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简称为STS）的研究主题主要包含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与文化是如何影响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另一方面是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反向影响。简言之，科技与社会之间如何相互塑造的问题。在当下学术界，“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一术语时常被另一术语“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也简称为STS）所取代。尽管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两种STS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别，但鉴于一方面不同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人们有时也将这两个术语混用，因此，本书以“科学、技术与社会”为题，并采用其最宽泛的含义，用以指代从哲学、历史、社会学以及其他非专业本身视角去研究科学和技术的工作。
STS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出现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在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经典著作中，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把科学事实视为科学共同体在某一特定时期的实践产品，而不是对自然的一种镜像反映。此后，科学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甚至连部分科学家也开始思考科学知识、技术系统与社会的关系，开始系统性地探索科学发现及其技术应用是如何与其他社会因素（如法律、经济、公共政策、伦理与文化）相互关联并一起发展的。当下STS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与技术的特征与实践的研究。如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科学与技术，它具有什么样的独特结构、承诺、话语与实践？这些特征是如何随着文化语境或时间变迁而发生变化的？这条研究途径最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科学的方法是什么？什么使科学事实更具可信性？现代科学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如何？二是关注科学技术的影响与控制的问题，特别是关注科学技术有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如对食品安全、环境与人类价值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国家应该首先资助何种研究？在技术决策中，谁应该参与、如何参与？专家共同体如何与公众进行交流？等等。
如何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涉及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逻辑经验主义。其基本思想是，社会必须按照科学的理性模式来单向性的塑造。在维也纳学派的著名宣言——《科学的世界观》一文中，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描述了“科学世界观”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即存在着只来自于经验的知识，这确立了合法的科学内容之界线。第二，它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标志，即通过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经验材料而达到统一的科学。任何概念，不管它属于科学的哪个分支，必须通过逐步还原为指向给予的最低层次的概念来说明。如果对所有概念都进行上述分析，那么所有的科学概念就会被编入一个还原系统。这种还原系统的最低层包含经验概念和个体的心理性质，之上是物理客体，再上一层是被构成的他人的心灵，最后是社会科学的对象。第三，科学世界观的精神会逐渐统一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渗透进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中，渗透进教育、培养、建筑以及按理性原理而形成的经济社会生活之中。科学的世界观服务于生活，而生活接受了它。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深受逻辑经验主义的激励，进一步强调科学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是一样的。对萨顿来说，科学代表着被所有种族所共享的通向普遍真理的唯一途径。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强调科学体现出一种人类普遍精神，这种方法后来被融合进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性理论中。现代性是与理性、经验主义、效率和改变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意味着宿命论、习俗、非理性与停滞。因此，“科学世界观的代表人物坚决地站在朴素的人类经验的基础之上。他们满怀信心地从事着这样一项工作：清除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几千年残骸……回归到一种统一的世界图景”[1]。
然而，从表面上看，逻辑经验主义的做法是把科学理论真假的决定权赋予经验性知识。然而，事实上，所有这些消解“知识的主观偏见”的做法都是以主体的形式即一种人类主义出现的，因为客观性的观念仍然是依赖于主体的。哲学家们在判定一种观点或立场是否客观时，通常使用“认知上行（epistemic ascent）”这一方法。“认知上行”是指在思考某种科学主张是否真实时，哲学家并不去考察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而只是关注科学家对研究纲领或方法的选择。也就是说，“认知上行”进入了一种元层次，仅仅关注这些方法是否是真实的、好的辩护依据，并以此来判断理论的真与假。“作为一种理想的认知客观性，它预设了在作为认知者的我们与被认知的世界之间的一条鸿沟。作为一种客观的方法论，它被提出来的目的就在于填补这一鸿沟。但任何这类议程，实际上都是作为一种主体设置的形式，被坚定地置于我们与所表征的世界之区分中的我们一方。”[2]这正是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指出的“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对自然所进行的伽利略式的外科手术或康德式的“为自然立法”。胡塞尔认为：正是伽利略式的数学化“使我们把只是一种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有。……这层理念的化装使得这种方法、这种公式、这种理论的本来意义成为不可理解的”[3]。也就是说，正是数学化这件理念的外衣，使人们遗忘了自然科学的“生活世界起源”的问题。为此，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指出这种“理念的唯物论”所建构的科学对象，充其量不过是柏拉图理念世界中的抽象客体，与科学家所研究的真实客观世界中的实体相去甚远，更谈不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的改造。拉图尔嘲笑道：“每一个唯物论者内心都沉睡着一个唯心论者”，因此，他呼吁返回一种“真正的唯物论”[4]，即在追踪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真实的实践过程中去思考科学。
随后的社会建构主义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用社会去建构科学技术。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又称强纲领SSK）的“对称性原则”[5]：无论真的还是假的，理性的观点还是非理性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都应该对称地作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对象，都应诉诸同样类型的社会原因（利益）获得解释。社会建构主义的另外两位代表性人物夏平与谢弗明确表明：“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知识形式的约定与人为的状态时，我们就把我们放在这样一种位置：认识到科学是我们自身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对我们的认识负责的实在。知识，就像国家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6]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者在表面上选择了自然一方，将它的目标界定为通过方法论规则过滤而获得有关实在的表象，那么社会建构主义者们则选择了社会一方，认为社会建构了实在与科学，我们除了权力与利益，无须再借用其他因素。
社会建构主义所进行的哲学批判的最终落脚点是瓦解自然实在论，但批判的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造成了批判者与被批判对象的“两极相通”——二者共同陷入表象主义科学观。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两者都是以近代哲学中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截然二分为出发点。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两者认为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透过科学运作过程中的混乱与易变的表面，去揭示背后的隐藏“本质”，逻辑经验主义关注“立法”后的自然规律，而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的是权力与利益。
在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两者的致命之处在于：双方都把研究科学的任务仅仅看成一个理论的问题，脱离科学实践去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学者超越“客观的主体设置的认知概念”，把眼光从科学理论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作为实践的科学并不是在语言、理论或研究中去表征世界，相反，它认为科学家干预性地介入世界，与世界纠缠在一起，以达到一种实践上的主客体之间的重构或话语上的接合。正如亚瑟·法因（Arthur Fine）指出：“实在论与非实在论把科学视为一场宏大的表演，一种游戏或一幕歌剧，其结果需要解释与指导……但如果科学是一种实践，那么它的表演就需要观众与演员一起演出……对解释的指导同样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剧本从来不会一开始就完成，过去的对话也不能确定未来的行动……随着表演的进行，表演场所性地选择了自己的解释。”[7]这种共同的表演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所说与所做，而且也重构了世界与社会。这种重构不是因为我们重新发明了一种社会或语言空间，后者能够反映外在的现存客体。相反，客体存在于实践之中，在实践中被改造，生成为另一种新的客体。因此科学实践并不需要我们超越世界以达到对世界的自然或社会的表象。
于是，科学实践哲学逐渐取代了上述表象主义哲学，打破了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它不再努力地镜像表征外在世界的真实面貌，而是采用各种技术、物质等手段不断介入动态的科学实践，创造一种与所观察和测量到的数据相吻合的理论模型，因为“我们对实在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我们建构出来的模型”[8]。在这种动态介入的科学实践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被打破，科学、技术、物质材料、科学家等异质性要素相互缠绕在一起，自然物质对象（包括技术）变成了某种具有自身力量的东西，一切科学知识就是在这一可见的动态介入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这就是技科学的认识论。唐娜·哈拉维（Donna J.Haraway）《诚实的见证者@第二个千禧年：女性男人?遇到致癌鼠TM：女性主义与技科学》一书中的致癌鼠（OncoMouse）就是这样：致癌鼠是人类在实验室小鼠体内植入人类致癌基因而得到的新生命，它象征着患有乳腺癌的病人，我们关于致癌鼠的行为代替了我们关于治疗乳腺癌的行为，即致癌鼠为我们受苦，正是通过它的这番受苦才为我们治愈乳腺癌提供了希望和拯救方案。这里的致癌鼠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个和人类一样具有某种意向性的主体，既代表着乳腺癌病人，又代表着乳腺癌，这里人与非人、动物之间的界线被打破，呈现出融合与模糊的状态。对致癌鼠和乳腺癌治疗之关系的认识是通过不断干预的方式获得的。至此，表象主义哲学视域下的表征与其对象之间的鸿沟完全消失，科学、技术、自然物、科学家、社会等全都处在一个可见的动态异质性网络中。
科学实践哲学排斥那种界限分明和预先确定的本体论分类，如自然/文化、人类/机器、主体/客体和身体/心灵等，主张所谓的自然、文化、人类、机器、主体、客体、政治等都处在一个异质性杂合的动态网络中，彼此之间辩证地冲撞，也就是一种辩证法式的、杂合的新本体论。哈拉维的致癌鼠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本体论。致癌鼠在上述技科学网络中是以多重杂合的身份存在的：一是治疗乳腺癌的动物模型系统；二是作为活体动物，适合绿色社会运动展开跨国话语的讨论；三是处于跨国资本交换中的普通商品；四是一种待售的科学仪器，致癌鼠是基因技术产品，是动物和人的基因结合形成的赛博，它模糊了个体物种的身份；第五，致癌鼠将美国政府、哈佛大学和杜邦公司与其自身紧紧地捆绑在一个技科学研究的杂合网络中。
在这一杂合网络的确立过程中，致癌鼠不仅改变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改变了自己。“在致癌鼠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它存在于自然界中吗？”首先，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中，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致癌鼠一直静态地存在于“自然”之中，科学家凭借其敏锐的认知能力“发现了”它，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致癌鼠无非是科学家为确立其生物学权威而建构的“强制性通道”。主客之间的二分，严格区分了主动性与被动性。如果说科学家创造了致癌鼠，或者说发明了它，那么致癌鼠就是被动的。如果说致癌鼠“引导着科学家去发现”，那么科学家就是被动的观察者。在真理符合论中，致癌鼠要么永恒存在，要么从来没有出现过。其次，如果仅有主客体两个主角，人们就不能合理地理解科学史。科学理论具有自己的历史，但致癌鼠没有这样的历史。在这种框架中，科学史家会告诉我们科学家如何在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之后发现了正确的答案。他们提供的是主体而非客体的历史。传统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把历史的真实性给予了主体，剥夺了客体的历史真实性。这就是没有历史的客体和有历史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历史不过是人类进入非历史的自然的一条通道。”[9]如何消除没有历史的客体和有历史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呢？为此，拉图尔提出了广义对称性原则，目的是消除主客的绝对分离，赋予致癌鼠这种客体以历史的真实性。在科学家之前，致癌鼠存在吗？“从实践的观点来看——我说从实践上看，并不是从理论上看——它不存在。”[10]在此之前，致癌鼠的原型小白鼠无疑在其他地方也经历了其生命，但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致癌鼠是以一种独特的、场所化的机遇方式被建构出来的。致癌鼠并非被隔离于历史，而是科学家在实验中与自然—仪器—社会机遇性地集聚在一起，如相关生物学家与技术专家、实验仪器、实验对象、杜邦公司、哈佛大学、美国政府等各种各样的异质性要素在实验室中的地方性集聚，从而形成一个行动者网络，最终将作为原型的小白鼠建构成一个稳定的实体——致癌鼠。在此，“指称循环……将我们……从一种本体地位带到另一种本体地位。……物偷偷地从几乎不存在的属性转变为了一种成熟的物质”[11]。实验室的研究是把客体（小白鼠）“带回家中”的自然过程，它拒斥任何独立于实验室的外部客体，它使客体得到了“驯化”，从而建构出所需要的“新客体”（致癌鼠）。这就是客体的建构。当然这种建构过程要受制于实验室的地方性社会条件。如果我们说“历史的真实性”意味着“像所有生物物种的历史真实性一样，致癌鼠是在实验室的时空扩展与延续中生成与演变着”，那么就可以说，致癌鼠的历史真实性牢固地扎根于科学实践过程之中。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实验室研究不仅建构出新的客体，同样也改变了“主体”与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客体与主体都在彼此的建构中获得了新的属性，并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本体状态，进而最终获得了自己的新本体地位，这是一种人与物相互协调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上述过程中，一种全新而特殊的科学共同体应运而生。这一共同体中的成员具有建构“致癌鼠”的各种技术、能力和知识。这些技术与知识也只有在建构致癌鼠的实践发展中才能突现，也只有在其成功操作中才能展现出来；这些技术成为相关专业共同体的标志，一同会聚到建构致癌鼠所演奏的“准交响乐”中。作为一个客体，致癌鼠是这个专业共同体的客体，而这些专业人员又是这个客体的主体，这样，每一方都发展并呈现出一种与对方有关的特定形象。当然，它也改变了社会关系，如围绕致癌鼠的专利权，哈佛大学（研究方）与杜邦公司（出资方）展开了激烈斗争，美国政府也被迫介入其中斡旋，争议的最后结果是哈佛大学获得致癌鼠的专利权，杜邦公司获得致癌鼠的经营权。
科学实践哲学丰富了我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话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他人—物”体系的重构，一种经验在科学中得以构成的“现象场”的重构。[12]首先，客体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在于它是在实践的矛盾过程中、在时空延续过程中生成的。其次，这种研究使我们进入一种全新的本体论，即我们总是生活在物质世界之中，物质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生气勃勃、永无止境的突现力量的场所，我们不应去控制或支配它，而是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它。因此，科学是一种客体与主体、科学技术与社会共同进化的历史过程。
本教材的写作立足于STS的最新进展特别是科学实践哲学，坚持历史分析与前沿考察、理论梳理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原则，不管从写作内容还是在章节结构上，都以帮助学生理解现实中真实的科学运行机制为目标。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进行理论性分析，考察当代STS的历史线索以及技科学这一关键概念，为后文的进一步展开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从科学运行的当代特征入手，考察了学院科学的商业化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科学的自律性、科学与非西方知识的关系、科技创新中的相关问题以及当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赛博化特征；第八章的主要内容是，立足科学实践，重新反思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九章则集中考察了STS的通识教育属性及其对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