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告别墨江警务站的。
我们的车子再过213国道，孙婷、刁宁和值勤的民警、辅警兄弟们热情地站在公路旁挥手告别，我的心充满了感动。
人们哪，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份真诚吧，呵护生命中的每一点闪光吧。
当你恣意地享受新时期这美好时光时，请别忘记在213国道、在其它国道、在许多艰苦条件下值勤的民警兄弟姐妹哟。
没有他们，就没有安宁。兄弟们，我永远是云南公安队伍中的“志愿者”！
二十五、
随着岁月逝去，年纪的增长，有多少恩恩怨怨也应当忘却，有多少事事非非也应当谈去。
但是时间是能够创造奇迹的，时间能抚平伤痛，时间能验明是非，时间能给予历史悬疑以正确的答案。
花开花落，人来人往，故事经历百般，甘苦品尝千种，只有人因血脉而形成的性格是无法改变的。
假如你的心灵深处飘扬过祖辈墓前那一丛无名的小花，假如你牢牢记得父母一辈无意间给你指明的那条做人的道路，假如你为自己的儿女们曾有过几多不眠之夜……
那么，你就一定能够明白，关于血脉与命运的故事是永远讲不完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远走，人生和历史一样无情，将过去深深铭刻在生命的年轮中。
的确，有一种命运叫血脉。
希望是维系人生的原动力，失去希望的生活肯定淡然无味。数十年过去了，我也在向着老年迈步，所谓事业与名利早成往昔云烟，然而有两个莫名其妙的希望却一直缠绕在心，始终难以破解。
一个是关于我家祖辈传下来的那枚翠绿剔透的扳指，我总觉得它并没有丢失，或许仍在某个地方遗存。记得我父亲病危弥留之际，能留下的语言就是“回家”和“板指”这最简单的两个词，可见家与扳指是一样的价值。
我曾问过我的姐姐们：“咱妈真的在文革开始时就把那枚扳指砸碎了吗？她舍得吗？”
一位姐姐回忆说：“咱们家祖宗们的画像肯定是被妈烧了，连祖坟地契也一起烧的，因为第二天早晨我亲眼看见院子里还有烧过的一堆纸灰呢！”
另一位姐姐说：“那时候形势紧张啊！我新买的高跟鞋都被咱妈用菜刀把鞋跟儿砍掉了，恐怕什么代表封建的扳指也不敢留在家，应当是给砸碎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相信，总希望某一天那枚相传十几代人的扳指能由我传给下一代，以作为一种血脉的明证。
另一个希望是关于授予我名字的“师大爷”惠华法师，她老人家圆寂何时魂归何处是我父亲的遗憾，而对她情深似海又毫无下落的张中华最终命运如何，我希望有一个结果。我们心中永远珍藏着长辈们给予的真诚祝福和人生启迪，我们当然应当有回报之意感恩之心。
我原以为这种希望在今生可能是无望了，绝未料想其中之一竟然寻求到了答案。
2010年12月，我与夫人常娥到台湾旅游，本来只是想观赏一番久以向往的宝岛风光，却不料让我能遇到终生难以忘怀的缘分。从到达台北桃园机场后，那种文化氛围和语言环境就没有丝毫陌生感，无论走到哪儿都和在大陆出差旅游一样的感觉。
在台北市游故宫、登101大厦、参观市容、品尝小吃，和在北京也没啥大区别。
再到阿里山、日月潭等着名景点游览，最大感受是当地接待人员的热情特别高，而且态度诚恳、商业气息比大陆要少得多，强买强卖的事儿几乎没遇到过。对于我愉快的心情而言，最大的不便是吸烟问题。到达台北市时导游便格外强调：“在台湾全境，三人以上工作场所及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如果您在旅馆、餐厅、商场、博物馆、游览车、出租车、车站等地方抽烟，按照《烟害防治法》规定，最高处罚新台币一万元。”
好家伙！抽根烟要罚人民币几千块，这吓得我等烟民绝对不敢放肆了。
于是，我在台湾格外小心，抽烟时必先注意有无禁烟标识，或者到酒店大堂门外去过瘾。想不到的事是，一种机缘恰恰由吸烟而来。
12月3日游罢台湾最南端的“垦丁国家公园”之后，我们一路驱车直奔台东市。
路途十分顺利，抵达台东时只是下午四时许，便有了休闲的时间。
我们入住台东市中兴路娜路湾会馆，这是家环境幽雅的“四花级”旅店，似乎位于城乡结合部，所以四周仍有些亚热带的田园风光。夫人常娥和朋友去逛街，我便独自来到会馆大堂厅外的小广场吸烟观景。
碰巧遇到一位也在此处吸烟的当地人，我们便搭讪闲聊起来。这是个五十开外的男人，微胖，穿件花格T恤，谈吐大方不俗。
开始我先问他：“先生，麻烦请问一下，这台东市附近还有几处眷村么？”
他很惊讶，立即反问：“你们大陆客也知道眷村？”
我笑着回答：“当然啦。台湾眷村太有名了嘛！演艺界的邓丽君、王祖贤、蔡琴、林青霞，政界的宋楚瑜、朱立伦、胡志强、马永成，这些人不都是台湾眷村文化的代表嘛。”
他更是吃了一惊，大呼：“哎哟！你对台湾蛮熟悉的呀！”
于是，我微笑着问他：“先生，如果不见外的话，我冒昧地问一句，你在蓝、绿两党中是那个党的支持者？”
那位先生却不笑了，愤愤的说：“管他国民党、民进党，凡是不为老百姓谋福利的，都是王八蛋！”
我听他说话带点儿东北土腔，便又问：“先生的父辈是大陆东北那边过来的吧？”
这下他叹服了，回道：“你真神了，能听出口音来。不错，家父是东北吉林人，我是在宪光村长大的。台湾以前有一部电影，叫《竹篱笆外的春天》，演的就像我小时候的生活。”
我说：“我看过。”说着，递过一支烟，又道“咱们俩有缘哪！”
真是有缘，否则不可能偶遇长谈。先生自我介绍，姓全，满族，老姓爱新觉罗，生在台湾，根在大陆。
听说我也是八旗子弟后，全先生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爱新觉罗氏在台湾还很显赫，你知道小马哥身边有位姓金的帮手，人称‘聪哥’的那位，也是我们爱新觉罗啊！”
这回吃惊是我，我忙问：“你们有联系？台湾的满族人多么？有什么民族礼节和活动吗？”
全先生摇摇头，回道：“人家是国民党的大人物，和我能有什么联系？不过家父在世时，和军界的东北乡亲常联系，这种关系延续到了我们这一代。”
我又问：“你们有个什么同乡会吗？”
全先生叹了口气，说：“现在老一辈不在了，就淡了，少了。记得最后一次聚会是十年前，家父给老上司张中华将军召开百年追思会，来了不少当年的老人和后代子弟呀。”
听到一个耳熟的名字，我一时恍惚，诧异的问：“谁？谁的追思会？”
全先生淡淡地说：“张中华将军，我父亲的老上司。”
我猛然想起父亲生前常提到的“五四青年”
张大哥，想起了张中华与惠华法师未了的情缘，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追问：“全先生，那个张中华后来到了台湾？跟你父亲在一起？你见过他？”
全先生有些不解，疑惑地说：“你别急！我没见过张将军，家父说他早过世了，是个追思会嘛。”
我仍急迫地问：“那、那他儿子来了么？”
全先生想了想才回答：“有个留着长头发的中年人带着太太来参加了，据说是张将军的儿子。不过他好像从始至终都没讲什么话。”
我心头一惊，赶忙又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叫张和平吧？”
全先生回答的很干脆：“不对。那人是英文名，叫汉斯还是汉里斯吧。”
我再忍不住，就问道：“那他一定是个音乐家？”
全先生笑了，不在意地说：“不可能。都说他是在南美那边经商的。哦，不过记得他在追思会上拉了一段二胡，拉的蛮不错呢！”
我急促地大声说：“你们弄错了！他叫张和平！请你告诉我他的电话、地址、联系方式，哪怕天涯海角我也得找到他！”
全先生大概被我的失态吓着了，一边摆手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十多年了，我们再没有联系，家父也过世了，那一辈人的事情早就成历史啰！”
一切恍若隔世。历史的碎片在刹那间编织出往昔岁月的轮廓，同时又在刹那间恢复了破碎的原状。东北吉林张家屯子走出来的张中华，京城“粤海刘家”大宅门里走出来的刘惠华，还有从兴化寺街陈府老宅走出来的我的父亲，以及从菜园六条印刷工人家庭走出来的我的母亲……
那一代人的经历，那一段又一段迷离的往事，恐怕永远不会被历史记载，然而却永留我辈心中。
依稀记得台湾偶遇的全先生说，张和平是因为崇拜一个名叫查维斯的“拉美革命领袖”才移居委内瑞拉的。那么，祝愿和平兄弟在拉丁美洲大陆用你的音乐塑造出真正的和平吧。
不错，因为有了爱，我们的生命才显的美丽动人！
二十六、
历史的车轮辚辚向前，我们的眼前红尘滚滚，人生的命运漫漫无涯。从我的祖辈、父辈而至我辈，都是历经岁月风霜、饱受世间坎坷，人生有成有败。然而，总有一种真情、总有一类气质鲜明地印在三代人的足迹中，让我感到八旗子弟毕竟还是八旗的子弟。
早在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便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在历史大潮中，我记述的家庭变迁，恰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直到本世纪，祖辈、父辈和我辈三代人都不是无能者也并非天使，所以无论成功与失败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价值仅止是立此存照而已。
我不愿意把以往的豪情、真情和柔情埋没，变为一抔黄土，满目荒蒿。只有当我们有所失的时候，可能才会感到有所得的珍贵，无论是青春、岁月、事业和感情。
我们毕生都在追求幸福，为此而努力奋斗，而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是阅历、经验和教训。
我当过地质队员，担任过“文艺团体”的“领导”，充当过所谓“专业作家”，又曾在涉外国企中劳动谋生，最终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我因性情得罪过若干领导，缘于真诚而结识若干朋友，更以无知而犯下过若干错误……我以为，这都是人生途中的一串珍珠。
我祝愿我的儿女，别指望谁都理解你，别管它人说什么，珍惜自己的羽毛，骄傲地飞吧！
我最后的职场生涯是在一家涉外国企度过的，时间又是一个十年。我搞“企业策划”、办报纸、采访写作也曾忙忙碌碌，虽然早早地便被“内退”，但是依旧和一大批身居海外的国企员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是新时期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真正执行者，他们在海外是比外交关系更广泛的中国形象的代表，他们的奉献和业绩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之一。中国的国营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贡献巨大，地位也十分特殊，人称“天之骄子”。
中国大部分国企已经“走出去”了，或在海外投资，或在海外承包工程，他们的成败绝不只在经济层面，政治影响更为重大。
我历来认为，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者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带出一个精神境界高尚、获得社会公认的精英团队，而是带出了一个只懂得利益公享的团伙。从这个角度讲，企业文化的作用绝不可低估。
早在2000年初，我在自己主编的企业报纸上就撰写过“本报编辑部”署名的社评文章，标题就是《二十一世纪企业竞争将是文化的竞争》。
文中我曾写道：“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企业能否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将成为我们在海外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试金石。”
无论作为作家还是曾在涉外企业任过职的员工，我不想展开论述企业文化的俗套，只想就此对中国所有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说几声祝愿。我祝愿中国在海外的国企在市场竞争中亲如兄弟，不要自相残杀，不要做荒唐事，“相煎何太急”？
我祝愿工程承包企业彻底完全实现科学的管理，千万别把“民工承包队”派到国外，我们毕竟是个正在科技强国、努力创新的国家呀！我祝愿国企经理人个个都清廉正直，国家监管措施项项都到位有力，千万不能让国企的主人，也就是老百姓说那里还有“国有资产流失”哟。如此三项祝愿，也是情真意切，姑且供中国国企领导参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