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恩·贝尔-维亚达
车厢里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二十出头的女人埋头在读她的那份《爱尔兰时报》。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吧。午后三点钟左右，波士顿的主要地铁干线“红线”上乘客寥寥。从我的角度能够瞥见《爱尔兰时报》读者随意欣赏的那篇多栏文章的标题是《马尔克斯访谈》，或是类似的字样。《爱尔兰时报》记者的文章旁边登着一幅照片，是哥伦比亚诺奖得主那张留着小胡子的熟悉面容。
权威的四卷本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书目指南》，由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不间断地登录了总计一百九十七篇的作家访谈。《爱尔兰时报》上的那篇对话不在其列。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要对这套书勤勉的编辑玛格丽特·埃斯特拉·法乌（Margaret Estella Fau）、耐莉·斯费尔·德·贡萨莱斯（Nelly Sfeir de González）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提出什么批评，而是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要把全世界所有新闻搜集者、贪婪的狗仔队手里掌握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私人对话都收集起来，这在信息流通中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发表在日语、俄语、希腊语或阿拉伯语书报上的和小说家的对话，其数目有多少我们只能猜测了，即便是最能通晓多种语言的西方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几乎是接触不到那些对话的。再者，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职业生涯相对较早的时期，必定有发表在当地报纸杂志——哥伦比亚中等城市的日报或墨西哥的无名小杂志——上的采访，仍旧留在某地不为人知的私人收藏中。此外，和小说家的对话，出现在几个大陆上，通过收音机和电视机传播，未经誊录的总计应该可达四百、五百、六百篇。数字谁也说不准，最终可能是无法确定的。
确切的数目不去管它，事实上，采访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具有的功能，就是梦寐以求的独家新闻，就是在文学出版物和大众媒体上都经常出现的专题特写。他的散文作品尽管极其复杂深奥，却在世界各地赢得广泛的读者群，正值其本人享有通常是足球运动员和电影明星才享有的声誉和曝光率之时，对这样一个作家而言，这只是意料之中的事。
为这样一本书搜集访谈，编纂者必定是要有所择取的。面对林林总总可以填满一套多卷本集子的篇什，研究者在那些对谈中最终挑选的，是特别清晰、全面、新鲜——或者说只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艺术成长中的某个具体作品和具体时刻直接相关的篇章。此外，凭其自身价值而享有关键文本地位的，单凭一点就有资格收入本书的篇什，也在选择之列。
鉴于新闻发布的次数甚多，作家最终难免会不止一次地重温熟悉的领域：他和他外祖父那种具有生发性的关系，他父母亲的艰难的恋爱，他支离破碎的童年，他离家求学的经历，他初为新闻记者和小说家的时期，他在巴黎、纽约和墨西哥城的不同阶段，他为创作《百年孤独》而进行的拼搏，以及举世闻名之时所出现的问题。此外还有文化主题和政治主题：他的加勒比的根基，他自身的左翼立场，他对古巴革命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看法，他的祖国哥伦比亚的暴力的无底深渊，以及美帝国主义。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中，无可避免的文学主题是美国作家（尤其是福克纳）的影响，为其小说中的关键场景提供灵感的让他入迷的形象，他自己作为文人墨客的日常生活习惯，他对批评家的毫不在意，他刚出版的或者有可能是正在创作的新书。没有作家的个人话题集是无限制的，题材方面一定数量的重复只是意料之中的事。鉴于密西西比大学的“对话”丛书的编辑方针是要将每一篇访谈整体上原封不动地重新加以出版，在这些对谈中就难免会出现某种主题上的重叠。尽管如此，加西亚·马尔克斯那种独特的眼光、诙谐的气质和十足的魅力通常却有助于让最熟悉的轶事也变得新鲜和有趣起来。
这个访谈集的形成带有不寻常的特点：它包含着几篇拉丁美洲人或哥伦比亚人做的访谈，有时是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做的，总是用西班牙语，没有译者。每一篇这种类型的访谈中，采访人的修养和国籍使得交流的动态出现巨大的差异。用卡斯蒂利亚语所做的交谈让人瞥见作家尽显其不拘礼节、直言无忌和风采照人的一面。
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一起，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名相当国际化的文人——清醒，端庄，文雅，时尚，得体。相比之下，和拉丁美洲人在一起，作家就能摆出更愉快的样子，更能显示其本色，更率直，更务实。或者说，对围困其故土的日常恐怖他能宣泄一己的哀恸。因此，西班牙语的采访就有了共同的特点：随口提及当地的人民和地方、文化和民俗。某些当下的影射只有本书的哥伦比亚读者才完全读得懂。
此外，鉴于绝大多数采访作家的拉丁美洲人都倾向于左翼，也鉴于大量西班牙语读者是左倾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些访谈中公开发表其世俗、激进的观点，就表现出少得多的克制了。表示赞同的对话者，为很大程度上表示赞同的读者代言和提问，就必然会让小说家说出同情社会主义的话语了。
在和乌拉圭记者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Ernesto González Bermejo）的访谈中，这些观点便非常清晰地传达了出来。这篇对话成了批评家经常引用的一个小经典，就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著名的杰作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年之后做成的，传达出由此书以及拉丁美洲小说的“爆炸”所引发的某种激动之情。在他们的对话——是一场真正的对话——临近结尾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向贡萨莱斯·贝梅霍表达了他对古巴社会主义实验的乐观期望。可他们的长谈的主体部分聚焦于这位哥伦比亚作家自身的成长：新闻记者、叙事者和他在小说中采用神话手法的想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陷于《族长的秋天》漫长而缓慢的创作过程之中。爱好此书的读者会注意到他所提及的几个关键插曲——哥伦布的三艘帆船的魅影，被独裁者的彩票阴谋牵连进去的无数小孩子。1970年的这个“先睹为快的预告”和1975年的最终成品之间的出入之处，肯定是会让人注意到的。访谈结尾处向预示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作品投去最初的痴迷的一瞥——它和未来那本书之间只有最为一般性的相似。
丽塔·吉伯特（Rita Guibert）采访作家时，她是拉丁美洲广为人知的一名新闻记者，其报道刊登在像《西班牙生活》这样销路很广的杂志上。吉伯特和小说家的对谈因此就有些分量了。除了和她一起回顾上述列举的那些标准话题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触及了其作品中女性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他直截了当地反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行为准则。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他的表述一如既往地坦率，近乎发表公开的声明。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披露，是作家对他所想象的并希望写出来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预先概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崇拜者会立刻认出来，这是短篇小说《灯光似水》的情节，这篇小说要到将近二十年后才在《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这个集子中刊印出来。看到作家将一个作品独自怀揣如此之久，然后保持着恰似它早日所宣布的那些特征，这是一件颇有吸引力的事情。
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有点像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门徒，向哥伦比亚大师学会了如何在他自己的小说中将现实融入魔幻。他的访谈也是一篇散文，最初刊登在《大西洋月刊》上，享有特殊的文学声誉。这篇文章集结了大量的传记性资料，其中大部分可能是从小说家同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那部六百页的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故事》（García Márquez:Historia de un deicidio，那时刚新鲜出炉，是该专题的主打作品）中收集到的。肯尼迪此前是波多黎各一家英语日报的记者，对小说家作为记者的成长进行了不同一般的追溯，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强调了这个过程中奇异的一面，对魔幻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是有些看法要说一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面对福克纳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笼统谈及他与书籍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地谈到对格雷厄姆·格林的热爱。他也对美国文学做出了高度评价，对“迷惘的一代”之后的美国作家却不够关注。
与现已关闭的哥伦比亚左翼杂志《宣言》（El Manifiesto）的全体撰写人员聊天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极为开放，显露出最为怀旧和私人的一面。他非常坦率地谈起他时好时差的教育，他贫穷的岁月，他住在妓院里的年少时光，他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在纸上而意外地治愈了脓肿。对话自然是充满了拉丁美洲的指涉：《歌谣集》（西班牙中世纪的民谣传统）、巴耶纳托（巴耶杜帕尔的本土音乐样式，由叙事歌曲和扶手手风琴、打击乐器、低音乐器组成）、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2]（最著名的巴耶纳托的作者和歌手）、像丹尼尔·桑托斯[3]那样的加勒比歌手、哥伦比亚文学经典《卡内罗》[4]（字面意思是“公羊”——殖民时代奇异的仿编年史之作）。他回想起卡夫卡对他的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承认在起草《枯枝败叶》时要费去很多功夫才避免和福克纳相像。最后，他指出了《族长的秋天》中的口语的加勒比风味——此书的拉丁美洲读者相当重视和欣赏的一个特点。
和《花花公子》（Playboy）的克劳迪娅·德瑞弗斯（Claudia Dreifus）的访谈，提供了最为广泛充分的传记信息，从而造成了和其他那几篇对谈的重叠。作家详细讲述了他那种古里古怪的家教（他在二十年后的回忆录[5]中对这个主题做了动人的描绘），深情地回忆那些曾经和他分享日常生活的妓女。这场谈话也有着很浓厚的政治色彩。举例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抱怨用英语“美洲”（America）一词单独指代“美国”（the United States），这是绝大多数具有文化自觉的拉丁美洲人所熟悉的一个敏感议题。当时，美国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发动的代理人战争正在升温，小说家详细分析了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对待西班牙语美洲的政策。他还以迷人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作为小说读者和海鲜行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哥伦比亚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一本正经的厌恶，并且指出他那部最为著名的小说中一些魔幻插曲的来源，包括对《百年孤独》中那位喝了巧克力悬浮起来的神父的出处的迷人揭示。
仅仅做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客人就是一大挑战，吉恩·贝尔-维亚达的访谈正好是以记述这样一则历险开始的。一旦小说家最终打开了话盒子，他却是谈得流利而无拘无束。作家谈起《百年孤独》中“香蕉罢工”章节的历史依据（学者和批评家鲜少关注的一个话题），以及创作《族长的秋天》的动机和方法。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其草根性以及他对街头生活的情感，并且提示了把贝拉·巴托克[6]的形象和音乐都当作其写作榜样的不同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全盛时期。诺贝尔奖刚刚颁发给他——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受到广泛的好评和庆祝。此外，他还进一步实现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抱负，写成了后来在纯文学和商业方面都取得惊人成功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此一时期重要访谈的数量有所增长，内容显得更为严肃，更有分量。
玛丽斯·西蒙斯（Marlise Simons）为《纽约时报书评》所做的系列访谈[7]，正好捕捉到身处这个时刻的作家。在1985年起的初次交谈中，小说家和她讨论了描写老年及衰老过程的特殊挑战。因此，他提出了那个普遍被忽略的老年恋人之间的性关系问题——他的作品试图加以纠正的问题。他同样谈到逐渐年长的文学艺术家在创作方法上的变化。关于老年的主题，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除了研读西蒙·德·波伏娃的《年齿渐长》（The Coming of Age）之外，他没有做过什么研究。不过，他在别的访谈（诸如和贝尔-维亚达的访谈）中承认，在每一部小说的准备阶段他都要做大量的阅读。
在他允许墨西哥记者苏珊娜·卡托（Susana Cato）所做的两次访谈的第一次访谈（1987年）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正好年满六十岁做了反思。接着谈论了作家在其大部头近作中使之处于显要地位的浪漫之爱的主题，他坦率承认了对肥皂剧和电视这个媒介的迷恋。因此，小说家就其自身对视觉媒体的参与和广泛承诺做了评论。他偶然致富的问题被提出来进行了讨论。他还提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敏锐头脑，同时，作为诺奖得主，他也刻意淡化他本人和政要人物的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玛丽斯·西蒙斯再访大师时，他已经把《霍乱时期的爱情》着实抛在身后了。结果是又有两个访谈于1988年发表了，它们（正如她在一次私下交流中提醒我注意的那样）都是早先一系列谈话的综合。在1988年2月那篇中，小说家进一步谈到衰老和生活经验，谈到他对瘟疫的兴趣，谈到他那个关于爱欲与疾病的奇妙故事动人的起源。其他谈论的话题是他为促进拉丁美洲电影所做的努力，已在计划中的关于西蒙·玻利瓦尔的小说。
西蒙斯1988年4月的最后一篇访谈[8]，为在加西亚·马尔克斯青年时代扮演中心角色的那条浩瀚的马格达拉纳河提供了一些迷人的细节。始终重视细节的小说家，决定不给女主人公费尔明娜一个母亲，坦率承认不喜欢此书的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起对译者的评论，谈到翻译中重复出现的完全相同的疑难问题，正如他讲起许多从其作品中看到自己生活与家乡的粉丝的来信，他的言谈有着深刻的揭示性。
作家的同胞、记者同行玛利亚·埃尔韦拉·桑佩尔（María Elvira Samper），正是和他谈论其玻利瓦尔小说《迷宫中的将军》的合适人选。玻利瓦尔神话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南美洲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从小学起，其幼小的心灵就被灌输了理想化的知识，而公共雕像、政客语汇、地名乃至本国货币（如委内瑞拉，其基本货币单位就叫作“玻利瓦尔”）则进一步强化了对“解放者”的仪式崇拜。在这篇访谈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解放者”的纪念碑式的形象公开表达了不满，并且解释了他要让领袖和偶像变得人性化的自觉目标。他透露了做历史研究和咨询历史学专家（他们全都极力反对他笔下的一个场景，在那个场景中他所描写的玻利瓦尔赤身裸体地躺在吊床上，用脚在给音乐打拍子）的复杂性。加西亚·马尔克斯直觉性的方法和创造性的想象在这篇对话中显得尤为突出。我们了解到加勒比地理在其更多的作品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而马格达拉纳河则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安德鲁·帕克斯曼[Andrew Paxman，为《综艺》（Variety）杂志]在墨西哥城和小说家会面，对电影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做了太过短暂的一瞥。我们了解到他有关电影制作的态度，又一次了解到他对有活力的真正的拉丁美洲电影业的期望。
此书倒数第二篇，也是苏珊娜·卡托所做的第二篇访谈（1996年），无疑是他们的对话中最为新颖和引人入胜的。在《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出版之后，它给我们提供了贴近调查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长的一瞥——他的方法、他特殊的困难（尤其是他身为诺贝尔奖得主的困难）。我们对展开调查的侦探工作有了细节化的了解，还了解到作者要让这种劳作取得成果，必须依赖中间人，只是为了避免引起公众对这个项目的关注。他承认对那位臭名昭著的毒枭巴勃鲁·埃斯科巴有一定程度的迷恋，对绑架受害者难言的苦难也有着切肤的敏感。更为戏剧性的是，在这篇访谈中我们看到了哥伦比亚人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个亲身感受到痛苦的人，为其祖国的政界和平民百姓（甚至包括贩毒团伙的枪手）中所发生的丑行恶状而感到痛苦。结尾的段落是作家对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所承受的无尽伤痛所做的思考，词锋最为雄辩，情绪最为激昂。
20世纪8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的绝对数量达到了最大值，此后数量便急剧下降。与随着诺贝尔奖及其后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而来的大量访谈形成对照的是，作家1994年的中篇杰作《爱情和其他魔鬼》所促成的此类对话却很少，即便有也往往是简短的。与此同时，其他领域里出现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进展。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他最喜爱的小说是《百年孤独》）的有价值的决定中，其中一项是将哥伦比亚的诺贝尔奖得主从美国移民局的黑名单上断然撤除。
戴维·斯特赖菲尔德（David Streitfeld）所做的最后一篇访谈[9]直接起因于那个开明的行政决定，源于作家在美国很少几次可以让人近身的公开露面中的一次。在这首次学术类的遭遇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见了乔治敦大学（作为克林顿的母校或许并非偶然）的一群学生。记者不允许出现在对话现场，但斯特赖菲尔德先生运气不错，在空闲时刻留住这位杰出的来宾长谈，听他细说克林顿总统以及他和他的动乱的祖国之间的关系。此外，其他几位著名的拉丁美洲小说家碰巧出席了乔治敦大学的活动，他们对这位哥伦比亚作家所做的一些令人难忘的思考在访谈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1999年，在随着老年而来的一次悲伤的意外发现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经诊断患有淋巴癌。正如预料的那样，在这段治疗和康复的时期，几乎没有值得注意的访谈出现。然而在网上，一份署有作家名字的“告别”声明以多语种的方式流传开来，弄成了某种离奇的忏悔。这篇充满怀旧的感情强烈的长文博得了成千上万读者的同情，最终被揭露出来是假的。小说家本人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予以否认，斥之为“cursi”（大意为“老生常谈”“装模作样”“自命不凡”）。
集子里这些对话会让读者审悉拉丁美洲最为著名的作家，和透过这种媒介有可能产生的对人的了解几乎是一样充分的。传记性的材料俯拾皆是。他的政治观一再显露。他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中的具体细节做了论述。他的独立、直觉的方法及其讽世的态度会以奇妙的明晰传达出来。在其拉丁美洲同胞所做的访谈中，我们会看到他自身的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特性——他的热情、真率、亲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尽管生性羞怯，本质上却是一个好交际的人，实在是很喜欢用母语聊天的。在我和大师1982年的访谈中，我对他的这个方面有亲身了解，我在其他的对话中也看出了这一点。
我想要感谢托马斯·艾洛依·马丁内斯（Tomas Eloy Martinez），帮我查找两位拉丁美洲采访人或其同事。没有他的支持，重版这些对话是不可能的。感谢威廉姆斯学院索耶图书馆的蕾贝卡·欧姆（Rebecca Ohm）和克里斯汀·梅纳德（Christine Menard），她们以其感人的耐心带领我穿过在新型数字化信息系统中搜索访谈的重重迷障。感谢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办公室，以及斯特拉·桑切斯（Stella Sanchez）和她的朋友们，尽其所能帮我查找《宣言》杂志的地点。感谢奥尔巴尼作家中心，以及作家威廉·肯尼迪本人，将我引荐给有关部门，以获得许可重印其佳作。感恩缘于西塔·斯里尼瓦桑（Seetha Srinivasan），她花了数年时间试图说服我承担这个项目，我最终听从其劝告，成为主要受益人。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感谢我的妻子奥黛丽（Audrey），谢谢她的为人，以及她所做的事情、她所提供的帮助。
注释
[1]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 ），拥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本书脚注如无特殊说明均为中译注。）
[2]拉法埃尔·埃斯卡洛纳（Rafael Escalona，1927—2009），哥伦比亚的巴耶纳托歌手、作曲家。
[3]丹尼尔·桑托斯（Daniel Santos，1916—1992），波多黎各裔美国籍的波列罗歌手和作曲家。
[4]《卡内罗》（El carnero），哥伦比亚作家罗德里格斯·弗雷莱（Juan Rodríguez Freyle）的杂文集。
[5]指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
[6]贝拉·巴托克（Béla Viktor János Bartók，1881—1945），匈牙利现代音乐的领袖人物、民间音乐学家。
[7]玛丽斯·西蒙斯的访谈《爱情和老年》由于版权限制而未能译出。
[8]玛丽斯·西蒙斯的访谈《他的最佳岁月》由于版权限制而未能译出。
[9]戴维·斯特赖菲尔德的访谈《魔幻现实主义之日》由于版权限制而未能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