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底，在香港对共产党新政权“口诛笔伐”了三年的成舍我，感到中国的政治巨变已成定局，遂举家迁往台湾。他本拟复刊《世界日报》，但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此时已实行“报禁”，不允许在台湾创办新报或复刊原有报纸。如果确要办报，必须购买现有报纸，改头换面后刊行。成舍我不屑像寄居蟹换壳那样偷偷摸摸办报，向国民党文化宣传部门力争复刊《世界日报》。几经争取，国民党宣传部长陶希圣答应《世界日报》在台复刊，但是陶希圣将此案呈报给最高当局时，遭到否决。后来，陶希圣曾找成舍我商谈，告诉他上面有意让一些过去在大陆有声望的报纸在台出版，点拨他最好直接给“蒋公”写信。成舍我谢绝了陶希圣的建议，他说：“这封信我不能写，因为《世界日报》一向是民营报纸，我一旦写信给蒋公，他必然会对我有所要求，我也必然要对他有所承诺，这就束缚了我办报的手脚。因此我只能正式向政府申请出版《世界日报》，而不是给蒋公写信。”据说陶希圣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大发雷霆，亲笔批示道：“此人不宜让他在台湾办报。”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成舍我就打消了办报的念头，开始在台湾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致力于新闻传播教育，由“一代报人”成为“新闻教育的巨擘”。人生事业方向的这种转变，成舍我曾有如下记述：
我到台湾以后，即准备在台恢复《世界日报》，惟此时台湾已有了所谓的“报禁”，为节省纸张油墨，不许有新报出版，如果要办，只有购买现有一家营业不佳、计划出顶的报纸，改变登记，更换报名。也有不少热心朋友，为我介绍，但我认为办报，尤其此时办报，主要为反共，而非如我过去为开创自己的新闻事业，这是一件何等光明正大的事，既然“国家”不需要我办报，又何必鬼鬼祟祟去顶替别人的招牌？我婉谢了这些朋友的好意，四十一年到四十四年，这几年中，我就断绝了办报念头，一面教书，一面写点评论或专栏之类的文章。四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我在《新生报》写了一篇《需要一万名新闻干部回大陆》的专论，强调新闻教育的重要，许多新闻界、教育界的朋友，看了多劝我，既然你相信办一个新闻学校，训练反共新闻干部，倡导新闻自由，比仅仅办一张反共报纸，功效更大，那么，你何不率性办一所新闻学校？我对于这一建议，再三研考，我最顾虑的，是那时我已快近六十岁，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虽然我无法等待百年，但要看到一所学校，稍具规模，起码得廿年以上的努力，我能否再活廿年？鼓励我的朋友，尤其程沧波先生，他这样说，马相伯先生，在满清末年，创办震旦大学及复旦大学，都是在他六十岁左右，他还能眼见他的学生于右任及其他高足，勋业彪炳，事业成功。那么，安知你不能有他那样的运命。即使万一中途不幸，只要这个学校，有了好的开始，许多朋友，也会帮你继续办下去。世界新闻学校，就是在如此热情鼓励下，开始筹办的。成舍我：《我如何创办世新》，原刊于1976年10月15日台湾《联合报》，为成舍我纪念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建校20周年之演讲。
八十到头终强项当然，办学也需要得到当局的批准。与办报相反，上面对成舍我办学非常热心，主动地促成此事。据女儿成嘉玲回忆，请求复刊《世界日报》被否决后，成舍我没多说话，开始埋头给报纸写评论，并到几所大学兼课。这种沉默的态度，让一些人感到不安，于是有人向当局建议：“成某人是个闲不住的人，不让他办报，也应该让他做些大一点的事，否则会闷出问题来。”经过一番讨论，当局最后认为让成舍我办学校，应是两全之策。于是，“教育部长”张其昀亲自登门，极力怂恿成舍我办学校。
朋友们的鼓励和当局的支持，使成舍我终于下定决心，再度兴学。1955年，他邀请新闻界、文化界朋友于右任、王云五、萧同兹、黄少谷、端木恺、程沧波、陈训悆、阮毅成、张明炜、辜振甫、叶明勋等19人，发起筹备“世界新闻职业学校”。
成舍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筹措经费。他估算了一下，即使开办的是一所高、初级职业学校，除了地皮，至少仍需要二三百万，方可动手。自己虽然很早就做了报业老板，“薄于资产”，但是经过数次世变，早已丢失殆尽；发起人也多为一介书生，家无余财。经过发起人会议研商，决定分别向熟识而有钱的朋友劝募。成舍我也亲自出马，四处募捐。有一次，他接到一位发起人的朋友的电话，要他去拜访某煤矿老板，说这位老板答应捐5000元。该公司离他家很远，当时还没有计程车，成舍我先打电话约定，然后坐了三轮车前往。不料快到公司附近，三轮车的一个轮子突然飞去，把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幸好没受重伤，成舍我站起来拍拍隐隐作疼的双腿，勉强走到媒矿老板所在的三楼。谁知事先约好的这位老板，竟然说临时有要事，请他明天再来。成舍我没好气地说：我明天不能来，可能要进医院了！这位老板总算没有食言，过了几天，派人把认捐的5000元钱送到了成家。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最后募到30万元。成舍我又向朋友告贷，并且将住宅向银行抵押贷款，购得台北县木栅乡沟子口一片荒山野沟作为校址，盖起了一幢简易校舍和一座实习印刷工厂，购置了一些必需的教学设备，真正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1956年10月15日，世界新闻职业学校正式开学，董事会公推成舍我任董事长兼校长。1960年，“世界新闻职业学校”改制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董事会改推萧同兹为董事长，成舍我专任校长。1973年11月，萧同兹去世，成舍我由校长兼代董事长。1975年8月后，成舍我专任董事长，不再担任校长一职。在开学典礼上，成舍我对仅有的63名学生说：“我以年将60岁的老人，敢向同学保证，我一定将我未来的生命，全部贡献给这个学校。”
“世新”创校的最初几年，学校所在地木栅乡沟子口还不通汽车，也没有电话通市区，成舍我每天早晨从信义路丽水街家里，坐三轮车赶往学校，要在高低不平、满地泥泞的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有时上下午要各跑一次。曾经功成名就的成舍我，在花甲之年，还能够如此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确实让人感佩敬慕。在他全身心的经办下，学校事务很快就上了轨道。四年后，当局以“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办学成绩优良，正式核准升格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在当初发起人会议上，成舍我曾郑重地指出，办报与办学虽然同是极其重要的文化事业，但两者的基本出发点却正好相反：近代报纸，是自由经济下大规模营利事业之一，赚钱越多，越显得报纸办的成功。学校则不然，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公立学校，全部支出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政府支付的经费越多，办得越好。私立学校，则全靠私人捐助，捐助的目的，只是兴学，不为谋利，捐来的钱越多，学校才能办得越好。换句话说，就是办私立学校，要陪钱越多，才越算办得成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发起人会议才决定由大家分头募集办学经费。但是苦口婆心一年多，最后只募得30万元。这一结果使成舍我深切认定，要使“世新”不中途夭折，并能够逐年壮大，必须放弃那套等待工商界不断捐助、陪钱越多学校越成功的想法。“我们既不能以办学为营利事业，改募捐为‘募股’，劝人投资办学店，我们就只有咬紧牙关，以工商界私人营利精打细算的精神来办此涓滴归公、非营利的私人学校。”于是，成舍我决定仍采用当年200元创办《世界晚报》再办《世界日报》的做法，以学校现有的这点儿微薄基础，厉行节约，惨淡经营，特别是1968年木栅乡由台北县改隶台北市，学校的地价升涨，“世新”的各项财产合计已达到20多亿元。为了使学校由“专科”改制为“学院”，成舍我竟然一举将其全部捐出，组成“财团法人”。根据台湾的法律规定，财产一旦捐入财团法人，即属该财团法人所有，不得再转移给任何私人或私人企业。“世新”草创之初，经费短绌，成舍我常常把自己在其他学校兼课所得的钟点费、稿费甚至“立法院”的薪俸，都带到学校应急。等到财力坚实了，为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他又慨然捐输，这样的豪情壮举，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成舍我在北平、桂林也办过学校，但那只是自己办报的附属事业。到台湾后，报纸不允许办了，办学就成了自己的“主业”。成舍我最初的构想是办一所新闻学院或新闻专科学校，但是当时当局严格限制设立大学或专科学校，他只好先从职业学校办起，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升格。1960年，“世界新闻职业学校”被核准升格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事业蒸蒸日上，遂于1964年呈请改制为“世界新闻学院”，获准先行筹备。由于种种原因，“世新”改制为学院酝酿了20多年，到1989年还没有实现。成舍我自觉身体日衰，遂利用假期把在美国工作的幼女成露茜召回，帮助自己谋划筹措。炎炎夏日，父女两人对桌而坐，每天都忙到深夜才收工回家。1991年3月，“教育部”终于批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改制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此时成舍我已再度发病，住进了医院。成露茜拿着批文，兴冲冲地到医院去告诉父亲。成舍我拿起惯用的放大镜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还没有看完一行，就迫不及待地对女儿说：“还是你念给我听吧！”他终于在有生之年，听到了自己手创的“世新”，由专科技术学校获准升格为大学的消息。一个月后，他便安然而逝。1997年，“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在女儿成嘉玲手里，又奉准改制为“世新大学”。50年来，“世新”培养了数万名新闻传播专业人才，毕业生遍布台湾、香港各大媒体。在台湾的新闻传播界里，“世新”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老校长”成舍我以自己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培育了巍巍学府，夭夭桃李。有人说，“世新”与成舍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生命交融，不可分离。
成舍我到台湾后走上专业办学之路，是无可奈何之举，并非自己的初衷。自喻为“新闻界逃兵”的他，岂能忘怀自己所钟爱的办报事业？“世新”创办第二年，他就办了一份校内刊物《小世界》，供学生实习。学校改制为专科后，他又把《小世界》向官署申请登记，正式对外发行。为了让学生直观了解一般报社的运作、管理，成舍我特意使《小世界》的组织设置和一般报社大致相同，也分编辑、经理两部。编辑内容方面，如社论、专栏、副刊、新闻处理原则及版面格式等，都有规则式的教学意义，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世界》只是一份学生实习的刊物，而且篇幅仅有四开大，但是成舍我依然像当年办《世界日报》和《立报》那样，全力以赴，饶有兴致。他不但指导学生在《小世界》实习，而且还常常亲自出马采访新闻，撰写评论。1967年8月18日，成舍我从日月潭避寿回到台北，列车进站时，已经是上午10点45分，距下班的时间只有一个多钟头。他先赶往“立法院”开会，然后到“监察院”，向陶百川委员采访有关地方民意代表言责的新闻。第二天，他采写的新闻便刊登在《小世界》周刊一版头条。每一期《小世界》的清样，从第一版的刊头到第四版的广告，他都要亲自校对一遍。某一期的广告栏中，排字工人把“兹遗失牙骨印章一枚”，误排成牙“膏”印章，担任校对的同学都没有发现，竟被他校了出来。他在学生实习检讨会上作为例子，告诫大家：“任何一个字的小错误，都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一位“世新”的学生毕业后留在《小世界》工作，某次疏忽大意被成舍我发现，成舍我在他的采访日志上批示：你再不认真努力，恐怕永远和新闻工作绝缘了。
成舍我最大的心愿是在台湾办一份真正的“好报纸”，但是当局实行“报禁”，他只能在《小世界》这个“螺狮壳”里“做道场”。1988年1月1日，台湾“报禁”正式解除，91岁的成舍我奋其余勇，毅然于当年7月12日创刊台湾《立报》。如此高龄还创办新报，这在世界新闻史上也绝无仅有。
成舍我1947年在北平被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到台湾后仍然担任，直到1991年2月才因老病自动办理了退职手续。不过，早年他在“立法院”以缄默闻名，对政府上的事很少发言。他在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就是位“不提案、不发言、不投票”的“三不主义”者。其实，成舍我不是不说话，而是不随便说话。1955年3月4日，在“立法院”第十五会期第五次公开会议上，他向“行政院长”俞鸿钧提出“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两项严厉质询，让人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感。
关于“人权保障”问题，成舍我主要是针对“国大代表”龚德柏“失踪案”有感而发的。龚德柏曾在南京创办过《救国日报》，是出名的反共抗日死硬派，1950年初携眷到台湾，被蒋介石委以“国大代表”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当年3月9日，龚德柏应邀到新竹“国防大学”演讲，话题虽是反共，但不忘捎带痛骂孔祥熙、宋子文等贪污舞弊几句。演讲结束后，突然不知去向。五年来，龚德柏的妻儿没有见过他一面，妻子急得头发脱落成光头，一家大小，啼饥号寒。龚德柏在新闻界人称“龚大炮”，口无遮拦，人缘很差，所以“失踪”后没有朋友为他奔走。龚德柏当年曾跟成舍我在北京一起办《世界晚报》，任总编辑，后离去自办《大同晚报》，成为成舍我的竞争对手，两人为此还打过“口水仗”。在众人都沉默不语的时候，一向缄默的成舍我却挺身而出，在“立法院”会议上公开批评当局“不审、不判、不杀、不放”的做法，为龚德柏争人权：
这五年中，他究竟犯的什么罪？关在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但似乎谁都知道。这五年中，他没有受审，没有判罪，没有枪毙，却也总没有回家。此外又似乎谁都知道，龚德柏这个人，只在此岛中，云深不知处。有人说，因为他一生信口骂人，人缘太坏，没有朋友替他奔走，所以尽管失踪了五年，“不审、不判、不杀、不放”，主办这个案件的人，也就觉得很放心，不会引起何种反响……诚然，他人缘不好，朋友不多，不过，我相信，龚德柏没有人缘，龚德柏却有人权，龚德柏纵无朋友支援，像这样“不审、不判、不杀、不放”，却可以激起天下公愤。
成舍我又列举了“立法委员”马乘风被捕马乘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第一届“立法委员”。1952年因“匪谍案”突遭逮捕，羁押近三年尚未判决，亦不释放。1955年10月，即成舍我在“立法院”提出质询后半年，才审结定谳，马被判无期徒刑。“军法犯”不允许保释、在港部分“立法委员”被拒绝入台等事件与做法，指出这些都是政府无视人权、侵犯人权的行为。然后，他把话题转向了“言论自由”问题。成舍我指出，政府禁止创办新报刊，可以停止报刊发行一年或一年以上，并非依据“立法院”通过的《出版法》，而是依据1952年11月“内政部”公布的《出版法施行细则》。这一份由行政官署制定的施行细则，许多地方与母法《出版法》的立法原则冲突，“痛快地说，就是违宪”。1951年，国民党当局以台湾印刷材料紧张、报刊数量过多为由，实行“报禁”。成舍我用台湾白报纸产量、千人阅报率等具体数据，驳斥这些理由的荒谬。自己就是因为“报禁”而不能复刊《世界日报》，有切肤之痛，所以他讲到此处，不无动情地说：由节约纸张及印刷原料，就可以禁止新的报纸杂志出版，“这真是天下奇闻”，台湾的报纸不是太多，而是“少得可怜”，“少得可耻”！
成舍我关于“民主政治两大支柱”——“人权保障”和“言论自由”洋洋万言的质询，赢得了全体与会“立法委员”的鼓掌与喝彩。据说，当时他对全场情绪的控制，为“立法院”有史以来所仅有。会后，《立法院公报》予以全文刊载。成又进行整理，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
雷震被捕前一个月摄于自由中国社门口。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国》发行人兼社长雷震，及同人傅正、刘子英、马之骕，以涉嫌“叛乱”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逮捕。成舍我认为，“雷案”即使涉嫌触犯普通刑法，但尚不至于触犯《惩治叛乱条例》，因而不该受军法审判。遂联合另一“立法委员”胡秋原在台湾各大报章发表声明，呼吁勿以军法审判“雷案”：
《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因言论文字涉嫌违法，被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依据《惩治叛乱条例》拘捕侦审……
吾人主张并无“匪谍”或叛徒关系之言论犯或文字狱，得依“中华民国”《刑法》及《出版法》处罚，以期维护“国家”安全，保卫社会利益，但不应以叛乱论罪及军法从事。
雷震自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以来，就其言论而言，其主张“反共救国”，甚为显然。虽若干主张，非吾人所能赞成，惟书生论政，纵涉偏激，若其本旨在“反共救国”，争取民主自由，拥护“国宪”，反对暴力，则此种书生论政之是非，实未可与叛徒之犯罪视为一事。此意固非有爱于雷君之个人，而是爱护“中华民国”法治之前途。
“中华民国”之“反共复国”，现正面临最严重阶段，联合国大会开会在即，苏联、苏联附庸及中立主义者，方竭其全力，欲牵引“匪帮”，篡夺我代表权。“我国”政府与人民，正宜不分朝野，切实团结。有笔在手之书生，对当局之艰苦负责，不宜逞其意气，过分责难，致贬我国际地位，损我政府威信。而有权在手之当局，对书生爱国热忱，评论时政，更应恢宏大度，兼容并包，以民主自由之实据，昭大公大信于中外。否则国步日艰，危机四伏，覆巢之下，宁有完卵？此吾人所以于雷案发生，忧念后果，心所未安，不得不向有关各方垂涕而道，一贡其款款之愚也。
“雷案”发生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正在美国开学术合作会议。为防止胡适在美国作出不利于台湾当局的言行，蒋介石指使“行政院长”陈诚接连给他发去两通电报，告知“政府”抓捕雷震等人的依据，以及将根据“法律”妥善处理该案。胡适回电说“政府”此举不够明智，影响甚坏；既然已成事实，唯一补救方式是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全部公开。美联社、法新社记者问他对“雷案”的看法，他也陈述了同样意见：“雷案”应由法院来审理，不应由军法审判。
雷震等人被抓后，《自由中国》编委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对于《自由中国》上所谓“有问题”的文章文责自负。实际上，大家都期盼自由民主的精神领袖胡适能够回台湾救雷震。何况，他还是《自由中国》的首任发行人，现任编委。但是，在蒋氏父子的软硬兼施下，胡适以换牙医为由，推迟回台。10月23日，他终于回到了台湾。当晚接见记者，他表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自由中国》编辑聂华苓感慨，“光荣的下场”——胡适的话说得很漂亮，“毕竟有点儿风凉”。雷震判刑以后，亲朋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大家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盼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可是星期五去了又来，胡适还是没去探监。聂华苓、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们一起去南港看胡适，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然而，胡适招待了他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
雷震和成舍我都是香港《自由人》的发起人。据聂华苓回忆，雷震在台湾筹组“中国民主党”时，成舍我也曾与闻其事。不过，成舍我和雷震的交情，远没有胡适深远。但是，“雷案”发生后，胡适顾虑重重，成舍我却在第一时间公开发表长篇声明，为雷震争权利。正如声明中所言，他这样做，不是“有爱于雷君之个人”，而是为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不受戕害。作为报人，成舍我是新闻出版自由的坚决捍卫者。1943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虽然全文只有31条，“而对于记者束缚严酷，实可谓无微不至。其中最重要一点，即撤消记者证书，罪名过于浮泛，程序过于简易。”成舍我于3月28日发表《〈新闻记者法〉应速设法补救》一文，建议对此法进行修改。在全国同业的一致反对下，《新闻记者法》最终没有实施。然而，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进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登记，各地新闻界为竞选关系，滥行登记，因此又有人呼吁施行记者法以确定记者身份。成舍我撰写万言长文《辛苦打消的“记者法”万不可再请施行》，以“专论”形式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告诫大家，“记者法中的每一项，施行以后，将不是白纸黑字的法条，而只是锒铛可怕的铁链。我全国记者，对此无限镣铐枷锁的存在，恐真要如古人所云‘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其为惨怖，何待言喻！”成舍我：《辛苦打消的“记者法”万不可再请施行——这是一大串镣铐锁链，我们决不能容许存在，且确定记者身份，亦根本与施行记者法无关》，1947年8月26～30日北平《世界日报》。
1947年8月26～30日北平《世界日报》发表成舍我撰写的专论《辛苦打消的“记者法”万不可再请施行》。不过，雷震还是被“军事法庭”科以10年有期徒刑的重刑，刘子英处有期徒刑12年，马之骕处有期徒刑5年，傅正“交付感化”3年。
1961年元旦，《新闻天地》要出16周年新年特大号。卜少夫在香港又是电话又是快信，敦请老友成舍我为刊物写一篇评说时局的文章。成舍我对《新闻天地》感情很深，戏称其为“世侄”。他说，抛开与卜少夫的私人友谊不讲，单看在这位度过十六寒暑、饱经艰险的“世侄”份上，自己也应该写点东西作为礼物，祝他长命百岁。“但是不幸得很，我最近不知如何，提起笔来，总是兴趣索然，尤其谈到时局，更好像有一块千斤巨石，压在笔上。”截稿在即，成舍我还是无法交卷，只好写信向老朋友道歉。一个在报纸杂志上东涂西抹四十几年，号称“摇笔即来”、“落纸如风”的新闻界“老兵”，何以忽然竟连一篇短文都交白卷？在给卜少夫的信中，成舍我没有直接自我解释，而是转述了另外一位同样没能交卷的朋友的话：
我还可以告诉你，我的朋友，也是你所邀请写稿的另一位朋友，据说也不能交卷。间接传来他不能交卷的原因，是他认为所谓“文章报国”、“书生论政”，绞脑汁，呕心血，唯一目的，总不外希望于国家有益。如果“论政”结果，不特不能发生有益的功效，反而使有权阶级，视为寇仇，轻则警告、围剿，重且封门、坐牢。这情形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军阀统治下，无权而有笔的书生，为了贯彻主张，势必铤而走险，以军阀为革命对象，再接再厉，誓死搏斗。然若时移境异，政府不特是我们的政府，而且我们正在竭诚拥护，盼他领导国民，励精图治，中兴大业，早日完成。不幸这有权阶级中若干顽固分子，要贪权固宠，打击忠良，诤言逆耳，爱国有罪，那么，投鼠忌器，除了“封笔大吉”以外，试问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好在反共抗俄的民主体制下，人们尚有不说话的自由。“封笔大吉”，是否就算屈服？扼杀诤言，是否就算胜利？这些问题，在你和我的这位朋友看来，他相信自会从天下公论，未来事实，得到正确解答。
这段话显然是成舍我的“夫子自道”，他是借所谓的朋友之口，表达对国民党当局“打击忠良”、“扼杀诤言”的愤懑，用“封笔”来消极对抗国民党当局大兴“雷震案”。做过多年“世新”副校长的叶明勋说，陆放翁吊张才叔谏议“许国肺肝知激烈，照人眉宇尚峥嵘”，实为成舍我之写照。
成舍我晚年摄于台北。成舍我到台湾后，冀望国民党打回大陆，自己也能够收回被共产党“抢夺”的《世界日报》，重建“自由报业”。“流亡在这个岛上的军民大众，唯一愿望是‘反攻’”。可是，“每届新年，大家总欢呼就将是‘反攻年’的开始，一到岁末，又不免感到一年容易，再告幻灭。”成舍我：《东望王师又一年》，1966年12月31日，载《小世界》。他一方面对“王师”“今岁不战，明年不征”表示失望，一方面不忘咒骂“共匪必败”。1972年10月，在美国读书的幼女成露茜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要成露茜代问父亲好，并说彼此之间有些误会，令尊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嘛。成露茜回台后将周总理的话转告给父亲，成舍我听后很高兴，并将此事告诉了好朋友黄少谷。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加入了联合国，国民党“反攻”大陆无疑于痴人说梦。从此，成舍我不再多提“反共复国”之事，而是讲两岸的和平统一。1979年，成思危在美国与父亲见面，成舍我认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必然趋势。他认为，从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心向统一，反对分裂及异族入侵的，而且力图保存和发扬中国的文化。1985年父子又在美国见面，成舍我说：“在统一问题上，我是乐观派。”并预言少则5年，多则10年，两岸总是要谈的。1988年成思危携妻女在香港与父亲会面，成舍我特意要他们陪他到落马洲远眺对面的深圳，并表示将来条件成熟时一定要争取回祖国大陆一行。他也曾与女儿相约，退休后要她们带他回北京、上海看看。可是，“坠雨已辞云，流水难归浦”。宋人晏几道《生查子》词句。
直到去世，成舍我也没能再踏上大陆一步
成舍我年轻时喜欢吟诗填词，1916年在上海还参加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到北京后进《益世报》，和同事张恨水唱和，往往通宵达旦。张恨水写《春明外史》，内有一人叫“舒九成”，影射的就是成舍我。小说中描绘杨杏园和舒九成水边联句，实际上就是张恨水和成舍我两人的故事。后来成舍我自己办报纸做老板，也就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了。不过本性难改，诗兴上来，还是禁不住要“抒情言志”一番。1977年8月26日，是成舍我的八十寿辰，门生故旧准备为他举行盛大庆祝。他不喜铺张，提前于8月19日去了美国，作为期一月的考察。在大洋彼岸，他做了一首《八十自寿》诗，以告慰故人。成思危认为，这首《八十自寿》诗，最能反映父亲成舍我“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的精神：
八十到头终强项，敢持庭训报先亲。
生逢战乱伤离散，老盼菁英致太平。
壮志未随双鬓白，孤忠永共万山青。
隔洋此日梦垂念，顽健差堪告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