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本书的扉页都包藏、鼓励着一种谎言，仿佛作品由作者凭借一己之力而写成，但是真相远非如此，书的诞生离不开为其拾柴的众人。本书也不例外。尽管封面上写着我的名字，但是若非众人向我伸出援手，我不可能将它写成。
首先，我要感谢格雷厄姆·C.格林和雷蒙德·钱德勒遗产代理，感谢他们容许我大量引用钱德勒的文字；我还要感谢收藏钱德勒档案的各家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查尔斯·E.扬学术图书馆特藏部的工作人员既好客又耐心，甚至在我待在加州的最后几个星期，还提醒我注意最新入库的一批信件，并由此改变了本书的论调。在英国，钱德勒文件收藏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特藏部。在整个调研过程中，管理档案的朱迪思·普里斯特曼博士、管理阅览室的科林·哈里斯，以及馆内员工都慷慨地给予我帮助。我还要感谢达利奇学院的两任档案保管人贾恩·皮戈特博士和卡莉斯塔·露西。露西撰写的小册子《学院男孩：雷蒙德·钱德勒的达利奇岁月，1900—1905年》尽管面向的是另一批读者，却对我理解钱德勒的青少年时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也由衷地感谢伦敦大英图书馆的馆员，本书的好些部分便是在那里完成；我还须感谢布里斯托尔大学图书馆的特藏部，感谢他们准许我查阅企鹅图书档案，尤其是哈米什·汉密尔顿的信件。
当然，我也必须承认，我从已有的雷蒙德传记中汲取了很多养分，它们的作者分别是：已故的弗兰克·麦克沙恩、汤姆·希尼，以及朱迪思·弗里曼。其中朱迪思不仅为人友善，而且乐于助人。感谢罗伯特·F.莫斯和洛伦·拉特克，他们俩对雷蒙德·钱德勒的研究助我良多。尽管我可能会在观点上同前辈们存在分歧，但我们毫无例外都会同意，雷蒙德·钱德勒的人生是个永远令人神往的话题。
感谢已故的娜塔莎·斯彭德，感谢兰德尔·劳埃德和西比尔·戴维斯，感谢他们不厌其烦地为我答疑解惑。我还要感谢理查德·雷纳，他不仅牵线搭桥，为我介绍了凯里·麦克威廉斯和莱斯利·T.怀特，而且帮我厘清思路，确立了关于钱德勒的部分观点。他的著作《光明的罪恶之城》意义非凡，包含那个时期的许多素材。理查德，回头我要再请你喝杯啤酒。
加州洛杉矶的调研耗费了我三个月的时间。此前我从未去过这座城市，在那里也没有任何熟人，可等到我离开的时候，我已经交到了不少好朋友。感谢菲利普·科林斯、凯·托恩伯格、扎克和克里斯蒂娜·艾尔斯夫妇、曼哈顿·佩里、理查德·霍金森、克拉拉·佩雷斯、路易莎·盖蒙和雷切尔·奥布赖恩。我还要感谢伦敦的奥利弗·盖伊·沃特金斯和尼克·利德，感谢他们与我分享了他们在美国西海岸的人脉关系。
我第一次与人讨论本书的创作，是在图夫尼尔公园区的一家塞浦路斯小餐馆里。此后，许多人都曾帮助它生根发芽。感谢勒内·韦斯教授、罗伯特·麦克拉姆和亚历克斯·克拉克，感谢你们阅读本书的初稿，提出了建议，使本书得到改进。还要感谢克莱尔·菲利普斯，你在本书初创之时给予我的支持，使得本书最后得以完成，愿你以后过得更好。
感谢黄金出版社的团队，给予我这位初出茅庐的作家很大的耐心。特别要感谢负责图片调研的梅利萨·史密斯，感谢路易丝·塔克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各种幼稚的问题，感谢雷·纽曼和马克·汉德利的编校工作，感谢利兹·萨默斯出色的图书营销工作。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编辑萨姆·哈里森。说他是个耐心的人，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在个人和职业的双重压力下，依旧表现出毫不动摇的信念，给予我坚定的支持，我为之叹服，也感到自己受之有愧。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报答这份恩情。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朋友和家人都对我非常宽容，为我分忧解难，这一点自然不言而喻。我为我在最后关头临时取消的那些聚会，以及我没能赴约的那些聚餐和酒会表示抱歉。对你们所有人，我都心怀感激。我特别要感谢马克·普莱斯，他阅读了最初的几章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要感谢加雷思·卡德瓦拉德，他的艺术才华始终都是我的灵感来源。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朱迪思·帕金，以及我的父亲加雷思·威廉斯，本书的写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是他们一如既往地给予我支持。我还要感谢我的外祖父母，他们从未对我有一丁点的怀疑，始终相信我能写成这本传记。不幸的是，我的外祖父在本书写作期间逝世。他始终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写作，他也是我的榜样，总是以身作则地向我表明热爱阅读和坚持学习是多么宝贵的品质。因此我将本书也题献给他，希望他会为此感到骄傲。
最后，我要感谢西涅，我们俩初识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往后要面对这么多困难。她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支持我，即便在本书的写作似乎陷入绝境之时都不曾放弃，是她给予我完成此书的力量。雷蒙德·钱德勒认为他的作品都还不够优秀，不配献给他心爱的女人，最后也就错失了这个机会。我不想冒这样的风险。尽管这本书也不配献给西涅，但这已经是我目前能够送给她的最好的礼物。我希望，总有一天，我的作品能够配得上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