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当施蒂娜到学校接我回家时，我第一句话就是向她打听那个妇女的事。我问：“她来过我们家吗？”女仆想了一下，摇摇头。但她又说，那个妇女肯定会来找我的……直到晚上，我还在害怕。然而，家里轻松而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我，大家都在等待舞会的开始。大厅里灯火通明，充满了花香和不寻常的气味。妈妈打扮得很漂亮。第一批客人已经到了，那是妈妈的年轻女友，还有一位从不莱梅来的小姐，她是一个人来的，住在我们家里，我总是缠着她。后来，大家都化了装，戴起假面具，但我熟悉内情，知道那个吉卜赛女郎是谁扮的，那个红桃Q又是谁扮的。
现在我必须睡觉去。但我又悄悄地起了床，穿着很少的衣服，摸上楼去，化装舞会已经开始。大厅前面那些房间都空着，舞会改变了一切，我几乎认不出原来这些房间。要是有人走进来，我就赶紧躲到隔壁房间去。这样我跑遍了所有的房间。大厅里的舞会莫名其妙地吸引了我，那里金碧辉煌，传出了音乐声、脚步声、人声和温暖的香气。最后，我径直来到大厅的门背后，那是冒险的，也是值得的。我看见了被柔和的灯光照耀着的裸露的肩膀，看见了像珠宝一样闪烁的头发，看见了像生命一样发光的宝石。人们毫不疲倦地旋转着。爸爸化装成一个外国军官，头发扑了粉，腰间佩着剑，我看了很得意。妈妈化装成一个红桃Q，她靠在爸爸身边，比平时更奉承他。但是当我看到从不莱梅来的那位小姐时，就无话可说了，我只觉得她溜到一位先生的身边去，依偎着他，但愿他不知道她是谁扮的。当时我只有7岁，站在舞厅的门后看到了这一切，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舞厅的装饰体现出一种柔和、明快的风格。我后来才知道这种风格叫“洛可可”，大约十年前才从巴黎传过来。那些舞步，四人舞、快步舞也是从那里传来的。每个细节都是当年从拿破仑三世和美丽的欧仁妮王后的皇宫中传出来的。他们挥霍无度，可是他们的社交风气曾经流行一时，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德国北方的小城市。沙龙文化当时是最受人重视的，礼节也远比后来讲究。人们常做哑谜游戏，太太们在她们女友的扇子上面画水彩画，那些奉承她们的先生们则在扇子上写下他们的姓名。在那个世界，人们以做文字游戏为乐。那是一种奇特的发明，我那时还不懂，后来才从书上知道它的道理。这种游戏是为了发现谁的错别字最少。这种市民的游戏也流行于当时的卢卑克。
化装舞会是豪华而高贵的，不仅迎合了那些一直统治着巴黎的冒险家，而且吸引着德国的上层人物。舞会最后总是以“活的形象”结束，那是为了展示当天的美女和那些奉承她们的高贵男子的真面目……躲在门后的小男孩紧张地等待着，生怕看不到这些活的形象。
突然，门被撞开了，有人发现了我。那是一个佣人，他叫我，说楼下有个妇女找我。他没有注意我当时吓得脸都变白了，晃动着他的燕尾服下摆走开了。我独自站在那里，思考着该怎么办？如果我不下楼去见那个妇女，谁知道她会不会直接上舞厅来，那时就糟了。我宁可自己受点委屈。
那个妇女站在灯光微弱的大门前。她的身后是一个黑洞洞的房间。她还像昨天那样，穿着一身褴褛的衣衫，一动也不动，好像是从黑暗中突然冒出的一座良心雕像。我一步一顿地走近她，想问她对我有什么要求。可是，我说不出话来。
“你打碎了我的盘子，”她声音低沉地说，“我的小儿子没有饭吃了。”
听了她的话，我也哽咽起来。别的小孩的遭遇感动了我，就像我现在被人叫下楼来一样难过。
我到厨房拿点吃的给她，好不好呢？
但是，厨房里到处都是女仆和佣人，我的举动瞒不过他们。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对她说：“请您等一等。”说完我走进她身后那个黑暗的房间。那里挂着客人们的大衣，我从大衣丛中钻过去，一直钻到堆放我的玩具和书的地方。我拿着这些东西，甚至要拿那只天使展翅的可爱的花瓶，但那不是我的。我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了那个妇女，她接过后放在篮子里，走了。我也赶快跑开，去上床睡觉了。
我睡得比昨晚安静些……奇怪的是：第二天，当我放学回家时，发现我送出去的东西都重新摆在原来的位置上。我悄悄告诉施蒂娜。起初她也很惊讶，但很快禁不住笑了起来。原来，昨天晚上，那座良心雕像，那个为了我的罪过而挨饿的不幸小孩子的母亲就是她扮的。
事实上，也许根本没有人挨饿。天知道，那天晚上打碎的是否只是一只盘子。施蒂娜是个很好的演员，她演出她自己导演的一幕悲剧。但我不会忘记这件往事。当时我只有7岁，正沉浸在表面上繁华幸福生活的时候，曾有一次从别人拉开的帷幕背后看见了贫穷，看见了自己的过错。
冬夜里的灯光
文 / 莫里斯·吉布森
几年前，我和妻子珍妮离开了自己舒适的家，来到了数千里外的一个名叫奥克托克斯的小镇。这里位于加拿大的西部，虽说荒凉、偏僻，气候还相当寒冷，但在这里我却深刻地体会到了温暖、友爱和乐观。
在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农民打来电话，焦急地说：“医生，我的孩子正在发高烧，但是孩子太小了，我不敢冒险带孩子过来看病。我听说你不管多晚都会出诊的，所以我想请你上门给我的孩子治病。”
“是啊，那到你那里怎么走呢？”
“噢，这里距离你的诊所有15公里，但是我这里很容易找到的，你出了镇先向西走6公里半，然后转北走1公里半，接着转西走3公里，再……”
他说了两遍他家的路线，可是我越听越糊涂了，还是不知道怎么走。他心里有些急了，沉默了片刻之后，才高兴地说：“噢，医生，我知道怎么做了。我会打电话给沿途的人家，让他们打开电灯，你就顺着灯光开车到我这里来吧，我会把卡车的车头灯打开，把它放在大门口，那样你就可以找到了。”
我开着车上路了，寒风呼呼地在车窗外面怒吼着。这里的冬天总是让人特别的担心，我们不得不提防随时随刻都会到来的风暴，那不远处堆积的乌云，很可能就是下雪的征兆。没有被风暴在野外袭击的人是不会知道它的危害性的。所以，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在毫不设防的情况之下，被冻僵在车里。
正如那位农民电话里说的那样，沿途的人家全部把灯打开了。那时候的人们用电是非常节省的。那些灯光不仅照亮了路，还温暖了我的心，暖洋洋的。一路的光亮指引着我找到了那个打电话求医的人家。
我急忙给孩子检查病情。“孩子烧得很厉害，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我给孩子打了针，又配了一些药，然后交代那农民怎样护理，怎样给孩子吃药。一切安排妥当，我边收拾药箱边看窗外，这时候，外面已经开始下大雪了。我心里有点发憷，那么复杂的乡村路，又是晚上，我怎么认得回去的路呢？
那农民对我说：“现在已经很晚了，医生，你就在我家住一晚吧，明天再回去。”
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必须赶回去，说不定深夜还会有人来求诊。”
花了好久的时间，我终于把引擎发动了，汽车徐徐地驶离这户人家。在这样的风雪夜里，我行驶在陌生的地方，心里还是充满了恐惧的。但是，当我上路后，我发现我的恐惧和忧虑是多余的。只见那沿途人家的灯都还依然开着，黑夜里闪亮的灯光好像在向我致意，善良的人们用他们的灯光送我前行。我的汽车每驶过一家，灯光随后就熄灭一处，而前面的灯光还闪烁着，在等待着我……
我在荒野里前行，听到的只是汽车发动机的隆隆声，以及风的哀鸣和车轮碾过雪的声音。可是我一点不感到孤独，那种感觉就像在黑暗中经过灯塔一样。
交 换
编译 / 艾柯
几年前，我搭乘长途汽车在美国的各城市间艰难跋涉，为我的摄影创作寻找素材。就在那次旅行的最后一站西雅图市，我遇见了兰迪·麦克理。
兰迪大约有六七十岁，但看起来像已经超过了100岁。他的披肩长发灰白零乱，其间夹杂着头天晚上在纸窝棚里睡觉时沾带的杂草。他的衣服乌一块紫一块，浑身散发着酒精和尿臊味。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正站在西雅图市中心的人行道上向路人乞讨。他面带微笑，双手前伸。其实，他每天都这么站着。人们从他的身边来来往往，要么没意识到他的存在，要么就干脆躲避着他。
他的微笑却是真诚和令人愉悦的。那天，我在一旁观察了他很久。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播报对象，于是同他谈了谈，每天付给他一些小钱，请允许以他为对象拍一组照片。他答应得很痛快。随后的3天里，我都躲在暗处，拍摄兰迪·麦克理的生活。他还同以前一样，每天站在市中心熙熙攘攘的街口伸出双手，面带微笑向人们讨钱。
第二天下午，来了一位小姑娘，大约六七岁的样子，穿着整洁合体的衣服，头上梳着小辫。她走近兰迪，从后面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角。兰迪转过身，小姑娘伸手将一个东西放到兰迪的手心里。一刹那，兰迪喜笑颜开。只见他马上伸手从口袋中掏出什么放进小姑娘的手心里。小姑娘也兴奋不已，欢蹦乱跳地向不远处一直望着她的父母身边跑去。
我简直抑制不住，想立刻就从隐蔽处跳出来，问一问他们俩究竟交换了什么神奇的东西，但想到所拍照片的客观性，还是努力地克制了自己。
当这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向兰迪提出了困扰了我一整天的问题。
“很简单，其实就是一枚硬币。她走过来，给了我一枚硬币，我反过来送给她两枚硬币。”兰迪·麦克理解释道，“因为我想教会她：如果你慷慨大方，你所收获的总会比你付出的多。”
我什么也没带，兄弟
编译 / 艾柯
我走过街头，一个老态龙钟的乞丐把我拦住，红肿的，泪水模糊的眼睛，青紫的嘴唇，褴褛的衣衫，污秽的伤口……啊，贫穷把这个不幸的生命噬啮得多么丑陋！
他向我伸来一只通红的、浮肿的、肮脏的手，喃喃地乞求帮助。我摸遍了全身的口袋，没有钱包，没有怀表，甚至连手绢也没有……我身边一无所有。而乞丐在等待，他那只向我伸来的手微微摇晃和颤抖着。
窘急惶恐之下，我紧紧地握住这只肮脏的颤抖的手，“不要见怪，兄弟，我什么也没带，兄弟。”
乞丐用他红肿的双眼注视着我，那青紫的嘴唇流出—丝笑意——于是他也同样紧握了我那冰凉的手指。“没关系，兄弟，”他吃力地咕哝着，“这也多谢了。这也是施舍，兄弟。”我明白，我也得到了他的施舍。
许 愿
文 / 莱昂尼·瑞威斯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妈妈让我去参加一个生日宴会的那一天。那时候，我在得克萨斯州威奇托福尔斯市内一个由布莱克女士执教的三年级班中上学。一天，我带回家一份粘有些许花生油的请帖。
“我不打算去，”我说，“她是新来的一个女孩，名叫露丝，伯尼斯和帕特也不打算去。她邀请了我们全班同学，共36个人。”
妈妈仔细地端详着那份手工制作的请帖，她看上去有一种奇特的忧伤神情。然后，她说：“好了，你应该去，明天我去给你挑选一件礼品。”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妈妈可从未让我参加过宴会呀！我确定如果一定要让我去，我只有去死，但无论怎样歇斯底里也动摇不了妈妈。
星期六那一天到来了，一大早妈妈就把我从床上催了起来，并让我把一个漂亮的红色化妆盒包裹好，这是妈妈花了2.98美元买来的。
她用她那辆1950年产的黄白色汽车把我送了过去。露丝开了门，示意我跟着她走上一段我所见过的最陡峭、也是最让人惊恐的楼梯。
进门之后，我才感到有一种极大的解脱，客厅内的阳光十分充足，硬木地板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屋子里的家具陈旧而又显得特别的拥挤，家具的背面和扶手上还覆盖着白布垫。
桌子的上面摆着一块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蛋糕，上面装饰着9支粉红色的蜡烛，一个印刷粗造的“露丝生日快乐”的印牌和一些我想大约是玫瑰的花蕊图案。
在蛋糕的旁边，摆着36个盛冰激凌的纸杯，里面装着家庭制作的牛奶软糖，每个杯子上还都写着一个名字。
我断定，一旦每个人都来到这儿的话，这将不会是一个很庄重的场面。
“你妈妈呢？”我问露丝。
她低着头看着地板，说：“唉，她有些不大舒服。”
“噢，你爸爸呢？”
“他已经去世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寂，只有几声沙哑的咳嗽从一扇关着的门后传出。过了近15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