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影像
《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史实。《宋史》中《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及其他一些史料都曾提及，略谓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后被张叔夜招降，还有的史书记载宋江投降后征方腊。
历史为《水浒传》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首先，历史上记载的宋江起义既于史有据，又十分简略，互相抵牾。历史记载只说宋江三十六人。宋江是哪里人、他的身世经历都不清楚；除宋江外，其余的人物就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起义活动的地点或北或南，范围很广。这就使水浒的创作者（包括民间说书艺人、戏曲家、文人作家等）不受任何束缚，为他们驰骋想象力、大胆虚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金圣叹曾论述《史记》与《水浒传》的区别，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受历史事实的制约，“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而《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其次，更重要的是宋江起义既是反对政府，与官军作战的起义军，又是一支投降朝廷，去镇压方腊起义的队伍，而且，经过宋、金、元这段民族矛盾极其尖锐的时期到元末明初才创作成书，这为《水浒传》创造了一个可以多元创作和评论的宽阔平台。
在创作方面，作者可以吸收“官逼民反”的故事；可以接纳抗金英雄的事迹；可以寄寓宋代遗民的情感；也可以反映统治阶级招降纳叛，“以寇贼攻寇贼”的险恶策略。
在接受评论方面，历代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人们从梁山好汉的造反行动中受到鼓舞，高举起“造反有理”“替天行道”的大旗；宋江虽然造反，但“不假称王”，接受招安，所以“士大夫亦不见黜”，而且认为他们是“忠义之士”；处于社会底层，求告无助的百姓，也可以把他们当作“强者锄之，弱者扶之”的侠义之士；统治阶级对它亦可容忍，因为又“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去”。到了近代，则宣扬其自由、平等的思想；歌颂它是“农民革命的史诗”，或批判它“好就好在投降”，可以作“反面教材”。
当然，《水浒传》的成功还要有民间艺人和作家的创造。
二 民间演绎
从南宋起，宋江故事即在北方（包括太行山地区、山东地区）和南方（包括安徽、江浙一带）广泛流传，并进入“说话”领域。南宋宫廷画家李嵩曾为宋江等三十六人画过画像，龚开据此作了《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完整地记录了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罗烨《醉翁谈录》记载了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说话”名目，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等。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英雄故事，属于说短篇故事的“小说”的范围。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为我们展现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主要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劫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末尾还提到他们受招安、征方腊，宋江封节度使。这表明“水浒”故事从独立的短篇开始联缀成一体，从“小说”进入长篇的“讲史”的领域。
元代出现了一批“水浒戏”，包括元明之际的作品在内，存目有三十三种，其中有六种剧本保留下来了。在康进之《李逵负荆》、高文秀《双献功》等作品中，水浒英雄从三十六人发展到一百零八人，建立起“寨名水浒，泊号梁山”这个起义根据地，在“聚义厅”竖起杏黄旗，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宋江、李逵的形象得到了比较集中的描写，更为生动、突出。
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伟大作家的再创造，《水浒传》在元末明初诞生了。
三 作家创作
《水浒传》的作者，众说纷纭，但大抵不出罗贯中、施耐庵两人。嘉靖间最早著录此书的高儒《百川书志》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代郎瑛的《七修类稿》有类似的记载。稍后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王圻《稗史汇编》等都认为是罗贯中作。而明末清初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又提出了施作罗续说，即“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后三十回是“罗贯中《续水浒传》之恶札也”。目前一般学者从第一说，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所作，其门人罗贯中在其“的本”（即真本）的基础上又作了一定的加工。
施耐庵为何许人，明人记载多说他生活于元末明初，为钱塘人。目前有五种说法：（1）实无其人，乃演为百回本者之托名；（2）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3）南戏《幽闺记》作者施惠；（4）钱塘书会才人施耐庵；（5）从20世纪20年代起，出现了施耐庵是苏北兴化人的说法。
施耐庵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对水浒故事的加工创造功不可没。
首先，将“乱自下生”改为“乱自上作”，描写出“逼上梁山”的典型环境。《大宋宣和遗事》写到三十六位英雄先后分五批上梁山，究其造反原因，不外乎都是“乱自下生”。杨志是因为杀了一个恶少后被刺配卫州的；杜迁、索超、董平等人是因“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这些人所以成为“强人”，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过失，看不到统治阶级对他们的迫害。只有晁盖等八人因打劫给蔡太师生日的不义之财“生辰纲”，为逃避追捕而“落草为寇”。《水浒传》把高俅发迹的事放到全书开端来写，表明“乱自上作”，揭示了人民反抗的社会根源。林冲、武松、杨志、解珍、解宝、柴进等人的上山都与高俅等人的迫害有关，从而写出了众多英雄因“乱自上作”而被逼上梁山的过程，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其次，施耐庵不仅保留了许多优秀民间故事，而且还作了加工和提高，使英雄人物更加光彩夺目。元杂剧多数只着眼于反对恶霸调戏妇女或与淫妇通奸，没有更深刻的思想含义，有的则成为庸俗的社会道德剧。《水浒传》描写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子，表面上看与元代某些水浒剧的情节相似，但是作者把这件事与残酷的政治迫害，与林冲性格的发展联系起来，创造了林冲这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典型。宋江杀惜在《大宋宣和遗事》里，是因为发现阎婆惜与吴伟通奸，在水浒戏里宋江“因带酒杀了娼妓阎婆惜”，而在《水浒传》中把宋江杀惜和私放晁盖联系在一起，把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变成了具有严肃政治斗争内容的典型故事。鲁智深、武松、阮氏三雄、燕青等也比《大宋宣和遗事》和元杂剧里的形象有很大提高，成为光彩夺目的英雄。
再次，从宣扬个人反抗到歌颂集体反抗，开展武装斗争。施耐庵把零星分散的水浒故事，改写成由个人分散反抗到集体武装斗争，逐步形成一支强大的梁山义军，客观上反映了农民起义的星火燎原式的进程。把梁山泊写成一个用“义”团结在一起的英雄集体，“不分贵贱”“无问亲疏”，性格不同，但能“认性同居”，才能不同，都能“随才器使”。《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征方腊有功，被封节度使，《水浒传》改写成宋江投降后被害，整个梁山义军也被朝廷利用后残害并瓦解，最终彻底覆灭，弥漫着悲凉的气氛。
四 文本再造
《水浒传》的版本相当复杂。从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细密来分，有繁本（文繁事简本）与简本（文简事繁本）之别。
在繁本系统中，今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百回本有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即汪道昆）序的《忠义水浒传》。此书原刊本佚失，今见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另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也是较早、最完整的百回本。以上百回本在写梁山大聚义后，只有征辽和征方腊的故事，而没有平田虎和王庆的内容。繁本中的一百二十回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由袁无涯刊行，是在百回本基础上，增加了据简本改写的平田虎和平王庆的故事，在文字上与百回本略有不同，并且也和容与堂本一样附有“李卓吾”的评语，故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但两书的评语不同，究竟两种评语哪种是真哪种是假，或都是假的，或为其中一种是无锡人叶昼所作，争论不休。明末金圣叹的贯华堂本将一百二十回本“腰斩”成七十回本，删去了“英雄排座次”后的内容，而以卢俊义惊噩梦作结，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在征辽后，还“插增”了平田虎、王庆两传，但文字简陋。现存较早而完整的简本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刊《水浒志传评林》。
繁本与简本向精致化和通俗化的不同方向发展。
简本走通俗化的路子，以适应文化程度低、经济不富裕的读者的需求。一是低价格，删节文字，降低成本；《水浒志传》余象斗评林本约三十一万字，相当《水浒全传》本的三分之一。二是以图释文，它创造了上图下文的版式，用图引起读者兴趣，帮助他们理解作品里的文字。三是“插增故事”，以吸引读者。
繁本走高端路线，不断修改提高，越来越精致，以满足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的要求。从百回繁本到全传本，忠义思想更强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容与堂本、天都外臣本第七十一回有一篇歌颂梁山泊的赋，最后两句是“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全传本就改为“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把图王称霸的决心，改为早愿归顺朝廷的愿望。文字上是越改越好。到了金圣叹的贯华堂本由于它保存了原书的精华部分，在文字上也作了修饰，且附有精彩评语，遂成为清三百年间最流行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