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情，是我们生活中最温暖最闪光的色彩。只有最真诚的友情，才能用无私照亮了别人的路，同时也照亮了自己的心。
友情是不能用利益来交换的，试看那些拥财拥势相互称兄道弟的所谓朋友在关键时候的倾轧撕咬，想必内心是空虚而阴暗的。
我从云南大山沟里走出来，回到北京充任所谓“作家”共计十年，所幸结识了一批真心相助的朋友，否则到不了十年我就该逃离“文学圈”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空前繁荣的首都文学界，我属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又是应当专职歌颂本行业的“行业作家”，想要跻身文坛面临诸多困难。
我忘不掉北京一家着名的文学杂志的编辑朋友，他们慧眼识珠、鼎力相助连续发表了几篇我个人或是与他人合作的中篇报告文学，让这几部描写野外生活的作品刊登上了首都文学大刊，也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
记得我的中篇《挽手，与我同行》发表后，有两家电影制片厂与那家着名文学杂志联系请作者商谈改编事宜，责任编辑热心地安排介绍，比我考虑得都周全细密，至今都让我心存感激。还记得为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武当情泪》的出版，出版该书的出版社从总编到责任编辑前后耗费了多少心血。
由他们反复修改撰写成的向各地新华书店征订的一张“作品介绍”我至今保存在手。
介绍写道：“这是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地质题材长篇小说，主人公秦世汉是一位历经坎坷的地质工程师，又是一个家世颇不寻常的满族八旗子弟……”
这大概是我的写作生涯中第一次被人提及八旗子弟了，故而珍藏不舍。更忘不掉那时在某一家大出版社任职的雷先生，虽素昧平生却古道热肠，审稿改稿之认真且不说，为了我的第一本作品自选集的出版他替我出谋策划、细致安排、逐步指导，没有雷先生的真诚相助，我的这本书绝不可能出版问世。
众多朋友的真诚，让我在文学创作岗位上坚持了十年。
我的“师大爷”惠华大法师曾传授给我的母亲以佛法真谛，即“看破，放下，随缘”，一直是她们那一辈人的处世之道。
此六个字的佛法哲理我自然从小便得到，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或坎坷时也从中汲取到了有益的作用。
实话说，在数十年生活中，我的确见识过为了谋取一官半职出卖良心出卖亲情的人，更目睹过不少一旦小小权势在手便六亲不认、为所欲为、贪财贪色，欺压良善的败类。我写过大大小小数百篇报告文学，我笔下记录过的主人公不少人事业有成，提任了厅局级，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同志也不算太少。
我认真地回想，无论人家官居何位，我绝对没有找他们办过任何一件私事，更没有到过人家任职的地界占过一点儿便宜。
倘自认作家，倘自认知识分子，良心当是有的。我平生最痛恨的事，就是帮助别人一分就图十分回报，拉大旗作虎皮求赞助谋私利。我始终不能容忍的行为是，朋友之间阴一套阳一套，在关键时候以写“匿名信”的手段整治别人。此类小人，实乃鼠辈也。
记忆是无情的，也许今生将以抹去。对于十年“专业作家”的生活许多更感人的采访经历，在我脑海中随着岁月的磨蚀渐渐淡去。
但是，有些莫名其妙的琐事却忘不掉，正是这些无聊之事才让我决心脱掉“作家”虚假外衣。
1993年，按规定的资历、年限、成果等说我都具备了晋升高级职称的条件。于是，我填表申报自己应得的待遇，等待组织审批。
某日，负责审批我们这些人职称的“高职评委会”中一位评委好心地打电话，急召我过去说有点问题需要说明。
到了这位好心评委的办公室，他说有人写匿名信告我，并且信中的话说的非常严重，请解释一下真相。
经我再三恳求，终于见到这封信的原件。此信原文如下：
“×××总编、×××社长：你们好！近曾听到一些传闻，说你们二位正在给陈宏光办高级职称的事。
对此事议论颇多，如说二位可能吃了陈的请、拿了陈的好处，否则不会顶着反腐败的风头干这种事吧？
还听说二位领导有意欲将陈调到贵社，以加强派别力量。云云。陈这个人为人放肆、擅搞阴谋，在圈内名声最差。
你们的帮忙肯定是引狼入室！忠言逆耳，姑且听之，免遭骂名吧！”
此信署名为“不久见面之人”，还颇有点威胁的味道。
在好心人面前，我是冷静的，只问这位评委一句：“您相信吗？”
这位评委说：“正因为写信人说话太过头了，恐怕没有人相信。”
我告诉他：“我够不够评高职，有众多评委会公正地评审。哪怕把这封信拿到会上读，我也不怕。”
他回答：“匿名信，不足为凭。”
离开那里后，我气贯全胸，再也忍耐不住了。虽说是字体故意变形的匿名信，如此恶毒的手段，如此卑劣的诋毁，让我几乎失去了理智。记得那天在召开一个什么圈内的会，我冲到会议室一脚踹开大门，大声便吼：“×××××！（此处删掉5个字）写匿名信的有种就站出来，哥们儿跟你单练！”
如不是众人好声相劝，或许我要闹出更大的动静。
那阵子我刚结交一位新朋友，是转业到报社的一位年轻记者，相识不久便感到他为人可靠，我曾专门约他到办公楼顶人述说心中的不平和委屈。他说这算不了什么，你老哥别当会事儿，小人行为不可能得逞。
果然，我的高职顺利通过，让写匿名信的小人见鬼去吧。虽说他是个年轻记者，但在报告文学领域已崭露出引人注目的才华。读他送我第一本书后，就觉得和他亦有相通之处，无论创作或生活中遇到疑惑，更愿意听听这个年轻人的见解。
久而久之，我们也成无话不谈的朋友。
他的确是真够朋友的人，职务、地位变化不影响友情。
1996年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时，有“不久见面之人”再次以卑劣手段阻扰，正是年轻朋友为我指点迷津，更有早年认识的作家梁、杨二位先生作推荐介绍人，我才得以入会。
其实，那时我已经甩掉了所谓“作家”的虚名，在企业任职，努力加入中国作协就是为了证明我八旗子弟不比写匿名信者差，而已。
1997年初，我在海外采访后写成的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大洋彼岸》和《走遍印度河》均已正式出版，虽然难说有什么纵横捭阖的气势或含蓄隽永的意旨，但是自认为还是属于选材独特能给人回味的作品。可惜的是，出版几个月后毫无社会反响。
我那位相交已久的年轻的朋友读后认为两本书有所创新，可以组织个作品研讨会，让文学界和整个社会关注我所描写的走向海外开拓市场的国企故事与人物。
在他亲手精心策划与操办下，1997年6月20日我的作品研讨会在什刹海畔“文艺之家”召开，主办单位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中国作家》杂志社，到会的是我以往只闻大名从未谋面的二十多位着名评论家，都是我的朋友们一一邀请来的。
会上好评如潮，会后《文艺报》、《文学报》、《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十余家报刊都发了评价式的新闻。
据我现存的当期首都某报记者采写的通讯记载：“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陈昌本称赞‘两部报告文学是中国人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爱国主义正气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拓海外市场中国人的新人谱、群英谱，与以往文学界人士所写的中国人寄人篱下的海外打工生涯不可同日而语！’文学评论家缪俊杰称两部报告文学作品为‘主旋律中的强音’。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着名作家李准在谈到作品主题时赞赏作者敢于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时髦议论说一声‘不！’”
更可喜的是新华社也发了专稿，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称：“陈宏光创作的、反映我国外派工程技术人员在海外创业史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洋彼岸》、《走遍印度河》在文学界引起反响。”
专稿结尾新华社述评一样指出：“八十年代末以来，大批中国人走出了国门到海外创业，以此为题材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作品，诸如《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等。这些作品的镜头瞄准的是在海外创业的个体人物，而作者陈宏光的这两部作品第一次将笔触伸向了一个创业群体。
作者把这一切展现给读者，成为我们了解这些海外中国人生活的窗口，同时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学创作领域。”
至今我未曾得过任何一项国家级文学奖，但是在1997年新华社使用了“第一次”和“开辟了”这样词语评价我的作品，始终是我写作的荣誉和动力。
二十四、
我对红土高原的感情是深厚的，真切的，也是复杂。
但是毫毛疑问，在我的心目中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总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国内及海外我也算走过了不少地方，可是除了故乡北京，只有云南总让我深深地依恋。多年之后，当我倾心完成一大批关于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各类作品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这种“视他乡为故乡”的缘由，其实是内心深处埋藏的一种少数民族情结。
哦，乌蒙滂沱，云岭逶迤，天高云淡……哦，大江东去，红土漫漫，彩云之南……海外五光十色的风光，富豪名流潇洒的生活，固然也令人羡慕，然而云南大山深处那些纯朴、善良而又古老的少数民族平凡人家的日子，更让我久久回味，难以忘怀。
我调离云南回到北京之后，因公因私每年必回云南，最高达一年内往返四次。
无论公职期内还是赋闲之后，我都会寻机到云南采访写作。要说走遍了云南，我不觉得夸张；要说是外省籍深入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最广泛、最多次的作家，我也绝不谦虚。
记得当年在怒江州采访，和傈僳村寨乡亲们饮酒歌唱，一位白须白发的傈僳族长者对我唱过这样一首歌：
“从金子城来的兄弟哟，你是傈僳塞的贵客。
我问过了森林中的山神和树神，也问过了树上的猴子。
他们说还在远古洪荒的时候，我们就属于同一个伟大的创始人。
我们是同一座大山上的树和草哟，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手和脚。
树和草在一起哟，手和脚不能分……”
老人是用傈僳语吟唱的，唱时我只觉得曲调优美、感情真挚。
当朋友把歌词翻译成汉语后，没听完我已经感动的不能自禁。端起斟满了包谷酒的大粗碗，对老人说句“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后，我仰头一饮而尽。
还记得在西双版纳采访时，偶然走进傣家寨子一户普通人家讨杯水喝，没想到热情的主人马上摆桌放凳，端上来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香茶，还有菠萝、香蕉、牛肚子果等一堆水果，后来甚至又上了傣家的粑粑和竹筒饭。
临别时我提议照张相留念，更想不到一家老小六七位马上转身登上了竹楼。我正诧异间，只见全家人都换上了漂亮的崭新的民族服装，小姑娘们头上插了花，男人还戴了一顶礼帽。这种的古朴，这样的待客方式，在海内外我都没见识过。
1991年我就曾住进基诺山，采访过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人数最少的基诺族，甚至跟着基诺兄弟们带上弓弩猎枪进入深山打过猎。我撰稿的专题片脚本就用基诺语命题，叫《基诺，基诺洛克》，汉译就是“基诺山，基诺人的地方”。
我曾与云南电视台国际部合作，作为撰稿人与主创人员采访过多个少数民族，拍摄完成了若干部反映云南少数民族风情与风光的专题片。
其中，由我撰稿的描写彝族火把节的《火的赞歌》和反映基诺族生活的《基诺，基诺洛克》两部专题片，于1992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为中央台对外电视中心发往美国，据相关材料记载在美国播出后“得到较高评价”。
我是不是第一个撰稿介绍云南基诺族专题片到海外的人？不敢说。
但是，我很早就倾情于云南少数民族独有文化的弘扬，这应当是事实。我投入的，是真感情。
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存活于民间的艺术形态永远是艺术发展的根，是取之不尽的源。
由于我写过剧本、搞过宣传队，还试弄过歌词，所以对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也会留意关心。在云南工作期间，我便欣赏过花灯、民歌、海菜腔、大本曲、吹吹腔等在各地区流传的艺术形式，特别佩服曾为多部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曲的雷振邦先生，叹服雷先生在民族民间音乐海洋中的敏感及捕捉能力。
但是，当我知道云南少数民族艺术在白族、彝族、傣族、壮族中已形成剧种时，我已离开了云南，也再难有较长的空余时间进一步关注。
2002年末，我被所任职企业“内退”变成自由之身，就印了一张“自由撰稿人”的名片想深入采访少数民族剧种，增加些感性知识。
真是不巧，一场“非典”病疫降临京城，许多省对北京来客避之不及，我拖了几个月也难以成行。
为了能够在学术角度更深地理解少数民族戏剧的历史渊源及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位置，我经人介绍登门拜访了着名戏剧理论家曲六乙先生。见面攀谈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曲老先生多年以来一直扶持关心着全国各地少数民族戏剧的发展，是国内戏剧理论与评论界少见的此课题的大学问家。
我虽是外行，但却是曲六乙先生眼中的“志愿者”，在听说我本人也是少数民族之后，我们的关系瞬时亲密起来。曲老身居斗室却藏书丰富，不仅借阅了我一批相关资料，还将先生的戏剧理论着作全套亲赠送予我。阅读曲六乙先生的着作后，令我大开眼界，增长了许多知识，对准备从事云南少数民族戏剧剧种“树碑立传”式的自创的“项目”勇气倍增。
2003年初夏，雨过天晴，出行解禁，“非典”重灾区里的北京人终于可以到外省去了。
我一“内退”人员，没啥身份，只到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打了一张盖红印的介绍信，便自费飞赴云南了。到达昆明后，我也没到省作协求助，直接来到省文化厅拜访、说明来意。说来真巧、当担任省文化厅的厅长就是一位剧作家，多少还知道一点我的事情。听说我是从北京来云南采访少数民族剧种的“志愿者”，厅长对我更增加了些热情。
知道我曾以报告文学为擅长，便建议我能以云南彝剧、白剧、傣剧、壮剧这四大少数民族剧种为题材，创作四篇报告文学，为云南建设“文化大省”做出一点贡献。
他不仅向我介绍了省内少数民族戏剧发展概况，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将采访的第一站、彝剧团所在地楚雄州文化局局长，希望当地予以协助支持。于是，我一八旗子弟在云南少数民族剧团的“志愿者行动”就此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