后加入其中。先是西方，然后是发展中国家。冷战结束时，承诺过的和平分崩离析，烟消云散。武器贸易在大体相当的水平上继续着。如今，一位在理论上属于自由派的美国总统已经将一场旨在增加海外武器销售的新运动定型为一般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分支。
我们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知道这一切似乎对我们的无意识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接下来是令人震惊的第三世界的统计数字。2000万年龄在4岁至14岁的儿童在务工。非洲中部的人的平均寿命是43岁，且日益递减。世界上有1/3的儿童营养不良。30%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仍未停止。这个数字现在大约是1.5万亿美元。
所有这些数字都让我们感到困惑、麻木、冷漠。这是毫无影响力的知识。
那么把焦点放在一个充满希望的了不起的个案上如何？比如墨西哥。根据美国和加拿大的精英集团向墨西哥公民做出的信誓旦旦的保证，墨西哥被抛入一个日益不受约束的北美贸易运作体系之中。我们被告知，墨西哥是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多亏一位锐意改革的、倡导自由市场的总统，墨西哥已经整肃了其行为，并且有能力按照我们的标准参与竞争。
几乎过了不到两年，那位总统涉嫌卷入针对他所挑选的继承人的暗杀活动中。南方爆发了内战，在那里，80%的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足7美元。两年前由我们的精英们例行公事地予以否认的由政府引发的苦难，现在被例行公事地予以承认。在对80%的国有企业进行革命性的私有化之后，其结果如下：国家获得了210亿美元，而非使那个造成一场大规模经济崩溃的经济体稳定下来。从积极的方面看，这造就了约30个亿万富翁——全都是总统或执政党的朋友。不幸的是，如果你不是那30人中的一个，或者不是他们的朋友，墨西哥的实际工资在1980年至1994年之间暴降了52%。加上1995年时许多方面的崩溃近在眼前，1/3的墨西哥家庭已经生活在极端穷困之中。所有这些数字现在已变得更加糟糕。
虽然明知我们的精英对墨西哥的状况做了错误的陈述，但这一认知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现实政策毫无影响。我们埋头向前，仿佛两年前的幻觉一直是真实的。
最后，西方国家内部的危机又是怎样的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提供的西方失业者人数的官方数据是约3500万人——也就是说，约为10%。十年来，这一数字没有出现大幅下降。而且对任何社会而言，这也是一种在财政上无法负担的排斥程度。换言之，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长期负担失去占其总人口的10%的人的生产力。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长期负担对无所事事的10%的工作人口及其家人的生活资助。10%这个数字与我们实际的失业水平相比，也是个非常低的数字。在过去20年中，“失业”一词被不断地重新定义——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被重新定义了15次至25次——你知道，这是技术改良，为的是消除某些分类，或创造新的分类。其目的是使官方统计数字保持低位。真正的失业人数不是3500万，而是可能远远超过5000万。
尽管从左翼到右翼的一届又一届政府的选举宣言都是创造工作机会，但现实是，它们对应该怎么做一无所知。为什么？因为工作是生产链上的最后环节之一。如果你想工作，你就必须先研究、开发、规划、冒险、投入、建造、发展市场并开始销售。其结果也许最终是工作。可假如你相信，市场在控制所有那一切功能——正如当今的流行观点向我们保证的那样——那么，好吧，你不会得到工作承诺，因为你正在放弃对复杂的工作创造机制所承担的任何责任。无论怎样，当今的市场正处于消除工作阶段。
但我们的危机不只与工作相关。自由世界的领袖让150万人进了监狱：每10万人中有373人。这是15年前的两倍多。其比例仅次于俄罗斯。换句话说，有510万美国人在监狱中，或处于司法监控之下。这是1980年的三倍。
7500万美国人的收入现在低于1966年的水平。18%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1929年至1969年间，不平等的差距在持续缩小。从1969年起，差距则在持续加大。这不只发生在美国。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男性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自1880年有统计汇编以来最大的。保守的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说，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到2020年，美国将沦为第三世界。[8]
预言仅仅是预言，但至少勒特韦克先生试图描绘这场危机的状况。至少他承认，存在一场深刻的危机。
所有这些数字，以及指向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成百上千的数字，都是众所周知的。可是，它们对现实政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精英把管理看作重中之重，且变本加厉。一位管理精英在进行着管理。不幸的是，一场危机需要的是思想。思想不是种管理功能。因为管理精英集团的规模如今是如此庞大，且对我们的教育体系产生了如此不可一世的影响，以致我们实际上是在教导大部分的人如何管理而非如何思考。我们不仅不会奖励思想，我们还因其不专业而惩罚它。这种对实用性——一种非常有限的实用形式——的偏好现在正蔓延到大学之前的基础教育系统之中。对暂时性的管理技艺和技术才能的传授，正在一点一点地挤走对基本知识的学习。
但对于这种危机的了解似乎影响甚微其实另有原因：处于上层的精英的收入持续增加，处于中层的精英的收入未曾减少。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在承认任何可观的财富不平等的社会的最粗蛮的（rudest）阶段，富人的权威……也许是最大的。”[9]斯密所说的“最粗蛮的”意为“最粗鄙的”（crudest），技术官僚、专家、经理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教授们不大常用这一词语来描述自身。不过，他们确实很乐于援引斯密的话。“最粗蛮的”也不会令人联想到高度的文明。
但假如一个人被局限在狭隘的知识和实践领域之中，在大多数其他领域中拥有的是孩童般的天真，那还有什么会比这个人更粗鄙？这是可以解释我们的无意识这一临床状态的因素之一。
这种无意识的相关特性之一是幻想的出现——尤其是，对我们自身的荒诞不经的描绘的增多。例如，在过去几年中形成了不少新运动。人们想要成为新人，却还没有成为新人。意大利的新法西斯分子声称自己不是法西斯，但其90%的党员曾属于过去的法西斯政党。我曾亲耳听过他们的领袖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在伦敦对一群银行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发表演说。他拒绝指责墨索里尼。他的政策只是经过更新的、为管理唱赞歌的墨索里尼政策的翻版，由某个穿着和言谈（我指的是他的风格）都像个技术官僚的人加以陈述。他曾说：“意大利已经从一个对政客一无所知的时代迈向一个政客被拍裸照的时代，就好像他们是演员似的。这是意大利已经发生改变的又一信号。”[10]好吧，实际并非如此。墨索里尼总像个演员似地被拍照。隐藏在墨索里尼的华丽言辞背后的是对现代管理和法团主义的痴迷。菲尼会当众跳摇摆舞，正如墨索里尼以自己能够和着最新的流行音乐当众跳舞为傲一样。这些都是政治风格方面的发明创造。不过，成为一个新人的幻觉使得菲尼躲开了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使他获得了大量的公共权力，又不必抛弃他的政党的传统政策。
新法团主义者们具有同样的问题，并且甚至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作为民主政治之替代物的法团主义运动诞生于19世纪。它主张，团体的合法性要凌驾于个体公民的合法性之上。
两个世纪以前，这种新的治理方式的近乎自然而然的初次展示随着拿破仑·波拿巴的到来而出现。拿破仑所做的不只是杜撰了现代英雄式领袖。他杜撰的是作为专家群体和利益群体之后援的英雄式领袖。民主政治被英雄式领袖与民众间的一种直接的、激动人心的关系所取代。于是，新的专家、官僚和商业精英们都心平气和地打理着一切。
黑格尔是最早赋予这种方法以思想形式的人之一，可追溯到1821年的《权利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ight）。于是，在公民社会与国家间的“自然联系”的旗号下，中世纪行会正在传奇般地复苏。
法团主义的这一早期形式渐渐成为民主政治的唯一严肃的替代物。它日益受到欧洲的天主教精英们的追捧。他们可以接受工业革命，条件是团体成员身份必须取代个人主义。只要作为公民参与的个人主义继续存在，它就必须受制于团体成员身份所施加的限制。许多此类团体显然是良性的，甚至是有益的。工会。产业业主协会。专业协会。这些法人团体不会在彼此的冲突中发挥作用。通过持续的谈判，它们将成为不具威胁性和对抗性的实体。这其中的一些系统由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的新德国正式确立。但是，可以说，法团主义替代物的光辉时刻是在半个世纪后，在墨索里尼和诸如葡萄牙的萨拉查（Salazar）之类的其他各类独裁者的统治下到来的。
当今的新法团主义者最想避免的就是与这些令人不快的独裁者混为一谈。现在参与推动这种社会模式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有着金字招牌的大学教授：遍布西方各国的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可是，他们所倡导的——除了上代人的赤裸裸的暴力——实际上与早期模式如出一辙。他们提倡我们社会中的合法性的基本转变，即从公民转向团体。但他们没有这样表述。他们谦逊地说，要促进相互竞争的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然而，其影响将会比那深远得多。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于转变西方社会内部的合法性的做法。当今的实权掌握在新法团主义手中，而它实际上等同于老套的法团主义。
与新法团主义者紧密相关的新保守主义者相当与众不同。他们自称保守，可他们赞成的一切都与保守主义相左。他们自称代表了另一种社会模式，却只不过是法团主义运动中的弄臣而已。他们的焦虑中充满了弄臣所特有的痛苦和犬儒主义：他们在真实权力的宴会桌上抢夺着残羹冷炙，却从来得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
新法西斯主义分子和新法团主义分子在追寻权力的过程中都宁愿人们忘记他们的计划的内容。新保守主义者希望自己能够假装在进行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同时却致力于某种相对短暂、自私和令人厌恶的行动。
迄今我所说的一切都围绕着一种面对现实时的显而易见的无能为力感而展开。我要说，折磨我们的是对现实的恐惧。“我们”是谁？坦率地说，在处于精英集团内部和外部的人之间，这种精神状态并无多少差异。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或行动的缺乏——特别是在最近25年——一致表示了对现实的否认。
问题是这种恐惧来自何方？它不只是对浪漫幻想的一种模糊的浅尝辄止。令我们痛苦的是对巨大幻觉的成瘾性偏爱。对意识形态的偏爱。我们文明中的权力一再地与对无所不包的真理和乌托邦的追求捆绑在一起。每当我们陷入沉迷之时，我们都无法认清自己的态度是在逃离现实，还是在拥抱意识形态。我们深信，自己正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因此正走在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道路上——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使得我们无法将这种沉迷鉴别为一种意识形态。
由其前所未有的暴力所部分证实的20世纪的历史表明，我们的沉迷正变得日趋严重。我们早先倾心于建立在帝国创建者之民族或种族的固有优势基础上的世界帝国之宗教，继而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现在，我们则痴迷于一个新的全知全能的钟表匠上帝——市场，以及他的大天使——技术。贸易是市场解决困惑我们的一切问题的神奇灵药。全球化是伊甸园或天堂，在最后的审判到来时，正义将在其中受到欢迎。像以往的意识形态一样，最后的审判同样迫在眉睫、令人恐怖。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市场彼此极其相似。它们都提倡法团主义和管理，与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并将之作为自身专属的金牛犊。
与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激情相伴，我们还苦于并仍将苦于那些也许可被称作时尚的东西——国有化、私有化、债务融资、作为魔鬼和遏制通货膨胀之手段的债务。
时尚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最低级形式。穿不穿蓝色牛仔裤，在不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度假，都可以影响社会对我们的接受程度，或是带来群体对我们的全方位抨击。随后，在几个月或几年后，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沉迷、我们对嘲笑的恐惧，似乎都有点傻。到那时，我们无疑会陷入新的时尚之中。
不过，全盘地、不加质疑地拥抱政治政策，确实要比穿蓝色牛仔裤这件事更为复杂。这些微型意识形态中的每一种都将妨碍许多人的生活，并通常会毁掉他们的生活。每种意识形态还会给那些以人的轻信为食的静候者带来财富。在意识形态所营造的盲从的压抑气氛中，每种意识形态都将迫使公众人物顺应民意，否则他们就会在嘲笑的绞刑架上被毁灭。在一个由意识形态的信仰者构成的社会中，最荒诞不经的是心存怀疑、不人云亦云的个体。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的老生常谈：偿还债务，拥抱全球化。哪一条阵线上的哪一个公众人物能够在不进行政治自杀的情况下站出来反对这一切？
结果，像英国劳动党的领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这样的人就会偏离自己的道路，以便与众人保持一致。他对伦敦的《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说：“经济政策的决定性语境是新兴的全球市场。这就将一种存在巨大局限的实际性——相当不同于理性原则——强加在了宏观经济政策之上。”[11]
这两个句子听上去可能很耳熟。确实会如此。从右翼到左翼，成百上千的公众人物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说着它们。
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局限性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微型意识形态。布莱尔先生的言论意味着两件事：（1）“我混迹于潮流之中，所以为我投票是安全的。”（2）“意识形态在控制局面，所以别担心，我无法做得太多。”
我本人认为，这两个句子中没有一个哪怕有一点儿是正确的。它们是面对必然性时——面对所谓的不可避免之事时的被动性宣言。这是对意识形态的标准反应。被动性是意识形态最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一。公民退守至服从状态，甚至奴才状态。
人们对大的意识形态存在某种令人恐怖的尊崇。借着一场轻描淡写的知识分子间的论争，地球被放置到属于它的位置上。令人畏惧。只有最勇敢或最愚蠢的个体在面对如此引人敬畏的命运时才不会变得被动。
另一方面，次要的意识形态几乎始终是卑劣的和自我本位的，其方式总是最直截了当的。它们提供两个选择——别无其他。那两个选择其实只是一个。是接受意识形态还是毁灭。是偿还债务还是破产。是国有化还是挨饿。是私有化还是面对死亡。是制止通货膨胀还是失去所有钱财。长期以来，我们都遭受着这种“非此即彼”的病状的折磨。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在其最糟糕的状态下，将我们的选择总结为秩序和骚乱。按照指令行事，或者坠入深渊。1995年，那深渊不再是种特殊的罪行，或是违抗宗教的问题。但要注意，论争的形式依旧是宗教性的，被动性始终是对真实信念的一种表达。
我在谈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时，就仿佛它们是一回事。它们之间就没有差异吗？其实没有。乌托邦也许更是个文学词汇。但它表达了空想家的真实意图。当然，没有一位空想家会宁死也要坚守一种乌托邦理想。当他传达的是真理时，那将意味着希望。他甚至不会将自己看作空想家。
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怀着这种孤注一掷的需求，坚信解决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或是坚信，一种特殊的、绝对的社会组织形式将“终结一段历史”？法国小说家罗曼·加里（Romain Gary）说：“对无中生有的需求就好比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12]
不过，在我们对无中生有的需求中，并未藏有天真无邪的孩子气的魅力。例如，福山（Fukuyama）教授宣称，他的立场已经获胜，因此我们不得不面临《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这个宣言中便没有那种魅力。相反，那里面有种一心只谋私利的政治宣传的令人不快的气息。我们所有人的无中生有都表明了对现实的恐惧。我们偏爱意识形态。我们需要信任一击即中、可解决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在面对公共政策时喜欢排斥从众性。所有这一切都会在面临危机时化作一种使人虚弱的被动性。
这表明，我们难以感知自身的弱点。让我换种方式来论述这一点。如果我们无法鉴别现实，因而无法根据我们的所见所闻采取行动，那么我们便不只是个孩子，而且将自己贬低为滑稽人物——我们的无意识的可笑牺牲品。有意识的人会欢欢喜喜地保持其自身的荒谬感。
不幸的是，我们自身的荒谬感似乎起伏不定，在面临公共事务时始终危险地处于虚弱状态。它越是虚弱，我们就越是会倾向于滑入一种不健康的、无意识的自卑形式。更糟糕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精英们身上培养了这种令人厌恶的习惯。我们鼓励他们心怀轻蔑地想到我们——全体公民，因而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想到自己。
如果我们无法看到自己，我们便无法作为人来采取行动。几乎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的是，其结果是失去自尊。
这种自我厌恶是我们偏爱意识形态的关键。就定义而言，那些掌握“真理”的人是极少数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渴望的不是用自己的真理来说服我们其余的人。这种渴望不是怀着牵涉其中的全部妥协进行民主辩论的问题。他们掌握着真理。因此空想家们的目的是操纵、欺骗或强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的真理。你试图操纵、欺骗或强迫的人是你所蔑视的人。假如他们，即大多数人，听任自己受骗上当，那么好吧，他们确实在蔑视自己。
这一过程的现代版本最早出现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辩论的双方莫不如此。接受宿命论的新教徒认定自身是极端被动的存在。没错，劝人行善是很重要，但善行并不会使他们获得成功。上帝已经选择了将要被救赎的人。每个人都只有等到死后才会发现自己的最终命运。然而，假如一个小团体不知何故说服了自己，相信它知道上帝的想法，相信自己的成员是被选择的少数人——上帝的选民，那么，好吧，他们就能够摆脱自己的被动性，去驱使被蔑视的大多数人。所有的、任何的方法都是合理的，因为只有上帝的选民掌握着真理。
这也是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及其耶稣会会士们的心理，他们采用了新教徒的方法，因而给天主教信条增加了一种坚实的理性结构。他们的用意是赋予反宗教改革运动以外形和武器。这便是现代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的开端。
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Jacobins）、布尔什维克分子、法西斯分子以及现在的自由市场拥护者全都是宿命论者和耶稣会会士的直系后代。他们是被选择的少数人——掌握真理的少数派，因而有权采用任何手段来推行它。
如果我把那些市场信徒，连同他们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信誉、他们数不胜数的诺贝尔奖，更别说总体上都受过出类拔萃的教育的新保守主义者，投放进一群暴力的、血腥的人中，我真的是公平的吗？
已故的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是新保守主义的缔造者之一，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话吧。他说，政治是“庸俗的”“虚伪的”“无情的”，这源于它所吸引的人，“源于对人类生活错误的简单化，哪怕它是怀着最大善意来这么做的”[13]。他深信，政治应当留在出自政治世家的人的手中，而不是留在某些提倡民主的、野心勃勃的人的手中。[14]
对大众的这种相同的厌恶也可以在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身上看到，在某种意义上，他缔造了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而后者又凭借了不起的智慧和风格，通过自己的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反过来向美国民众证明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劣等人。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效尤。1993年，著名的德国剧作家博托·施特劳斯（Botho Strauss）因循着多少有些相似的路线，为《明镜周刊》（Der Spiegel）写了一篇引领潮流的文章。[15]他用一种高度文学化的德语来写这篇文章，大多数读者都读不懂它。可是，这种精英主义不知怎的激发了暴力的光头党团体在德国的兴起。这是自我仇恨的鲜活例证。光头党们是在一种从其形式上是在诋毁他们的论点的激发下出现的。
一小撮颇为年轻的美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是富裕家庭要么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的后代）将自己建构为这场运动的北美分支。这些人是新保守主义的热切尊奉者。主导其语言氛围的是一群被卷入论战的少数派精英，他们想方设法地诱骗、操纵和愚弄大多数人，以使这些人一味地被动接受。在近期的一次公开谈话中，人们可以听到他们说出如下言论：
“假如我们不先走向富裕的白人农场主，使他们摆脱福利救济，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走向贫穷的黑人，使他们摆脱福利救济。”
以及：
“废止大项目，如福利救济、医疗补助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需要一点时间。但还有许多小项目，我们马上就可以废除它们。”
还有：
“……政党显得冷酷无情是很危险的。”（注意“显得”这个词）。
另一方面：
“在当下的环境中，被指责为冷酷无情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优势。”[16]
尽管自得其乐，但他们愤世嫉俗的怨恨之气也表明了其对自身深刻的自我厌恶的无意识。其从头到尾的语调都是宗教施虐受虐狂的语调。“我们做错了。我们一直过得很舒服。我们欠了债。现在我们必须还债。我们必须穿上钢毛衬衣。我们必须让自己遭受痛苦。”当然，痛苦将落在别人头上，但那不是本文的重点。
意大利语中有个奇妙的词汇来形容离不开妈妈的男孩子——un mammone。当我听说或在书本上读到这些人时，总是禁不住会想到离不开爸爸的男孩子。Un pappone。某些试图像他父亲一样强硬或者比他父亲更加强硬的人。
无论如何，他们采用的方式都是纯粹的宗教改革的政治—宗教修辞。正如加拿大作家M. T. 凯利（M. T. Kelly）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新的变体必定会像那些400年前的教会领袖一样，“创作出另一方——魔鬼”。对于否认“另一方的任何善良或道德价值”而言，这种妖魔化也是不可或缺的。[17]
为了对弄臣传统保持公平，再多加一句话很是重要：弄臣们绝非像新保守主义者那样满腹牢骚，愤世嫉俗。历史上充满了不得不为自己的晚餐而摇尾乞怜的男人和女人。通常来看，假如他们想扮演公众角色，那他们便别无选择。他们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结构的牺牲品。我们现在的社会与之非常相似。占我们人口1/3的受过高等教育、倡导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专业化精英们身陷在要求他们表现得像个弄臣的结构中。
时至今日，正如在历史上一样，他们的等级中充满了全力以赴的人。他们忍受着自身角色所带来的屈辱，是为了换口饭吃——是的，我们全都必须吃饭——但也是为了服务于一项美好的事业。
另一方面，历史也记录了一群从其地位要求其遭受的羞辱中汲取到快乐的弄臣。通常，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其自我厌恶和愤世嫉俗，这使得他们能充分利用一种奖赏粗鄙野心和操纵行为的局面。
莎士比亚特别擅于描写这两类比肩出现的弄臣。内在的优势对弱势。伦理核心对徒然的野心。公益意识对个人遭到冤枉的创伤感。《李尔王》（King Lear）中的肯特（Kent）对埃德蒙（Edmund）。《奥赛罗》（Othello）中的罗德里戈（Rodrigo）对伊阿古（Iago）。
我们时代的伊阿古和埃德蒙绝非仅限于新保守主义的队列。当我们凝望部长办公室、院系行政部门、企业高管职位时，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自我钻营的弄臣们。
但是，新保守主义派弄臣确实貌似作为一个群体而落入这个范畴之中。鉴于他们已经成年，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担负法律责任，所以社会一定会将他们的做法当作其自身的选择。
让我在此处扩大关注点，简单地重新介绍一下法团主义这个主题。
首先，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法团主义者开始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自由主义犯下了一桩大罪，因为它“……将政治和经济平等授予了……明显不平等的……个体”[18]。换言之，法团主义者正在复兴中世纪的等级秩序。
19世纪末，德国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法国人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赋予了法团主义以复杂的知识形式。关于这样一个体系是应该以国家为中心还是以经济为中心，抑或以社会为中心，存在不同的争论。但唯一的要点是，它是以团体为中心、以利益为中心的。不谋私利之举——即无私的行为或公共利益——的价值遭到否认和无视。因而公共利益的理念烟消云散。
1891年，教皇的通谕——Rerum Novarum——问世，反对阶级斗争，提出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完美社会秩序的梦想的现代版本。这似乎是为了社会的和谐而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论。实际上，它是为了利益集团分管的管理权而抵制人道主义、民主政治和负责任的个人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米哈伊尔·迈诺依雷斯科（Miha?l Mano?lesco）和阿尔弗雷多·罗科（Alfredo Rocco）等人将这一理论进一步深化，为反议会的氛围做准备，这种氛围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系列军事政变和独裁统治。随着墨索里尼和一小撮其他独裁者的到来，法团主义首次处在了现代权力的中心。
墨索里尼体系的基础信息是效率、专业素质、专家管理、通过持续的群体谈判或新法团主义者现在称作利益仲裁的东西而达成的社会秩序。所有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一个由英雄式领袖和市场力量来加以平衡的社会中。
当代法团主义具有一种更专业的方法，可它却以一种熟悉得令人觉得怪异的方式聚焦训练、能人政治，以及不可避免地成为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换句话说，其意图完全相同。释放这一讯息的方式是修辞的意识形态方式，其借助的是法团主义的喉舌——市场力的信徒、新保守主义的弄臣，尤为重要的是许多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权威声音。
其次，对平等和公正这类民主的、个人主义的概念的诋毁，需要法团主义从一开始便拥有一系列可打通各门径的新的社会航向。对这一新方法贡献最大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敌卖国的法团主义者——法国的领导人贝当元帅（Maréchal Pétain）。他以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祖国）、家庭、工作的口号取代了自由、平等、博爱。其他法西斯主义、法团主义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的口号。
现在，假如你看一眼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开列的“美国人的七大基本人格优势”，你就会发现，“工作”位于清单的榜首。“家庭”以四种自以为是的变体处于那一主题的中间位置。垫底的是甚至更加自以为是的“国家”的翻版。七条之中有六条彼此十分接近。就此而言，他的“美国文明的五大原则”中的三项应对的是行业、技术和组织——全都是工作特质。没有提及自由或平等，或者，就此而言，没有提及民主政体。那是因为，金里奇是个相当典型的法团主义者，他至少是部分无意识地将自己掩藏在粗鄙的——也就是说虚假的——个人主义和虚假的现代主义的修辞之后。
但本文将要提出的论点不是只简单地聚焦于我们西方人对意识形态的偏爱。或是聚焦于我们在被名副其实的意识形态玩弄于股掌之间时对辨识它无能为力。或是聚焦于我们对一种被动性的最终接受，这种被动性会令我们烦恼不安，直至我们去追寻另一边的魔鬼或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激起我的好奇心的更大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逃脱这一乌托邦的梦魇。记住，乌托邦是由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于1516年发明的词汇，它来自两个希腊词汇：无和地方。怀着对乌托邦的期望生活在意识形态中，就是生活在乌有之地，生活在迷失之域。生活在不存在的地方。生活在虚无之中，在那里，现实的幻影通常是由高度复杂的理性构造所创作出来的。
因此，我并不是在说，我们可以逃到某个纯粹而理想的未来中去。那会是又一种意识形态。相反，我是在问，我们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脱离意识形态，即使那必定得以一种老牛拉破车般的吃力方式。我们如何才能限制因这种显而易见的先天弱点而对自身造成的定期伤害？
我将试着将这一谜团组织为一系列的对立项。是涉及真正的选择的真正的对立。也许它们应当被称为斗争。例如，人道主义对意识形态。这也可以被称作平衡对失衡或均衡状态对不均衡状态。
随着论述进一步展开，我将定期回顾这些以及其他的对立项，以便详述它们。例如，什么是人道主义？它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我所说的均衡状态是指什么？我将在最后的讨论中用相当多的精力来论述这个问题。
可是，即使我将自己局限在这三个平行的对立项——意识形态对人道主义，失衡对平衡，不均衡状态对均衡状态——的简单命名上，你还是能感觉到，我正在提出一种针对理念和政策的更谨慎的方法。也许这样一种方法至少可以使我们在看到一种意识形态时能够鉴别它。换言之，我们也许能够训练自己看清我们的自身现实的形态。这也许有助于我们不那么轻易地成为那些不合时宜的宏大问题的囚徒：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人？
对于这些不可能的问题，思想家们总有无所不包的答案。然而，他们表述它们的方式略有不同——带有声明所具有的攻击性。文明应当是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是人？这意味着，他把自己逼到了绝路。
摆脱了这些声明，我们就能够回到更合理的问题上。文明有可能是什么？也就是从务实的角度看，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人能够切实地达成和维持什么？
我所说的也许听上去极其简单。简单得似乎有些天真。可是，我要提醒你，苏格拉底被处死，不是因为他说了事情是什么样的或应当是什么样的，而是因为他寻求实际的标记，以说明真理的某种合理的类似物也许在何处。他被处死，不是因为他的狂妄自大，或华而不实的提议，或命该如此，而是因为他固执地怀疑他人的绝对权威。
让我把关注点放得更宽泛些。假如我想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中，我就要开始提问——合法性存于何处？毕竟，合法性的来源才是文明的核心所在。从那一有关终极权威的假设中会透露出很多其余的东西：权力，组织，私人和公众的态度，受到赞赏、蔑视或忽视的伦理标准。我只能将西方历史中的四个现实选项鉴别为合法性之源。神明、国王、团体，或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的个体公民。这些源头有许多变体。许多国王声称直接受命于神明，因而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从拿破仑到希特勒的现代独裁者曾声称继承了国王的合法性。团体的范围很广，从中世纪行会到现代法团主义都被包括在内。
现在，前三个来源——神明、国王和团体——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旦拥有权力，它们就会自动开始将第四个来源，即个体，贬抑至被动状态。个体公民被贬抑至臣子状态。也就是说，他会屈从于其他这些合法性中的一个或多个来源的意愿。
换言之，神明、国王和团体不可与第四个来源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需要顺从，而个人主义需要参与。要么前三者中的一个或多个处于支配地位，要么第四个来源主宰一切。
我将指出，我们的社会如今主要依靠团体间的关系来发挥作用。我说的团体指的是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立即想到了跨国公司。还有人想到了政府部门。但这都未抓住重点。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成千上万的以层级或金字塔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利益团体和专家团体。有些是实实在在的行业，有些是行业分类，有些是由专业人士或知识分子构成的狭隘类目。有些是公共的，有些是私人的，有些是善意的，有些是恶意的。医生、律师、社会学家、庞大的科学团体。关键不在于他们是谁或是什么。关键在于，社会被看成所有这些团体的总和。仅此而已。个体的忠诚主要不是对于社会的，而是对于其团体的。
严肃、重要的决定不是通过民主讨论或参与做出的，而是通过建立在专家意见、利益和实施权力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相关团体间的讨价还价做出的。我将指出，西方的个体，从现在所谓的精英集团的顶部到底部，都首先以一个团体成员的身份来行动。结果，他们、我们，都首先作为一种功能而存在，而非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而非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我们会因为我们成功地发挥了经过整合的功能而在我们等级森严的能人政治中得到奖赏。我们知道，个人主义的真实表达不仅会受到抑制，而且会受到惩罚。积极的、直言不讳的公民不可能拥有一份成功的专门职业。
我所描述的是法团主义的本质。忘掉前仆后继的一代代法团主义者——从古老的天主教团体到法西斯分子，再到倡导金字塔形的技术官僚组织的发言人，再到今天的善意的新法团主义社会科学家——昭告天下的各种各样的意图。要记住的是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也就是他们关于合法性的所在之处的假设。在法团主义中，它与团体同在，而非与公民同在。
因此人被贬抑为一种可加度量的价值，就像一架机器或一种性能。我们可以选择实现一种崇高价值，并舒适地生活，或者选择被粗暴无礼地丢弃在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垃圾堆上。
准确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乔装为民主政体的法团主义社会中。每天都有更多的权力滑向团体。那正是市场意识形态的意义所在，是我们被动地接受任何全球化正巧采取的形式的意义所在。
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唯一的认真反应以义愤填膺的民粹主义的形式出现，我在后文将指出，这种民粹主义大抵是种虚伪的民粹主义，它关注的是如全民公决和所谓的直接民主制之类的反民主机制。
此刻，我想阐述一下神明、国王和团体的特殊性。它们不能欢天喜地地在一种真正的民主政体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一个由个体构成的社会中发挥作用。它们的体系缺乏我所说的不求私利之举。它们的行动完全基于利益的想法。它们是自我破坏的，因为它们无法认真地采用长期的或更广泛的视野，后两者都取决于一定程度的无私，或者也可以被称作公共利益或普遍福祉。
合法性与个体公民同在的社会大不相同。它可以欢欢喜喜地容忍神明、国王和团体，只要它们不干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只要它们得到公益标准的适当调节。以公民为基础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建立在个体都无私的基础上。再者，这有种缓和效应，能够实实在在地使另外三者——神明、国王和团体——受益。通过让它们聚焦于长期的和更广泛的画卷，它限制了它们的自我破坏性。
我认为，我们重申以公民为基础之社会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对无私和参与这些简单概念的重新发现。无私和参与都是一种保护，使我们避免企图在意识形态中寻找庇护所的看似无意识的欲望。但现在落实于西方各国的政策恰恰建立在相反的假设上。从学校教育到公共服务的一切事务，都在自私自利的自我破坏的基础上被重构。
我前面谈到过三种平行的对立项或斗争——人道主义对意识形态，平衡对失衡，均衡状态对不均衡状态。现在我可以再加两个：民主的个人主义对法团主义，公民对顺从者。在下一章中，我将讨论语言与宣传的对立，以及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
在我们文明的这个阶段，即20世纪末，我要说，我们正在输掉所有这些斗争，获胜的是我们内心以及我们社会内部的较黑暗面。
我是在夸大其词吗？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只把民主政体当作降压阀门来利用的法团主义社会中吗？很显然，民主机制仍在其位，公民确实偶尔会成功地让精英们按指定的方向前进。
然而，我不是在得出一个绝对论的论点。我所讨论的是我们社会已经采取的方向，以及它在那条道路上已经走了多远。
对我们状况的简单测试涉及查验公共利益的健康程度。例如，从未有过那么多的金钱——实实在在的钱，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像现在这样流通着。我会以绝对价值来度量这一数量，也会在人均基础上度量它。看看银行业的增长，以及金融市场的甚至更加快速的爆发式增长。
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可自由支配的金钱，却没有钱被用于公益。在民主政体中，事情不会如此，因为人们普遍赞同，社会的核心是不求私利。在法团主义体系中，从不会将任何金钱用于公益，因为社会被贬抑为利益的总和。它因此只囿于可度量的私利。
那么，本章标题所宣称的大倒退是什么？它指的是我们跳入了顺从者所喜爱的无意识状态，在数以万计的公共的和私有的法人团体的任何一个中，顺从者作为一种功能而存在着，被解除了对其社会的个人的无私责任。他因此向安逸的诱惑缴械投降，去拥抱每种意识形态都会提供的、我只能称之为被动的必然性的东西。
让我最后来谈谈两个对立项。第一个对立项是永恒的人类模式对暂时性。鉴于市场和技术之类的东西的强行规定，今天大多数作为不可避免的人类关系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其实是具有一种短暂的——甚至是偶然的——性质的相当近期的现象。这些是转瞬即逝的关系，因为它们直接取决于粗鄙权力的演化形式。在这种权力的暂时性变量的基础上建构有关人性和人类社会之性质的理论——就像从亚当·斯密一直到马克思，我们经常做的那样——是在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经济学的便道上。
如果与2500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实际从未改变过的基本命题相比，这些现象的真实的短命性质可见一斑。梭伦的公义理念，苏格拉底关于公民作为持久的恼人因素之角色的观点，西塞罗的“人民的利益即主要法律”[19]，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谁能比蔑视关于自身之知识的人更为人所不齿？”在语言和行动中，还有成千上万的我们努力通过形成自我和社会的责任感来改善自我的其他例子。
还有关于私利这一短暂现象的纪录。它的足迹同样漫长——个人所得，针对个人成就的暴力，为获取和把持权力而进行的聪明操纵。将自己的权力用于狭隘目的的政治人物时常被提起，但通常是作为人类弱点的不幸例证。有趣的是，在我们的主动记忆中，这种自私行为之记录从未得到过实际的赞赏。它反而是作为我们的失败的记录而存在。
这将我引至最后的对立项。根据我对我们，即人类的评价的消极性质，你也许会认为，我本人就是站在精英分子的优势地位轻蔑地俯视众生，因而也是在无意识间受到自我厌恶的折磨的那些人中的一员。
但是，直面现实通常是个消极的过程。只有意识形态才会坚守持续不变的乐观主义。那正是它反对批评、鼓励被动性的原因。
我将提出，直面现实——无论这一过程是多么消极和令人沮丧——是与其达成和解的第一步，这正是我在以下四章中将以一己之力所力图做到的事。
今天晚上，我一直在简单地践行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我的苏格拉底式的权利——去批判，去抵制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在这个过程中，鼓舞着我的是我在人类斗争中所汲取的“喜悦”。[20]因人类而喜悦——这是人道主义力量在将社会从黑暗时代中唤醒时，于12世纪所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重新提出的理念。
古罗马诗人泰伦提乌斯（Terence）很久以前就曾说过：“我是一个人，人的一切对我而言都不陌生。”那是人文主义者在被其视为喜悦与自我厌恶之斗争中所赞赏的态度——因你身边的男人和女人而喜悦，对他们抱以同情；换言之，一种社会感。
于是，这在现在实际上是种深刻的反意识形态观念，它接受人的本来面目，认为值得去尝试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