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中共党史学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共党史学的创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历史学的一种全新体例：以论带史。尽管有不少人对这种体例并不赞成，但绝大多数人对其予以高度评价。这样的史学体例开辟了一条充分利用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极为有效的途径，对中共党史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极为有效的示范作用。[1]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共党史被简化成“两条路线斗争史”。只要谁“出了问题”，马上就被彻底妖魔化。而有些“历史书”则成为“四人帮”整人、害人的工具。一句话，所谓的“历史书”本质上却缺乏对“史实”最起码的尊重。这种现象，一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才得以改观。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共党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下，大量档案资料解密并且出版，中共党史学的繁荣迎来了十分难得的机遇。此外，与中共党史学相关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全国规模的中共党史学学术讨论会、地方性的中共党史学学术讨论会相继举行，为中共党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完全可以说，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的繁荣与邓小平的关心、支持、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与中共党史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988年，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曾说过：“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2]正因为具有一般历史学家或党史专家所没有的这种特殊优势，他在60余年的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党的创建和发展，经历和参与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全党实现了历史性伟大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他不但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而且继承了毛泽东的优良传统，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更加重视，尤其重视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研究。1978年3月，他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表示“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并特别提到“党史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3]邓小平的用意和目的是抓紧时间收集党史资料、搞清史实。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会议均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对党史研究的目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断，形成了邓小平的党史学思想的完整内容，为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有力保障，也指明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方向、范例和理论基础。在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的指导下，新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胡锦涛将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成果。[4]当前，学习、研究邓小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思想，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仍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坚持、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因为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引起了学者的强烈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了《老一代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出版了文献资料《邓小平论中共党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王柄林出版了研究专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王柄林还主编出版了《党的领袖与党史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学术界发表了近百篇相关研究论文。这些成果为推动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已有研究成果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必要，且至今尚无一部《邓小平论述中共党史》的专著出版。笔者打算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的中共党史学思想，为中共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第一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意义
中共党史学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其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探索并揭示其内在发展规律的科学。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深刻揭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作”，“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5]正因为如此重要，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十分重视中共党史研究，从诸多方面深刻分析和精辟阐述了中共党史学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党史研究的功能观。
一、重视用中共党史教育人民和广大青年
众所周知，“党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发展壮大的历史”[6]。中共党史记载着许多优良的传统与作风，包含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是一部无可替代的生动思想政治教科书，具有强大而特殊的宣传、教育功能。为了搞好青年的历史教育工作，邓小平对思想教育战线的工作人员寄予厚望：“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7]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党史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干部成为“四有”干部。他号召大家学习、研究党史。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8]他提出要用历史，讲历史，要求老同志用自己对历史熟悉的优势，做一个报告员，并认为做报告本身就是传帮带。可以讲现在的问题，也可以讲历史。讲历史我们可是有资格的，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革命故事多得很。他又说：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邓小平说，一定要教育人民、教育青年，让他们懂得，“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9]。1981年年初，他又指出，“也要学点历史”，因为考虑到“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0]，因此一定要明确“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11]，“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2]这一基本历史结论。他指出，要“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强调“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13]他提出，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后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干扰和煽动，造成“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出现了1986年的学生闹事。针对这一“重大失误”，邓小平认为，改变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14]，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87年2月18日，他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中，系统回顾了鸦片战争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百年的悲惨历史，深刻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为“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针对“青年不了解这些历史”的问题，他认为，重要的还是“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15]这里讲的历史，内容比较广泛，但自然包括中共党史。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沉痛地总结道：“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16]该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再一次谈到了这一失误。这说明包括中共党史教育在内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旦出了问题，就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是灾难。这就是邓小平时刻强调要用中共党史教育青年的根本原因。“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17]，但青年又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在世界风云变幻、各种思想纷至沓来之际，产生思想上的动摇和迷惑。这就迫切需要用党的光辉历史教育青年，使他们懂得“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18]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全国广大青年一定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19]，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时刻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长知识本领，锻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二、关注中共党史为中国发展提供的精神动力
学习、研究中共党史，能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20]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源泉”[21]。邓小平认为，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列强野蛮侵略面前没有灭亡，靠的是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现和发扬了这种民族精神，党才能从只有50多人的小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取得了全国胜利，中国也从任人欺凌的国家发展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强国。在创建新中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贡献了自己的宝贵青春和一腔热血。这种不畏强暴、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誓死反抗外来侵略，甘愿为祖国强大献出一切的宝贵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坚强脊梁，值得每一位中国人铭记。因此，1989年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七国宣布制裁中国时，在巨大压力面前，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2]中共党史学就是要研究、弘扬这种精神动力，促使人们树立强烈的爱国情感和高尚道德品质，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帮助人们利用这种精神动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和困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3]
三、重视利用中共党史统一思想向前看
邓小平一向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不能局限于纯学术性范围，必须扎根于社会现实，利用党史研究成果统一人们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从这一核心功能出发，他一向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作用，强调以史为鉴，说明现实问题，为人们指引正确的行动方向。因为，中共党史是执政党的历史，对过去问题的看法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政治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研究和认识过去的历史，就会离心离德，成为进一步前进的绊脚石。一旦有了统一的正确认识，就能凝聚人心，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战斗。对此，2010年6月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精辟指出：“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许多问题涉及党的历史。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命，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24]邓小平十分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阐明重要的理论问题。早在1938年，他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中，分析了中华民族儿女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决死时刻，动员新兵却有诸多困难，第一条就是历史原因，“是由于历史上‘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我们还未能给以有力的克服”[25]，因而“造成了动员新兵的极大困难”[26]。如何克服困难，打开局面？邓小平提出多管齐下，采用多种办法，最终让人民群众“从经验中改变了惧怕军队的心理和‘好子不当兵’的观念”。[27]这种认真总结历史斗争经验，指导人们工作的做法，体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20世纪40年代初，其《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该文分析了抗战以来5年中3个阶段的对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对敌斗争10个方面的宝贵经验。[28]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经济恢复工作、巩固新生的政权后，国家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邓小平从长期领导工作的实际经验中认识到研究党史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多次告诫人们要充分注意这一问题。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特别强调在建设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要特别关注总结历史经验。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29]邓小平这一警告不幸很快得到验证。之后，由于没有好好总结经验，“左”倾错误和思想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泛滥成灾。由于指导思想上没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造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栽了大跟头。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1958年所犯急躁冒进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但并未从指导思想上总结历史经验，不可避免地带来“左”倾错误愈发严重。为此，邓小平忧心如焚，他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30]
当然，邓小平重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历史经验教训来说明现实问题，并科学地预见未来，给人们行动以正确的引导。邓小平审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后深刻指出：“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31]在谈到对外开放和闭关自守问题时，他郑重地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2]1980年3月，在谈到中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一问题时，他说：“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33]这段话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历史基本结论。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时，他说：“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34]，揭示了中国官僚主义的形成原因和特点。在谈到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时，邓小平强调：“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35]这就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历史现象，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邓小平这种科学地运用党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说明现实问题，指导今天工作的做法极为普遍。1980年1月，他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就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之一，“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有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36]同年4月，他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37]靠什么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对外宾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38]这就需要立足国内，总结经验，也就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9]。为此，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理论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40]。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来发展社会主义。“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41]1989年政治风波后，他特别提醒全党：“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42]他认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但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力，“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并强调：“这是中国从几十年建设中得出的经验。”[43]就这样，邓小平通过大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角度的历史、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对当代中国一系列问题得出了正确结论，为统一人们思想，正视现实，展望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引导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党史学功能的鲜明特征。他提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44]这种观点在他思想中一再加以体现。早在1943年，他就指出：“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45]“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百废待兴，大量历史问题急需解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认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46]。1980年2月，他再次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账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47]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经过3年不懈努力，到1981年，大规模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还从党的事业出发，以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彻底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这一极端复杂、极端重要的问题。在谈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他郑重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48]今后的工作就是“一心一意搞四化”，他要求即将通过的决议，要“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49]。
四、总结中共党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制定路线政策服务
邓小平研究、总结中共党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说到底都是为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的。他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创立邓小平理论，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987年，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们可能不太熟悉。我们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在系统回顾1925年到1966年的党史后，他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最终“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50]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51]。关于错误和失败的教训也是“宝贵财富”的思想，邓小平就多次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因为有‘文化大革命’做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52]事实证明，邓小平往往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或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并进而制定出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利用党史智慧，开创社会主义建设局面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正是他这种发挥党史资政功能的认识方法，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时，他深刻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5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此重要，从根本上说是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断总结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心血结晶，因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无比的优越性，这是中共党史功能发挥的突出表现。
第二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研究中共党史，着眼于“未来”、“向前看”，以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为侧重点，全方位论述了党史研究的功能，开创了新时期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撰写了大量的党史论著。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准备》、《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二野历史的回顾》等。同时，由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正确总结，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指导。1992年，邓小平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及其他一系列文献中，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勇气和非凡胆识对中共党史的一些重要人物、重大事件进行了综合考察、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极大地拓展了中共党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共党史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为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为搞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
历史研究总是以一定思想做指导，不以这种思想做指导，就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以那种思想做指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两大理论成果，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也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因为中共党史研究与党的指导思想十分密切，虽然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党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共党史学得以初创，但是党的指导思想已经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指导思想日益向“左”转。10年“文化大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严重错误，中共党史学变成了极“左”思潮支配下的御用史学和影射史学。新时期中共党史学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与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密不可分的。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为中共党史学正本清源的重任。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54]，他以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为切入点，迎难而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亲自领导起草并主持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丰富了中共党史研究指导思想的内容。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正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指导的基础上实现的。[55]邓小平阐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面深入总结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本身就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更为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这一科学思想方法，其内核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发展生产力的观点。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党史
对此问题，学者多有注意，但看法不太一致，因而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56]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一项最根本的原则。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将党的思想路线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成为党史研究指导思想的核心和根本指针。他提出党史研究不但要解放思想，还要实事求是，并首先身体力行。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许多重要决策、重大政策，均凝聚着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巨大勇气和非凡智慧。运用这一精髓论述党的历史，邓小平的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同样得到集中体现。
1.十分重视解放思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左”倾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全国人民渴望的新局面无法打开，国家处于徘徊状态。面对这一严峻局面，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坚实理论功底和大无畏政治胆略，大声疾呼，提出一定要解放思想，把人们从僵化状态及“左”倾思想中解放出来，切实恢复和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高高举起了解放思想的旗帜。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57]，积极支持并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当时的情况是“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邓小平仔细分析后，认为主要有4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58]思想不解放，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就多了起来，随风倒的现象就多了起来，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9]这段话非常深刻地阐明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2.反复强调实事求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全国人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权威，进行哲学思想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他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60]，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61]，“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62]。他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63]他又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4]“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65]邓小平的这些话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深刻总结。邓小平经常说他自己：“我是实事求是派”[66]，并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67]。他对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68]
当然，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则是解放思想的落脚点，两者不可偏废。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共党史，不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还需要非凡的政治智慧。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中共党史观的核心内容，顶住压力，大胆论述党的历史问题，集中体现了他的革命胆识、科学精神。1977年5月，他还没有重新出来工作，但就在谈话中公开批评“两个凡是”的口号，旗帜鲜明地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两个凡是”不行，指出革命导师、党的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会有错误，要求“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69]他毫不客气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70]1977年8月，他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就批驳了“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诬蔑，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教育战线取得的成绩。针对“四人帮”炮制的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论”，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对十七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71]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拨乱反正尚未开展的情况下，极“左”思想和个人迷信还比较严重，邓小平的所作所为所说，体现出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非凡胆识和伟大勇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应有的历史地位，成功解决了党和人民最为关心的中共党史问题，正确解决了党史上的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正确解决和处理了党史上的所谓路线斗争问题，开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中共党史观的核心内容。
3.党史学思想核心内容的基本点
透过大量的历史事实探究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把握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进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这就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基本点。[72]
一是，在揭示历史事实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规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揭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必然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73]，“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7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是经过邓小平的努力，才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航船有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总结10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开始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历史征程。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明确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5]沿着这个建设思路，他不断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基本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要求“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76]按照邓小平这些思想，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概括、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以12个理论观点初步构建了这一理论的轮廓，标志着党开始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建设的道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认识的历史性飞跃，得到全党高度评价。党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继续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奋力开拓。1992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许多长期困扰和严重束缚我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实践、基本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根据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论述，党的十四大更加系统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理论的9个方面，对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丰功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说明这一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党已经找到了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以“邓小平理论”命名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中共党史学思想的宝贵结晶，是他长期重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光辉典范。
二是，避免片面性和感情用事，科学、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跳出个人好恶和主观感觉，客观、公正、准确、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中共党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人们的生活阅历、所处环境、接触到的人和事物不同，及其性格差异等因素影响，对历史的感知也有差异，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态度上往往由于情感因素的影响，难以得出客观、公正、科学的结论。怎么办？关键是“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77]。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抛开个人感情纠缠，客观公正地看待党的历史、党的领袖。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评价党的历史、党的领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78]其实，早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要求：“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么，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79]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80]1988年9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他指出：“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81]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实际上体现了他的一系列评价原则。如：合乎事实的原则，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恰如其分的原则，要求评价准确、适度；公正评价的原则，功过都讲，不夸大不缩小，公正合理；置于具体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中加以分析的原则，等等。[82]这些原则实质上也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标准。邓小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行动中，都坚持这些评价原则，绝不因个人恩怨和好恶而影响对历史的评价。这一点典型地反映在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上。邓小平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83]粉碎“四人帮”后，当社会上有人企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他就坚定地站出来，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充分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高贵品质。他深情地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84]，并多次指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人员，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因为这符合历史”。[85]讲毛泽东的错误也要恰如其分，“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86]“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87]即使是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犯的错误，不能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相提并论，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88]，“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89]。邓小平认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90]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期性、全局性的错误，“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91]“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是漆黑一团，“这十年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92]，不能把它说成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不同意把这期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九大等说成是非法的，也不同意“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的说法，他认为，如果非要这样说，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93]如果“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94]。邓小平评价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的积极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
三是，敢于突破党史上的传统结论和提法，解决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邓小平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加以解决，“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95]，对历史上一些有过重大影响，但已过时或不科学的提法、结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比如对“路线斗争”这一在党史上影响深远，但又不确切的提法，邓小平果断决定不再使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采纳了此建议。这样做的原因，邓小平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要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总之，“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96]这种研究提法的变化，抛弃了党史研究中不科学的方法，确立了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当然，也不是说以后“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了，“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97]，关键要准确使用“路线”这一概念。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不搞政治运动。1981年3月27日，他在同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98]当然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99]。在谈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时，他说：“我们着重在教育”，而“不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处理”。[100]
对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也敢于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于党的历史上的反倾向斗争，邓小平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了科学分析，实事求是地做出了正确结论。1981年3月27日，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中提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101]他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反倾向斗争的特点，对党历史上多年反倾向斗争做出了历史性的科学概括，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02]因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拿大帽子吓唬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03]的警告，使邓小平成为党的历史上敢于指出主要错误倾向、无情批判“左”的错误的领导人。
四是，在转换思维方式中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史研究中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定要克服传统思维方式上的崇上、泥古、封闭等各种消极影响，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即使对革命导师讲过的话也不能迷信，关键是要结合具体实际灵活运用。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和评价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标准，不但是对原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标准的突破，而且带来了党史评价的新准绳。按此标准衡量，凡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就加以肯定，否则就加以否定。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但它却能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落到了实处。[104]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研究党史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水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反对个人英雄主义。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05]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指导党史研究，群众路线观点十分鲜明。他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而且把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否的标准确定为是否为了群众，群众赞成不赞成、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答应不答应。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是邓小平研究党史的目的和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标准。
1.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到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06]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就指出，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107]。在与林彪、“四人帮”做斗争时，还号召人们坚信马克思提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当然人民群众是“人们”的主体。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例，具体阐述了上述观点：“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108]这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的热情讴歌和衷心赞美。
2.坚持实践标准观点与群众路线观点高度统一
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以群众为中心，以更好地实现党的基本路线为研究党史的评价标准。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109]1989年6月11日，他在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讲话时，郑重指出：“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110]，一个是要“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要“抓紧惩治腐败”[111]。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12]实践标准的观点与群众路线的观点高度统一，成为党史评价的重要准绳。
3.摆正领袖与群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这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邓小平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承认杰出人物、革命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113]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揭示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群众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因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因此，领袖“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党坚决反对神化领袖，他提出要“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114]在谈到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党的集体领导时，邓小平依然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115]他在运用这一观点指导党内生活和研究党史时，反复强调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1989年9月16日，他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116]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带领人民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功勋之伟大，举世公认，自然也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但是，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从来不宣扬个人的作用，总是把自己摆在“集体中的一分子”[117]的位置，自觉维护领导集体的权威。他诚恳地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118]1987年11月16日，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谦虚地说：“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119]1988年9月5日，他又说：“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120]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强调摆正个人与党的集体领导的关系。他认为，利用退休歌功颂德一番，没有什么好处。追悼会，开得那么多，花的人力物力不少，也可简化一下。革命几十年的人，确实都有功劳，但也总有些失误，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一讲都是功劳”的做法，“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对有些同志出自传书宣扬自己，只讲功不讲过的做法，他毫不客气地说：“这种事情不值得赞扬。”[121]他对自己严以律已，多次婉言谢绝外国人为他写传，并反复讲：“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122]他曾对外国记者诚恳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123]后来他又说：“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124]邓小平在这方面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也为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4.群众利益是党史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5]这实际上体现了生产力标准与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第一，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党史学体系和研究重点体现了这一原则，能够认清党发展壮大的原因。第二，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的统一有助于加深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第三，用群众利益标准来评价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党的一些失误，能够更深刻地总结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方面的经验教训。[126]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利益，是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27]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群众观点的核心内容和开展党史评价、研究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十分重视群众利益问题，总是处处维护，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他曾说：“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28]早在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中，对抗战以来党在华北的对敌斗争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129]。这说明，即使在抗日战争艰苦的环境下，党仍然把群众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这是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党史研究就要围绕服务于这一中心工作而展开。1980年，邓小平谈到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时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130]实际上，让人民富裕起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评价党的政策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志。他认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在这两个原则中，他最看重的还是人民得实惠，“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31]。围绕这样一个思路，他不断重申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欣慰地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成就时，就把“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132]作为一项重要成果。1982年5月6日，他补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133]。他在谈到1959—1961年困难时期，说：“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134]1957年以后的10年，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135]“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136]，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提高的严重情况，“四人帮”竟然鼓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1974—1975年，回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曾严厉“批驳了这种观点”，并斥之为荒谬。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137]正是在关心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改革开放，为探索新形势下致富提供了政策保证，并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在邓小平看来，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是因为这样就抓住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这个根本。“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138]邓小平亲自为中国人民设计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其阶段性目标的3个标准之一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从摆脱贫困，走向小康，最终达到富裕。这个“目标是现实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139]。仅仅经过几年时间，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城市也开始进行改革，国家生机勃勃。看到这些可喜变化，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140]，“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141]，“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142]。邓小平逝世时的1997年，中国总体达到小康，提前实现了奔小康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这足以说明以实现、发展、保护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完全正确。评价党史不能脱离这一中心内容，否则研究党史就毫无意义。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指1989年的政治动乱——引者）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143]这是邓小平总结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典之谈，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内容，指明了研究方向。
三、坚持以生产力的观点研究中共党史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生产力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高度来认识。[144]关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尽一切可能发展社会生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5]。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46]他把发展生产和共同致富均视作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47]同时，邓小平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改革的主要目的，提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48]“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49]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发展。1988年，他坚定地指出：“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50]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拓宽了党史研究视野，为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现实指导，也改变了单纯从政治角度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忽视从生产力角度研究党史，就不能从本质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难以开拓新局面。邓小平从生产力观点总结党史中的经验，提出了不少精辟观点。对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这20年的曲折历史，他做了深刻总结，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51]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代价是巨大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52]。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做出把工作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对坚持生产力观点进行了一系列概括。1980年1月16日，他说：“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153]1985年4月15日，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54]1988年6月20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再次概括了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他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做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155]可见，邓小平非常注意用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研究中共党史，开创了新时期党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在邓小平这种从发展生产力角度研究党史，从本质上总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党史研究人员在政治角度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生产力标准，推动了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节 中共党史研究的原则、方法
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156]。因此，党史研究一定要遵循正确的原则，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之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历史认识、宝贵的经验总结。对此，邓小平有着一系列深刻论述，提出过一系列指导性强、权威性高的观点。由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团结一致向前、客观公正原则、摆正个人与群众关系的原则已有较多论述，为避免重复，下面不再阐述。
一、现实主义的原则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无比坚定，他自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他一生“三下三上”，“‘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157]，但他并不气馁，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低潮时期，他依然坚定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58]他对党的历史十分熟悉，对党的感情十分深厚。在他看来，研究党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59]研究党史也不是为了发幽古之情，更不是借此打击报复，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这就是通过不断总结党史的经验教训，“资政育人”，避免走历史的弯路，制定适合现在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统一人们的思想，团结全体人民，开辟未来。他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60]。他指出：“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161]“我们只要认真总结过去，考虑未来，我们的发展也许不但更稳、更好，而且可能会快一点。”[162]正是这种重视和善于总结、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来认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道路。而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提出的“宜粗不宜细”和“恰如其分”的党史研究指导原则，既是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的体现，也是党史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现实思想的突出标志。
1.“宜粗不宜细”原则
这是总结历史的一种策略和方法。简单地说，对有些历史问题，要粗一些，概括一些，不要搞得太细。采取这样的原则，是有非常现实的考虑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党的历史上，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这段曲折历史中，由于毛泽东指导思想的失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灾难，许多干部受到冲击，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如果过分纠缠细节，社会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恩怨之中，既不能很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难以统一思想，开创未来。因此，他反复强调，“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163]，“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164]。
当然，“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特殊历史条件下处理特殊问题的特殊原则，后来被运用于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之中，并在运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165]这一原则的基本内涵首见于1978年12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时，邓小平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166]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已经将“宜粗不宜细”原则的基本内涵揭示出来了。他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做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167]这段文字的要旨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先抓重大案件，涉及具体案件时要先抓主要方面，暂时无法搞清的问题暂缓解决，不要纠缠于细枝末节影响安定团结和现代化建设大局。由于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拨乱反正的现实需要，“粗”是必要的，其目的是尽快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以便引导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168]这一基本内涵是邓小平多次论述的阐发基础。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我们不是说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吗？”[169]这说明“宜粗不宜细”这一原则早已提出了，这里仅是再次强调而已，且内容有所扩展。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明确指出：“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170]这首先出现了“宜粗不宜细”的概念。当然，从“总是说”这几个字中可知，其精神内涵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过的。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不少地方专门论述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其重要性、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强调和拓展，但仍是针对处理重大历史问题而提出这一原则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171]“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172]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时期，按这一原则处理历史问题，迅速统一人们的思想，有利于大家摆脱纠缠，团结一致向前看，把精力引导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也有利于维护党的形象。
邓小平提出和运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前提是条件限制和现实需要，基础是实事求是。具体内容主要有3个：一是概括总结。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以总结经验教训。二是抓大放小。即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细要有度，不可纠缠细节，有些问题留待历史充分沉淀以后再做评析。三是适当规避。在体现研究成果时，要避免与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173]体现有关现实敏感问题的研究成果时，这一原则的3个方面才可统一指导党史研究。因而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特定问题的特殊指导原则，不能广泛指导党史研究的各个方面，而应就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邓小平提出解决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基本思想是：一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科学、正确地解决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纠正大批冤假错案，达到顺民心、畅民意，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摆在党面前的重大问题和最大挑战。由于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给党和国家留下了许多恩怨是非，如果纠缠于某些细枝末节问题，势必陷入无休止的纷争泥潭。为此，邓小平强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只要搞清了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达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就可以了。邓小平这一思想在当时情况下有效避免了矛盾，避免了无谓的争论，使党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领导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要抛开细枝末节。注重在历史联系中把握党的发展规律。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把握党发展的基本历史条件和历史联系，科学地评价党的历史，准确地把握规律性东西，彻底排除种种枝节问题的干扰。三是避免对历史仓促下结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对“文化大革命”，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74]。这种思想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领导全党尽快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明智之举。[175]
2.“恰如其分”原则
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又一富有党史学特色的指导原则。其含义是指在评价历史问题、历史人物时要有分寸，注意掌握一个度，而这个度又是尊重历史、符合实际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治国理政和各项建设的丰富经验，也有过失误和挫折。如何全面、准确、整体地评价这一段历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给予了正确评价。1980年12月25日，他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这个基础上，“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176]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努力“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177]，“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178]，“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179]。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速度比它们快，“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18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181]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肯定地说：“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182]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3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83]。分析党所犯的错误，重要的是搞清楚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总结经验。邓小平认为，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恰如其分。对毛泽东，“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184]，原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185]。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邓小平针对社会上有人借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趁机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时，他专门谈到坚持“恰如其分”原则的重要性。“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186]在邓小平看来，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要把握几点：第一，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本人，有些错误要由集体承担责任。他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87]“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中央领导中，邓小平说他自己“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就是取得教训”。[188]第二，不能归结于个人品质问题，要从那时的制度上找原因。因为“制度是决定因素”，“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89]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190]“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191]邓小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犯错误，客观上讲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有经验；从主观上讲，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此外，制度的弊病也起了很大作用。第三，错误、功绩相比较，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192]第四，错误的性质与林彪、“四人帮”有本质区别。毛泽东的错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193]，“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194]。总之，只有坚持这一原则，“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195]。实事求是与恰如其分的有机结合，使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更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也是党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同样体现了恰如其分的原则。首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10年的历史。邓小平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196]“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以前的“大跃进”、反右扩大相比，当然“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197]，说到底，这是一场大灾难。“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看，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198]“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并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199]。第一，“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200]。第二，“‘文化大革命’时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201]。我们进行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三，10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过坚决斗争。这些斗争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要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否定“左”倾错误的理论与实践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对这10年的历史一概否定。
其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反修防修”。对此，邓小平做了正确揭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202]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揪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错误又被怀有野心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了。
再次，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是提供了反面教训。”[203]正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反面教训的基础上，党制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二、看大局看主流的原则
邓小平认为，研究中共党史，应着眼于从整体、全局上进行把握，注重看主流，看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有一个总体认识。如果把历史分割开来看，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势必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因而，他要求研究党史，必须看党的全部历史，还要看党的历史的主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从这一原则出发，邓小平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了宏观考察和精彩分析，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典范。
1.对党的历史进程的科学分期及其正确评价
党史工作必须研究党成立后的全部历史。但如何研究党的历史进程？如何分期？又如何进行评价？则存在分歧。虽然邓小平不是党史专家，但他是党的历史活动的见证人，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很熟悉。不过，邓小平从不注重对历史事件做阐释说明，而着重从宏观上论述党的发展历程，从中不断总结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规律。他这种以全面的、联系的眼光，分析历史，把握现实，站在时代的高度考察整体，为我们研究党史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按照这种原则，他把中共党史分为3个大阶段，对每个阶段提出了科学论断，揭示了历史的发展规律。
第一个阶段：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又以1935年遵义会议为界，分为前后2个时期。邓小平分析这一阶段党的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成功。他说：“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204]“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5]尽管在这一阶段，党犯过1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3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期间，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夺取了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实现了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转变。经过8年全面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开辟了一条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终于使“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206]“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207]邓小平精辟总结了党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基本经验，认为这些经验最主要有4条。一是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他说：“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情况，要做深入的了解。”[208]二是找到了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邓小平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209]三是建立起联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说：“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210]四是坚持了正确的革命统一战线。邓小平说：“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211]当然，最根本的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指导全党的精神武器。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毛泽东思想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器起来了”。[212]
第二个大阶段：1949年建立新中国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时期。中间以1957年为界，又分2个时期。邓小平总结说：“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213]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邓小平经过客观、深刻地分析后，认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214]但是到了1957年，我们又犯了错误，反右扩大化。“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215]1958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我们用了3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好起来。“‘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216]。而“‘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217]。虽然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但整个政治局面是混乱的，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我们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如果没有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文化大革命”以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历史，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218]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对于第二阶段约30年的党的历史，邓小平深刻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219]虽然期间“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我们党最终还是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220]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政府，也不是蒋介石父子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221]这是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第三个大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进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222]。1979年3月，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223]“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224]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25]邓小平要求对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22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约30年的经验，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做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做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227]从此，中国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强调“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28]是邓小平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历史后指出的。
通过对党的发展历程3大阶段5个时期的回顾，邓小平反复强调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他指出：“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229]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230]。他还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231]“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232]
2.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应该把评价毛泽东与党的历史结合起来，树立全局观念。邓小平要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讲，但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采纳陈云的建议，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加上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历史，60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针对党内一些人由于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坚持否定毛泽东的言行，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233]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34]要看到“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35]“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36]毛泽东为党、国家、人民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要看到，“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237]。“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直到他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238]当然，全面性的要求，在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方面也适用，主要是：一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严格区别开来；正确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二是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的功过问题，分清哪方面占主要的。邓小平多次强调，毛泽东功远大于过，就其一生来说，大部分时间都做了非常好的事，他晚年犯的错误远不能与他建立的伟大功勋相比。并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三是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时，更多地从历史条件、现行制度入手。如此全面、历史、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真正“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239]。
3.对其他重大问题、重要事件的论述
对其他重大问题、重要事件的论述主要涉及党领导的2次伟大革命、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代特征和国际局势的判断等方面。邓小平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对这一理论的相关内容，包括国情认识、基本经验总结、基本路线的论述以及首要理论问题探索等，为从大局、主流、本质上研究党史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党史研究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具体指导的理论和方法，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一套具体而系统的方法论武器，有力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发展。
1.历史主义分析法
关于此，列宁曾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40]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把历史方法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使历史主义成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人类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基本要求是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将研究的对象置于一定历史联系范围内，用联系的观点加以考察。它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强调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构成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联系，历史研究者要用发展联系的观点考察历史。第二，认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导致历史不断发展，呈现具体历史现象的暂时性、阶段性。当然，所有具体历史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历史研究者不能用任何固定、先验的原则判断历史事实，不能用后人的认识、水平苛求前人。第三，强调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认为历史是以一个阶段批判、否定另一个阶段的方式向前发展的，一切历史遗产都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得到创造、改造。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搞清真相的基础上，做出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实现历史研究的价值，给人以启迪与智慧。[241]
毛泽东十分重视历史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强调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研究问题。他将之概括为“古今中外法”。1942年，他在著名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242]虽然邓小平没有明确使用“历史主义”这一概念，但他十分重视在研究中共党史时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强调革命导师“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243]。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他认为，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不管它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归根结底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和一定的时间、空间相联系的，并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244]他在分析和研究党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时，总是客观地将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下去认识，而不以今天的标准苛求于人，因而对一些历史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评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人据此抱怨毛泽东时代的对外政策，认为这与我国曾经长期封闭的历史与个人有关。邓小平深入分析后，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做了客观说明：“当然，有好多东西当时还不具备提出来的条件”，“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后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245]上述分析，让人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客观条件的制约，消除了人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误解。当然，邓小平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评价毛泽东，就非常典型。这一评价既肯定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捍卫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指出了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内容、性质、产生原因，读来令人信服，深受启迪和教诲。
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
这一分析方法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要求，两者密切相连。同类事物既有共性，即矛盾的普遍性，又有其个性，即矛盾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党史研究中，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导人们的创造历史活动，都离不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246]他认为，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原因采取的历史的具体分析方法很好，“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话，也好”[247]。他认为，运用这一分析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主要应从3个方面展开。第一，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指导革命和建设。第二，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第三，回顾过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把握历史条件发展的动态过程。[248]利用这一分析法，邓小平对党史上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3.全面系统分析法
评价党的奋斗史，既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片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党的艰辛探索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要看到党曾经犯过的错误，并清醒地认识党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存在的问题，通过不懈努力，正视并尽快解决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看待党的历史，并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挑战，夺取新的胜利。从根本上说，全面系统的分析法，要求研究历史时，不但要看到历史事件的本身，而且也要看到它的社会背景；不但要看到事件的今天，也要看到它的昨天和前天；不但要看到事件的正面，还要看到它的反面；不但要看到事件的状态，还要看到事件发生的原因。邓小平坚持用全面系统分析法研究中共党史，认为必须全面地系统地进行分析，才是科学的。他一贯将党史上的重要事件、历史人物置于相互联系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中进行分析和把握，反对片面性。他郑重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249]在全面分析毛泽东功过得失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关于党的整体评价，邓小平认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历史上，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邓小平用此方法对党的历史及毛泽东功过是非进行了全面评价，解决了国史研究和发展的最大难题。
4.历史比较分析法
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比较研究是通过找出历史对象的异同点，进一步认识研究对象特征和本质的逻辑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研究者认识各种历史现象、历史过程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使研究者突破某一具体历史现象的局限性，开阔视野，获得历史认识的新突破。邓小平将这种史学方法赋予新意，即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的对比研究，透过表面现象，接近事物的本质，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他从微观上具体比较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起重要作用的遵义会议、党的七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二大，突出各自在中共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宏观上比较了中国古代与新中国、旧中国与新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邓小平通过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对比，说明：“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250]针对有人企图否定社会主义道路，鼓吹全盘西化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251]既然如此，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种种严重曲折呢？邓小平一方面指出，除了主观原因外，“根本还是旧社会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252]，所以还会在新的社会中出现曲折。另一方面，他又深刻指出：“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253]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在几百年发展中可以出现曲折，而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出现曲折呢？对两种社会制度发生历史曲折的对比，科学回答了新中国成立后出现曲折道路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邓小平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相比较，说明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强调重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5.阶级分析法
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开门见山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54]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人们认识和分析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工具。历史研究必须以阶级斗争观点为指导，对社会各阶段的经济地位、政治思想、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党史研究的政治色彩很浓，如果不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不能用阶级分析法研究党史人物与事件，容易得出不准确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难以正确地认识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对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法十分重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国内阶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认识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阶级斗争？对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系统总结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255]他对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发展规律做了明确揭示，为人们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阶级斗争形势提供了理论指导、解决方法，从而有利于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
总之，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解决党史问题，使党史研究逐渐走出了“左”倾僵化思维的束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迎来了新时期繁荣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对中共党史学的巨大贡献，也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坚持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共党史学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现阶段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信念、锐意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