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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野草》修辞艺术细说

鲁迅《野草》中,《题辞》之后是《秋夜》。《题辞》篇末注明1927年4月26日写于广州,是将这二十几篇“散文诗”编成集子时所作的“序言”。所以,《秋夜》可算是《野草》的第一篇。而这第一篇的第一句(或说第一段)是: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句话很著名。关于这种“奇怪”的表达方式,已有许多谈论,这里且不理会,只谈我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我是在“文革”期间开始接触鲁迅的。作为“文革”期间的一个中学生,当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野草》中,读到这句话时,有如受电击之感。不说“墙外有两株枣树”,而先说“有两株树”,再说“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种表达方式如此不可思议,却又如此意味深长。相当程度上,是《秋夜》开头的这句话,吸引着我走进了鲁迅的世界。后来,我看到诗人绿原在谈到鲁迅时,也特意说到《秋夜》开头对他的影响,大意是正是这奇妙的表达引领他进入文学世界,我立即相信了他。

很长时间,我只是感到这种看似“啰嗦”的表达方式,其实有着无穷的意味,但并不能对鲁迅为何运用如此奇异的修辞手法做出理论性的解释。在课堂上,在闲谈中,我多次以《秋夜》开头的这句话为例,说明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我说:“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就是“文学”;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这就不是“文学”。后来我悟到,不说“两株枣树”,而说“一株是……还有一株也是……”,不是两株合说,而是一株一株地说,其实是根源于鲁迅内心深处对“个体”的重视。在早年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以高亢的语调,强调过“个体”的价值、“个体”的尊严,对“个体”被“群体”淹没,对以“群体”的名义抹杀“个体”,表示了强烈的义愤。写《秋夜》时的鲁迅,当然变得沉郁了、低昂了,不复一味地激情澎湃。当他写下“一株是……还有一株也是……”这样的句式时,应该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对“个体”的强调。他是无意识地这样写了。但唯其如此,才让我们感到,重视“个体”的思想,在鲁迅心中,有多么根深蒂固。悟到了“意味”后面的这一层“意义”后,我在课堂上讲解《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时,就会联系到《秋夜》开头这一株、一株地出现的两株枣树;而在讲解《秋夜》开头这一株、一株地出现的两株枣树时,就会联系到“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这一类言论。

《秋夜》开头的这句话,不过是鲁迅特有的修辞艺术之一例。鲁迅首先是文学家。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其强烈的独特性。“鲁迅文学”是一种难以被仿效、不可被复制的文学。而这份独特性,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鲁迅那种往往是异常独特的修辞方式。对鲁迅的修辞艺术,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这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新加坡学者林万菁博士的专著《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1986年7月由新加坡万里书局出版。林万菁博士以洋洋数十万字的篇幅,对鲁迅修辞的方方面面,做了细致的分析,力图从修辞的角度,揭示“鲁迅文学”的魅力所在。林著由上、中、下三编组成。上编“总论”,中编“分论”,下编“结论”。在“总论”部分,林著指出鲁迅修辞的总体风格是“内摄兼外铄”:“关于鲁迅的修辞风格,倘要用极简单的话予以概括,我认为‘内摄兼外铄’五个字是再贴切不过的。内摄,因为他言不由‘衷’,表面的语词并不代表真正的内涵,言外之意太多了。他似乎立意将深刻的意思收敛而藏于文字的深层。外铄,因为他的词锋极为锐利,让人在字里行间看到许多闪亮光芒。倘若只有内摄,不见外铄,鲁迅修辞必趋于枯涩干结,纵然委婉,恐流于‘晦’,读之如同嚼蜡。倘若仅见外铄,而无内摄,则鲁迅修辞必趋于轻浮,虽豪放而流于‘滥’,读之一时痛快,转瞬又觉空疏无物。”进而说:“内摄与外铄,本相矛盾,但鲁迅取其矛盾,相反相成,构成了‘矛盾力’;在修辞效果上,呈现了不易为人剽窃的风格,产生了吸引读者的力量。这种修辞风格,是鲁迅的创造,不同于传统古文的笔法,也不同于科举应试文章的笔法。”[2]

用“内摄兼外铄”来概括鲁迅的修辞风格,是颇为精确的。在中编“分论”部分,林万菁博士从“翻造”、“倒词”、“单音词代复音词”、“虚词叠用”等诸多细小具体的方面,条分缕析地研究了鲁迅特有的修辞方式。应该说,林博士对鲁迅修辞之具体细微处的体悟,有不少精彩、准确之处,但也不无牵强乖舛之论。精彩、准确之处,姑且不论,举一牵强乖舛之例。林著第五章第二节,论述的是“倒词”这一修辞方式。所谓“倒词”,是指在词义不变、也不改变原有词素的情况下,将词素的次序“颠倒互置”,如“累积”变成“积累”,“代替”变成“替代”。林博士指出鲁迅惯用“倒词”这种修辞方式,这是很准确的。林博士强调“倒词”的频频使用,使得鲁迅文章“因此更合音律,更有轻重起伏的节奏,也更具‘诗味’与‘韵味’”[3],这种感觉也是颇有道理的。在许多情况下,“倒词”手法的运用,确乎使鲁迅文章别有意味和韵致。但林博士显然对鲁迅受日文影响注意不够。鲁迅笔下的所谓“倒词”,相当一部分是日文词。鲁迅精通日文,终身都将日文书作为日常读物。当写作时,某些日文或许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笔下。林博士所举的鲁迅“倒词”例子中,就有不少是这种情况。“运命”、“讲演”、“平和”、“苦痛”、“断片”、“争斗”等等,就是日文中的常用词。林博士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日文词汇对鲁迅“倒词”运用的影响,只是注意得还不够。

林万菁博士是将鲁迅著作(包括书信)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而我以为,鲁迅那些特有的修辞手法,在《野草》中有着最充分的表现。“内摄兼外铄”这种总体的修辞风格,在《野草》中表现得最鲜明、强烈;至于那种种具体、细微的修辞方式,在《野草》中也表现得最集中、典型。从广义上说,小说的种种叙事方式,也属修辞范围。鲁迅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在现代小说家中也是非常独特的。也有人从叙事学的角度对鲁迅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一来,叙事学意义上的修辞手法,与语言本身没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与用哪种语言叙述,没有紧密的关系。二来,鲁迅小说在叙事学意义上的修辞手法的运用,基本上是受异域小说启发的结果,即便在现代中国显得独特,也不具有充分的独创性。而《野草》所体现的修辞艺术,是“遣词造句”的艺术,是一字一句如何运用的艺术,因而与“汉语”这种语言密不可分。换句话说,《野草》所体现的修辞艺术,是关乎汉语之可能性的艺术。正因为鲁迅以他的天才开拓了汉语表达的空间,所以,《野草》所体现的修辞手法,也具有极大的独创性。

多年读《野草》,对鲁迅“遣词造句”的艺术,多少有些心得。本文谈谈自己的这些心得。但需要特意说明的是,我所指出的鲁迅的种种修辞手法,往往已有人先我而论及,例如林万菁博士,就对我所要谈论的许多问题都发表过看法。所以,在发现“问题”的意义上,本文并没有很大首创性。本文如果还有点价值,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集中地揭示《野草》的修辞艺术;二、对他人略略提及的某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如果要谈论鲁迅在“遣词造句”意义上的修辞艺术,我以为应当首先说到虚词的运用。“然而”、“但是”、“于是”、“甚至”、“而”、“但”等等,这些普通的虚词,在鲁迅笔下往往具有神奇的功能。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我对鲁迅虚词运用的感受,那只能是“神鬼莫测”。鲁迅对汉语虚词的驱遣,真到了神鬼莫测的地步。古人作文,是向来重视虚词的运用的。而虚词运用之高超、之不同凡俗、之出人意料,鲁迅应该是前无古人,后亦未见来者的。

林万菁博士的书中,谈到了鲁迅“虚词叠用”的问题。所谓“虚词叠用”,是将两个甚至更多的虚词连用,例如“甚而至于”就是鲁迅常用的表达方式。“虚词叠用”当然是鲁迅的一种很独特的修辞方式。但“虚词叠用”,毕竟只是偶一为之。所以,鲁迅在虚词运用上的创造性,在虚词运用上的“成就”,在虚词运用上的神鬼莫测,主要并不体现在“虚词叠用”上,而体现在对单个虚词的出神入化的运用上。而鲁迅虚词运用的艺术,在《野草》中,表现得最突出。

以下是《复仇》中的几段: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阔的旷野之上,祼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以上下加着重号的词,都是虚词(当然,并非所有虚词都加了着重号)。上面有三个自然段。先说第一自然段。这第一自然段的几句话中,用了两个表示转折之意的“然而”;又用了三个其实也是表示转折之意的“也”;在连用两个“也”之后,于第三个“也”之前,用了一个表示递进之意的“而且”。这些虚词的运用,使文意转折着、递进着:在转折中递进,在递进中又转折。第二自然段,用了一个“至于”一个“然而”两个虚词,进一步强调这“对立”着的两人仅仅是“对立”着,而且似乎要永久地“对立”下去,并不如路人们所渴见的那样“拥抱或杀戮”,并且连“拥抱或杀戮”的意愿也没有。这两个自然段是写这“对立”着的两人以并不相互“拥抱或杀戮”而向看客们“复仇”,他们非但不相互“拥抱或杀戮”,并且连这种意愿也不向看客们显露。虚词的运用,让语意有推进之感;虚词的运用,又让语意是曲折地推进着。这样,既避免了呆板,又不至于因过于流畅而文意浮浅。第三自然段写看客们的无聊。看客们本来是怀着期待、极其兴奋地赶来鉴赏一场相互的残杀的,然而,他们见到的似乎是要永久“对立”着的两个人;这“对立”着的两个人,非但不让看客们鉴赏相互的残杀,并且连这种希望也不显露给他们。看客们便感到无聊了。这一段,在用了“于是乎”、“于是”、“终至于”三个虚词后,再将“甚而至于居然”三个虚词叠用。前面的三个虚词,每用一个,语意都往前推进一步,看客们的无聊就加深一层。看客们无聊的层层加深,与前面“对立”着的两人的没有“拥抱或杀戮”之意的层层加深,形成呼应和对照。到了最后,看客们无聊得不想活了,这无聊也就到了极点,便有了前面的“甚而至于居然”三个虚词的叠用。用一个“甚而”,鲁迅觉得不够表达看客无聊的程度;用“甚而至于”,鲁迅觉得还不够味;终于在“甚而至于”之后,再加一个“居然”,才能表达看客们无聊到了何种地步。

虚词之所以为“虚词”,就在于它有时是“可有可无”的。虚词用与不用,往往并不影响基本意义的表达。所以,虚词往往与“意义”无关,但却关乎“意思”、“意味”、“意蕴”;或者说,虚词虽与“理”无关,但却关乎文章的“神”、“气”、“韵”。林万菁博士说鲁迅文章有着“内摄兼外铄”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与鲁迅对虚词的出神入化、神鬼莫测的运用,有着极大的关系。下面以《野草》之《希望》中的两段为例。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上面加着重号的,都是虚词。“而忽而”、“也依然”则是两个虚词叠用(两个虚词叠用的现象,在鲁迅作品里是很普遍的)。这些虚词基本上都表达一种转折之意。因为这些虚词的运用,使得这段短短的话中,语意每推进一步,就停顿一下、转折一次。像是一条河流,每流淌一程,便遇上礁石的阻碍,于是停滞、回旋,一番纠缠后再奔流而下。虚词的运用所造成的语意之回环往复,给人以一唱三叹之感,让人觉得作者欲说还休、欲休还说。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上面下加着重号的,都是虚词。从“纵使”到“也”,语意有了一次转折和推进,仿佛溪水越过了礁石奔流向前;而紧接着的“但”又把溪流拽了回来。“以至”本来可以由“没有”代替,鲁迅在连用了两个“没有”之后,以另一个虚词“以至”代替第三个“没有”。如果连用三个“没有”,那就只是平铺直叙。而“以至”代替“没有”,便使语意有了波折,有了递进之感。“而”之后,则是“又竟至于并且”这样一种奇异的虚词叠用。“竟至于”当然可以认为是一个虚词,但也可以把“竟”与“至于”分离,作为两个虚词看待。我以为,在这里,将“竟”单独作为一个虚词看待更合适。没有“竟”,语意很通畅,毫无文法上的问题。插入一个“竟”,语意反而不那么通畅了,有了受阻之感。而正是这种受阻感,使语意得到加强。如果把“竟”单独作为一个词,那么,“又竟至于并且”就是四个虚词的叠用了。对虚词的如此越轨的运用,不知是否能找到第二人。

鲁迅对虚词的越轨的运用,还表现在他人根本不可能用虚词的地方,突然插入一个或几个虚词,语意也随之大变。姑举《野草》中几例。

……终于运大谋略,布大网罗,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最后的胜利,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失掉的好地狱》)

这句中的“并且”,实在“并且”得很突兀,令人猝不及防。但有了这“并且”,就使本来很寻常的句子很不寻常了,有了奇峰突起之意。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淡淡的血痕中》)

为了与前面的“于是”形成对应,第二个“于是”也许是必要的。但按通常的语感,这“于是”应在“天地”这主语之后。将“于是”置于“变色”之前,实在是异于常规的做法,但语意也就有了奇崛之感,同样也将一句本来很普通的句子变得让人一读难忘。

……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一觉》)

这句话,在连用了两个助词“了”之后,突然甩掉“了”而让“愤怒”兀立着,然后将“而且”和“终于”叠用;“而且终于”之后,再让“了”回到“粗暴”身边。这仿佛是平稳流淌着的河流突然人立而起,静立片刻后,又砸将下来;又仿佛是一段乐曲戛然而止,停顿一阵后又悠然响起;还仿佛是一个疾步行走者,突然止步,环视四周后又阔步向前。——虚词,在鲁迅那里,往往有着化腐朽为神奇、化寻常为卓绝的作用。

虚词,在鲁迅作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野草》中就更是如此。《野草》中体现出的修辞艺术,当然不仅仅是虚词的运用。是多种修辞手段的共同作用,才使《野草》有着如此迷人的魅力。下面说说其他的修辞手段。

(一)“矛盾修辞”。林万菁博士的书,在论及鲁迅“内摄兼外铄”的总体修辞风格时,说:“《为了忘却的记念》屡为鲁迅研究者征引,几乎一见标题,便知是鲁迅之作。为什么要‘为了忘却’而‘记念’呢?这是极难理解的矛盾式的语词结构。鲁迅善于利用这类似无可解而含义深刻的表达方式。这是内摄兼外铄的结果。”[4]在分论鲁迅句法方面的修辞方法时,林著又研究了鲁迅造句“有乖语法”的现象。我认为,可以用“矛盾修辞”来指称鲁迅笔下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为了忘却的记念”,这当然有些矛盾。而更典型的“矛盾修辞法”,则频频出现在《野草》中。修辞上的“矛盾”,当然绝非故弄玄虚。应该认为是鲁迅思想上的复杂、心灵上的冲突、精神上的纠结在语言上的表现。写《野草》时的鲁迅,心灵特别阴郁,精神特别苦闷,思想也异常复杂,所以“矛盾修辞”,也就出现得很频繁。某种意义上,从《野草》中的“矛盾修辞”,是可以看出鲁迅这时期的创作心态的。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徬徨于无地。(《影的告别》)

“徬徨于无地”在《影的告别》中出现两次(后面还有“我将向黑暗里徬徨于无地”这一句)。“徬徨于无地”,当然是明显矛盾的说法。既然“无地”,如何“徬徨”?但这却是鲁迅真实心态的表现。否定了“天堂”,否定了“地狱”,否定了“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拣尽寒枝不肯栖”的鲁迅,于是只能“徬徨”,但却又感到连“徬徨”之“地”也没有。

……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颓败线的颤动》)

“无词的言语”在《颓败线的颤动》中出现两次(后面还有“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无词的言语”,其矛盾自不待言。然而,却又并非不可思议。这立于旷野之上的老妇人,有满腔的话要说,却又不知如何说。她在内心里无声地说着,却又难以以“有声”的方式表达心中的“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所以,当她仰面向天时,仍只能是“无声”地说着。

《野草》中的“矛盾修辞”,还可举出这些例子:“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求乞者》);“此刻还不如静静地静着想”(《死后》);“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淡淡的血痕中》);“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一觉》)。……“用无所为”来“求乞”,“静静地静着”,“记念……未生者”,“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这些都是颇悖常理的说法,但都自有深意。鲁迅一定觉得,不以这样一种有悖常理的表达方式,就无法表达内心的那份以常理也很难解释的感受。至于“无物之阵”,是很著名的说法了,已有很多阐释。

(二)单音词与三音词。现代汉语词汇,基本是双音词,单音词和三音词较为少见。鲁迅却酷爱用单音词和三音词。这一点,林万菁博士也有论述。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单音词和三音词的运用,在《野草》中表现得最充分,其美学效果在《野草》中也表现得最典型。

要说《野草》中单音词的运用,《好的故事》、《影的告别》这两个标题,就是很好的例子。“好”与“影”都是单音词,也都是十分异于常规的用法。但是,“美好的故事”与“好的故事”,“影的告别”与“影子的告别”,虽然“意义”相同,但其语感、其“意味”,却相差颇大。单音词的运用,至少给人一种尖新感。再举几个单音词的例子。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希望》)

这里的“心”、“血”、“铁”、“毒”,都是单音词。并非说,只有这些是单音词,而是说,在这样的场合,通常我们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双音词,例如人们不会单说“心”而会说“心中”,不会单说“血”而会说“鲜血”。通常,人们总是会习惯性地把单音词变成双音词,为此甚至绞尽脑汁,感觉这样才语意顺畅,才中规中矩。而鲁迅则与常人相反,总是把现成的双音词变成单音词。上面短短的一句话,就有四处异于常人地用了单音词。

再举数例单音词:“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风筝》);“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死火》);“当鬼魂们又发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中央”(《失掉的好地狱》);“忽而,有一种力将我的心的平安冲破”(《死后》)……这些引文中,下加着重号的,都是单音词。

单音词和三音词产生的美学效果,是相近的。对奇数音词的喜爱,应该与鲁迅精神气质中某些最深层的方面相关。不喜欢呆板和过分的平衡,不能接受过分的整齐划一,这样一种精神气质,使得鲁迅对奇数音的词情有独钟。下面,举几个三音词的例子。

在说到鲁迅喜用三音词时,首先要说到他十分喜爱在一般的双音词前着一“大”字,将其变为三音词。林万菁博士已指出,这与汉译佛经和日语的影响不无关系。[5]这种现象在《野草》中其实是很多见的。《野草》之《题辞》中,两次出现“大欢喜”。《复仇(其二)》:“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在大欢喜和大悲悯中”;《失掉的好地狱》中,有“大光辉”、“大威权”、“大火聚”、“大蛊惑”、“大谋略”、“大罗网”;《墓碣文》中有“大阙口”。习惯于在双音词前着一“大”字,将其改造成三音词,固然因为鲁迅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心中的感受,但也说明鲁迅确实喜爱奇数音的词。把双音词砍掉一字变成单音词,和把双音词增加一字变成三音词,其心理原因是同一的。

《野草》中三音词同单音词一样,也出现得很频繁。《过客》前面介绍人物时多用三音词:老翁是“白须发,黑长袍”;女孩是“乌眼珠,白地黑方格长衫”;过客是“黑色短衣裤皆破碎”。下加波浪线的,都可算是三音词。再举数例。《死火》:“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他忽而跃起,如红彗星”;《死后》:“空气很清爽,——虽然也带些土气息”,“他却从鼻尖跑下,又用冷舌头来舐我的嘴唇了”;《一觉》:“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下面加波浪线的,也都可算是三音词。从这些词的构成,可看出鲁迅对三音词的确是刻意为之的。在双音词前面着一“大”字(有时也会着一“大”以外的字),是鲁迅创造三音词的方式之一种。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以省略某些语素的方式创造三音词。通常省略的是助词“的”字。例如,“青白冰”,通常人们会说“青白色的冰”,“红彗星”,通常人们会说“红色的彗星”,鲁迅将“色”和“的”这两个语素略去,从而将一个短语改造成一个三音词。除非作格律诗,人们不会有“土气息”这种说法,总会说“泥土气息”,而鲁迅硬是砍掉“泥”字,使之从四音变成三音。

单音词和三音词的运用,使得语感奇崛,语意尖新。在一句话,一段话,一篇文章中,如果单音词和三音词混用,则比只是单纯习惯性地用双音词,给人的感觉大为不同。前面举的“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在日光下发乌金光”,其实就是三音词和单音词的连用。“透”和“发”都是单音词。这两句话,一句是三音词加单音词,一句是单音词加三音词。再举一例: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野草·题辞》)

这短短的一句话中,“陈死人”是三音词,而在这前后,各有“露”、“水”和“血”、“肉”两个单音词,读起来,跌荡有致,让人觉得真不愧是“散文诗”。

(三)整齐与凌乱。鲁迅文章,常追求一种整齐美,这通常是以对偶的方式实现这种效果。这一点,鲁迅自己就说过:“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6]广义上的对偶现象,在《野草》中也很多见。例如,《野草》之《题辞》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这里就有着广义上的对偶关系,表现出一种整齐的美感。再举数例。《好的故事》:“鞭炮的繁响在四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过客》:“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淡淡的血痕中》:“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这些地方,都让读者感到一种对称,一种和谐,一种前后文的相互顾盼和呼应。

以对偶造成一种整齐美,早有人指出。但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鲁迅同时追求一种凌乱的美、一种参差不齐的美。前面说过,鲁迅对过于整齐、过于呆板是有着抗拒心理的。而在句子和段落的构成上,故意表现得凌乱和参差,正可视作是对过于整齐的抗拒。而在造成凌乱和参差上,单音词和三音词往往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秋夜》:“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奇怪而高”,不用双音词“高远”而用单音词“高”,便是刻意不与前面的“奇怪”对偶和平衡,刻意造成一种不对称与不和谐。再例如《希望》:“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这冒号后面,最短的是一字一个逗号,最长的则是八字一个逗号,其凌乱和参差是很明显的。

只有对偶、整齐,则呆板、死气;光是凌乱和参差,则给人以语意的破碎感,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轻佻。而鲁迅文章,则往往是对偶与凌乱混杂,整齐与参差交融。或者说,有时候,一段话,既是对偶与整齐的,同时又是凌乱与参差的。上面引用了《希望》中的一番话,说明《野草》中的凌乱与参差。但是,这番话在凌乱与参差的同时,又有着对偶与整齐。“星,月光,僵坠的胡蝶”,这列举了三样东西;“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也列举了三样东西。前面两样,在字数上相差颇大,造成一种凌乱与参差,而第三样“僵坠的胡蝶”与“杜鹃的啼血”则字数相等,又产生一种对偶与整齐的感觉。而紧接着的“笑的渺茫,爱的翔舞”则是严谨的对偶了。所以,这一番话,是对偶中有凌乱,整齐中有参差。唯其如此,便真正当得起“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样的评语。

所谓“《野草》修辞艺术细说”,并非说把《野草》的修辞艺术全都说到了,而是说,说的是若干细小的方面。所以,与其说是“细说”,不如说是“说细”。上面的分析,是一条一条地述说《野草》的修辞手法。但在具体的篇章中,则往往是多种修辞手法共同起着美学作用。现举几例。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秋夜》)

这段话真是意味无穷,其音调,其韵律,其形象感,都真正具有诗的品格。是多种修辞手法,使这段话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首先说虚词的运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用了一个“但是”、三个“虽然”、一个“于是”、一个“仍然”,依次是“但是—虽然—虽然—于是—虽然—仍然”。虚词的这种方式的运用,使得语意低徊着、曲折着、盘旋着,又昂扬着、前进着。单音词和三音词的运用,也非常重要。这段话中,有“冷”、“春”、“秋”、“冬”、“瘦”这些单音词。而且有几个还多次出现。特别是“冷”、“瘦”这两个单音词,用得十分奇特。如果这几处以双音词出现,意味则大变。“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如果写成“她在寒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则索然无味。“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如果写成“梦见瘦削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则立即变得寻常、平庸。这段话中,还有“粉红花”和“红惨惨”这几个三音词。如果说“红惨惨”还不算异常,那“粉红花”则是别出心裁了。这是将“粉红色的花”浓缩成三音词,语感则立即变得奇崛。试将这段话中的“粉红花”换成“粉红色的花”,就会明白这样的浓缩有多么高明。这段话,句子忽长忽短,有一种凌乱和参差感。但在凌乱和参差中,又有着对偶与整齐。“冷的夜气”与“瘦的诗人”,形成对偶关系。“梦见春的到来”与“梦见秋的到来”,是对偶的。“秋虽然来”与“冬虽然来”,这两句也对偶。“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作为一句话,又与“秋虽然来,冬虽然来”形成呼应和对称关系。

再看《好的故事》中的一段: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游荡。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这段文字,如诗如画,是梦是幻。这段话最突出的特征是凌乱和参差。在双音、三音和多音词的词组、短句中,夹杂着不少的单音词,是造成凌乱和参差的重要原因。“鸡”、“狗”、“塔”、“天”、“云”、“竹”、“焰”等,都是单音词,它们穿插在句中,有“鹤立鸡群”之意。而“夏云头”、“水银色”,则是三音词。“夏云头”这个三音词的创造,堪称神妙。“而且”、“刚一”、“却又”这几个虚词,则使画面更鲜活、灵动。更值得提及的是,这段话仍然是凌乱、参差中有着对偶与整齐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与“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在语感上基本是对称的,尤其“丛树和枯树”与“农夫和村妇”,形成对偶关系。而“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与“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读之也有对称、呼应之感。

再举《颓败线的颤动》中一段为例: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合并: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这一段话,最值得一说的,是凌乱、参差与对偶、整齐的交融。三个“于是……”构成对称或对偶的关系,而每个“于是”前面的用语则颇不一致。不过,却又并非完全任意为之。第一次是“于是发抖”,前面有五个双音词;第二次是“于是痉挛”,前面有三个双音词;第三次是“于是平静”,前面只有一个词。依次是“五—三—一”,每次减少两个词。最后的“杀”,不但只有一个词,而且是果断干脆的单音词。当创作时,鲁迅当然不会“算计”到这种程度,他只是依据语言感觉自然地做了如此安排,但却给人以鬼斧神工之感。至于“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则在前面的凌乱和参差后,显出规整与庄重。虚词“于是”的三次运用,对整段话美学效果的形成,也至关重要。

2009年9月7日

注释

[1]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林万菁:《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第19页。

[3]同上,第139页。

[4]林万菁:《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第27页。

[5]林万菁:《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第149页。

[6]鲁迅:《南腔北调集·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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