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买到白谦慎先生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已经是2006年7月的第二版了，第一版是此前三个月出版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一本关于中国书法的书，却讲述出了如此深沉的精神困境和如此坚韧的人格追求。读过一遍。不久，再读一遍。时隔三年，最近迁进新居书都不在手边，为了看第三遍，特意又从网上买了一本，发现这已经是2009年1月的第四版。捧读再三，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傅山先生和他的文友们深深地打动。隔着历史的长河，还是无比鲜明地看到他们悲绝而又困顿的羞耻心。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有被一个人的羞耻心如此强烈地打动过。
17世纪中叶，中国极富戏剧性地经历了明清之间的改朝换代。史学家们把那叫作明清鼎革。就在这个历史现实鼎革的当口上，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却也同时在宣纸上完成了一次审美鼎革，完成了从帖学传统向碑学传统的深刻转向。白谦慎先生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
在十七世纪，随着一些书法家取法古拙质朴的古代无名氏金石铭文，书法品位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的艺术品位在十八世纪发展成碑学传统，帖学的一统天下不复存在。在过去三百年中，碑学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性，相当于印象派绘画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
按说，纸面上的笔走龙蛇，纯属书法家的个人风格和爱好选择，可是，当这种个人的选择演变成为对于什么叫美的重新定位时，当这种重新定位最终改变了几百年的审美观，最终成为人们谈论美、成为人们讲究品位的标准时，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所谓明朝、清朝的朝代之争，所谓改朝换代的山崩地裂，都因为时间而变得无足轻重，可人们对美的选择和品位却显得深沉而悠长。难能可贵的是，白谦慎先生自己就是书法家，当他精细入微、丝丝入扣地为我们讲述精妙绝伦的笔墨之美的同时，却也为我们更清楚地讲述了，这美是如何在历史的困境中步步为营地煎熬出来的，却也让我们感慨万千地看到了从精神伤口中流淌出来的鲜血，从凡俗生活中萌发出来的渴望，是怎样一点一滴地滋养了美的赞叹和坚持。
1644年阴历三月十八日，在经过多年的征战、较量之后，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终于攻陷北京。生死存亡之际，火光冲天、禁军四散，皇帝只有贴身的太监惶惶不安跟随在侧。十九日，在位十七年，所谓天时、命运、机会、人事一切皆错的崇祯皇帝，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在煤山自缢而亡。随即，清军以讨伐李自成乱党为名进军关内，以急风暴雨之势占领北京，摧垮南明，横扫宇内，变更国号。转瞬之间山河变色，换了人间。可是，改朝换代之际，挂在煤山槐树上的那具皇帝的尸体，对遗民们，尤其对那些以前朝遗民自居的读书人，无疑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剧痛和煎熬——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伦理的最高道德，大变之际不能忠君殉国，活下来就是苟活，活着就是屈辱，何况逼在眼前的是君王以身殉国。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证明，道德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嘴边的巧言，道德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行为。挂在煤山槐树上的那具尸体，对所有的遗民都是一个锥心刺骨的质问，那是只要一息尚存就无法躲避的羞耻。傅山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读书人终其一生，都不能从这样的羞耻感中自拔。
1645年6月，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右侍郎袁继咸被清军俘虏，袁是傅山在三立书院时的老师。崇祯年间袁继咸曾经被人诬陷下狱，傅山变卖家产率领山西学子赴京请愿，使得蒙冤入狱的袁继咸无罪获释，此事曾经轰动一时。被俘后的袁继咸坚决不降，拒不仕清，领刑被杀之前曾经托人带信给傅山，生离死别之际袁继咸念兹在兹的就是生死难忘的羞耻心：“晋士惟门下知我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袁继咸为友生也。”
1655年7月为“朱衣道人案”入狱一年的傅山获释出狱。出狱后的傅山在诗作中反复慨叹自己的羞愧，“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
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内心深处的情感拒绝和精神反抗，出于安抚笼络汉人知识精英的目的，才有了康熙皇帝著名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各地举荐了一百八十多位“博学鸿儒”，几乎把大江南北的汉人精英一网打尽。顾炎武在得知自己可能被举荐后，再三致信相关官员，断然以死相拒，才得以幸免。傅山无法拒绝地方官员的恳求，只好坐了他们提供的驴车去往北京，但停留在城外的一所荒寺中称病不起，拒绝入城。事后返乡之际，傅山对前来送行的人释然道：“此去脱然无累矣！”庆幸之情溢于言表。傅山所庆幸的不是别的，而是从此往后，自己的羞耻心不必再被别人公然践踏。和傅山同样被迫参加考试的王弘撰在得知自己落选放归后，欣喜万分：“余今归去，宁敢言高，庶几得免‘无耻’二字焉。”
但是，傅山的内心要复杂得多，孤独和悲凉是遗民们无药可医的心病。因为在自己拒绝的同时，他也亲眼看到了趋之若鹜的芸芸众生。出于人情和常识，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拦别人，也没有权力和能力阻拦别人的趋之若鹜。
傅山曾经为一位山西文友的父亲写传，在盛赞了老先生的高风亮节之后，他无比痛心地感慨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来，孝义张公元辅举义死城头外，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
这是在说崇祯十年，山西有十九人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可改朝换代之际，十九位进士里“为山西养廉耻者，二人而已”。可见，“养廉耻者”所要面对的趋之若鹜的芸芸众生多如恒河沙数。
拒不仕清，是遗民们的政治和道德抉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拒绝者自己也看清了这种拒绝对时局、对统治者都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于是他们从拒绝出仕，转而为追求承担文化正统的代言人。在书法上回到源头，让审美的品位追溯古人，师法前朝，就成为他们深邃的精神寄托。傅山的挚友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的辨析，也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精神寄托，所谓“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个不可以亡的“天下”，正是安放遗民羞耻心的天堂。
背负着这样的羞耻，他们走上了自己崎岖荒芜的碑学之路。在荒山野岭、断壁残垣之间孜孜寻访，在斑驳陆离的碑刻铭文中反复印证，在宣纸上千遍万遍地临摹书写，于是，在不可磨灭的亡国之耻，和不可剥夺的文化正统尊严的撕扯之下，在为千百年前所有无名氏命名的豪迈壮举中，他们确立了自信，也确立了新的审美尺度。
而最终，这种确立让羞耻心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儒家的忠孝之道，成为一种良知的身份标记，成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君子之志。
当年，傅山先生掷地有声的新书法宣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如今早已变成了人人皆知的口头禅，可很少有人知道，这简洁有力直逼人心的“四宁四毋”，是从什么样的精神困境中一点一滴地煎熬出来的。
我之所以被傅山先生的羞耻心再三打动，之所以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里流连忘返，实在是觉得傅山和他的文友们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看到我们这个权力和金钱双重专制的现实世界里，精神侏儒症早已是普遍的流行病。香港诗人黄灿然有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中国内地的知识精英们太善于在严酷的环境下让自己舒适起来。诚哉斯言！摇着尾巴做人已经是今天的圣经。
一切都好像是命里注定的。生遭明清鼎革之变的傅山先生，在饱尝了亡国之恨、遗民之辱的历史折磨后，又经历了个人命运的一连串打击：他二十六岁丧妻，自此孤身一人没有再婚。傅山的兄长傅庚早逝，留下四岁的孤儿傅仁，傅山代兄抚孤视如亲生骨肉，叔侄感情极深，可是傅仁却在三十六岁英年早逝。最令人不堪的是，就在傅山去世的前一年，儿子傅眉五十七岁去世，七十七岁风烛残年的傅山又经历了丧子之痛，肝肠寸断的老人悲绝难忍，作《哭子诗》十六首，哭忠，哭孝，哭赋，哭诗，哭文，哭志，哭字，哭画，哀哀不已。
1685年初，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傅山在临终前写下了《辞世帖》：
终年负赘悬疣，今乃决痈溃疽，真返自然。礼不我设，一切俗事谢绝不行，此吾家《庄》《列》教也，不讣不吊。
这是傅山先生的绝笔。
一个旷世的天才，一个狂放不羁的书法家，一个独具慧眼的渊博学者，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一个满怀羞耻而又傲视天下的遗民，终于“真返自然”。一个终其一生在对笔墨之美的追求中颠沛流离的生命，终于可以回到永恒的安详和清静之中。
“礼不我设”，“不讣不吊”，“一切俗事谢绝不行”。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闰六月十九日，出生于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一个书香世家的傅山先生，客居人世七十八载，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或二月）按他的心愿返归自然，把诗文和墨迹留在人间。
2009年6月4日于草莽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