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思想那几个月时间，没啥“从事农副业生产”的活儿，任务就是平地基和盖房子。那地界的气候可能属于亚热带了，露天干活时八九月的太阳晒得我脱过两层皮，头上戴的破草帽根本挡不住烈日炎热。农场领导对人还行，没把我们当犯人看待，让我分外不解的事是那位“富农”同事却暗中与我作对。
刚到农场时，他就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过：“你到底是北京来的，喊口号又标准又响亮啊！”
他还学着我在山头上开批判会上的样儿，举着拳头怪怪地喊：“打倒反动富农分子×××！哈哈哈哈！”
我知道他在嘲笑我，可我竟不知怎样反击，还喊打倒他么？他对我最严重的一次报复是教唆我骑马的事，让我差点儿丢了性命，至今想来也是可怕。农场里养了几匹马，平时我也曾赶着马去拉过米运过菜。
那“富农”大概看出来我喜欢马，某日傍晚他在荒滩上溜马，我从旁走过时他突然特别和善地对我说：“哎哎，想不想骑马呀？这匹马脾气可好了，想骑就骑骑吧！”
我一时兴起，就说：“那你给我拉着点啊。”他说：“没事儿！这平滩上随便跑。”
说着，热情地扶我骑上了没有鞍子的马，还拍拍马屁股让马小跑，他还跟在后面跑呢。
我正得意间，那匹马猛然大叫一声，接着四蹄乱蹬乱跳，发了狂似的闹腾，刹那间将我甩到空中，头侧着摔向了地面的乱石滩，而继续狂跳的马蹄踏下来离我的脸只有几公分距离。我惊恐中爬起来避让，一股鲜血从额头流下来糊住了眼睛。
迷迷糊糊的我看见“富农”似乎在笑，笑的很阴险。我顿时怀疑他是跟在马后面用什么东西狠刺了马屁股，可是我头上流着血手里又没有证据。
万幸！如果当时疯马的铁蹄踩到我脸上，后果不堪设想啊！事后，“富农”啥事没有，我因为私自骑马还受到领导的批评。
我想说，这是“阶级斗争”啊！可我是什么“阶级？”有什么资格“斗争”？
我骑马受伤后没过几天，就是我二十一岁的生日，没有祝福，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几句自认最有骨气的中国文豪鲁迅先生的诗：“命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那天，只有泪，没有酒。
事过多年，我不想指责那些批判过我、处理过我的同事和领导了，我更不愿意回顾、记录我在“五七农场”那段令人伤心的经历。江山风云突变，英雄各领风骚。灾难式的命运促使人成熟，长久的不公自然催人揭竿而起。
1966年12月某日，我带头邀约了同样在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几个大中专毕业生，决定自命为“红卫兵”，自主改变自己的命运。
实话说，那几位年轻学生也都属于出身不好或家庭有“历史问题”的，真正的“红卫兵”组织肯定也不要我等。但是我们必须出师有名，因为伟大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造反有理”呀。
我们用红布黄漆自己制作了几个“红卫兵”袖套戴在胳膊上，高举一面上书“造反队”的红绸大旗，在某日清晨于农场领导办公室前列队准备出发。
我们的决心很大，每人只带上了最简单的衣物，什么被褥、书籍、箱子等仅有的“财产”统统抛弃在宿舍。
毫无警觉的领导惊慌不已，站出来质问：“你们要干什么？”我大声回答：“我们回昆明！我们造反了！”几位“红卫兵”便齐声呐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说：“出发！”
这只小小的队伍迈着坚定有力的青春步伐，又无反顾走出了农场，踏上直通省城的公路……
十七、
真情和忏悔就像人性的底线，不懂真情的人必将虚伪终生，不会忏悔的人肯定有颗冷酷的心。
我怀着纯真的理想与美好的愿望离开北京来到边疆云南，虽然坎坷不断，但是仍然充满对云南各民族兄弟姐妹的感激，那种最朴实的真情始终感动着我。离开农场后，我们几个冒牌“红卫兵”原本计划像“大串连”那些真红卫兵一样，步行向省城昆明。
第一天走了约三十多公里，傍晚路过一村庄时就再也走不动了，站在路旁的老乡们说：“莫走啦！路还远哪，歇歇再去啦！”
没有旅店，我们男女同学分住在两位热情的农民家中。
掺了包谷的米饭是香的，苦菜汤是甜的，青辣子炒的几小片腊肉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诱人。
我知道这户人家是用最好的伙食在招待我们，可当我拿出钱来交饭费时人家却坚决不要。
当家那位大哥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咋个会收你们的钱呢！”
临睡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为我端来了一盆热水，慈祥地说：“娃儿，烫烫脚，打了泡可难得走路哇！”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母亲，激动万分地喊了声“大娘，”
竟然不知道怎样感激老人家。第二天一早，乡亲们送我们到村口，目送我们远行。走了很远回头一看，还有人在村头朝我们招手呢。我举起用黄漆写的“红卫兵”旗帜拼命地摇啊摇，心头像离家一样热浪滚滚。
第二天我们走了没有几公里路，才走上大公路便有一辆卡车停在我们身旁，司机师傅主动说：“小兄弟们，到哪儿去？”我们都喊：“昆明！”
那师傅一挥手：“上车！别费劲走路了。造地主老财资本家的反，留点劲闹革命吧！”
中国人将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称之为“动乱”，我以为那是一场众人演练“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混沌江湖。
纯真的理想、美好的愿望与残酷的斗争、血腥的战场纷杂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在亿万人心上留下了伤疤。或许我还算幸运的，因为以我的家庭背景而言我本来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自“造反”成功地逃出了“五七农场”后，几经辗转我终于回到了省城昆明。
1966年冬日的春城全然失去了往昔温柔祥和的景象，大街小巷到处是乱糟糟的，什么“造反”与“保皇”的激战已经白热化。
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借“造反”之名逃回北京。很快就找到了志同道合者，是一个名叫“1965届大中专毕业生返校闹革命联络站”的组织。
经过了解我获得了宝贵的信息：据称某权威部门已经表态，原则上同意65届学生回校闹革命，所需往返路费由学生所在单位给予报销。我毫不迟疑，第一时间便买到了通车不久的昆明至北京的62次列车硬座票，和大批正在免票“串联”的红卫兵们一起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游子归来，母亲和家人非常高兴，未遭大劫全家安在就是莫大的幸福。什么“返校闹革命”啊，我在北京呆了两个多月，连母校的门都没进过。我没有跟母亲、姐姐们说过我在云南受到批评并且被罚到农场改造的事，尽量多讲些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似乎我在那里生活的很快乐一样。
母亲单独给我说过在“破四旧”高潮时被迫烧毁了家谱和觉尔察氏列祖列宗画像的事，还十分悲伤地告诉我：“你是长子，本应当传给你的。我这么做是对祖宗们的大逆不道哇！”
我就安慰母亲说：“妈，你从小教育过我，活着不孝人死了白穿孝。咱们全家平安，心里有长辈，这就是大孝。”
1967年的春天，我的父母和全体六个子女在北京团聚，这是我家最后一次齐聚一堂的节目，过得分外开心。
我父亲嘱咐了我一句话：“云南虽好，不是你一辈子呆的地方。我是无能为力，但你要努力争取，早晚也得回到北京。
记住，你是咱们觉尔察氏的传人。”我点头称诺，却没有底气，感到前途一片渺茫。闲逸的日子不可能长久，春节后不久我所在单位发来强硬通知，说我若再不返回云南参加运动，工资将被停发。没有什么行装可收拾，我背上随身衣物，带上母亲给煮的几个鸡蛋和温暖叮咛，再次蹬车赴云南。
归队后我第一件事是找财务科报销我返京的往返火车票，管事的领导说按“串连”报没有正式中央文件，按“探亲假”报销又事先未经批准，所以久拖不报。
我真气坏了，和几位同样遭遇的学生找来大白纸，由我亲手用排刷写并贴出一条大标语：“当官做老爷的滚你妈的蛋！”
这就是我文革十年唯一手书的大字报了。
海聚八方水，山崩一声雷。洛阳千车纸，而今九成灰。
少时多磨砺，老来风难摧。文章千古事，急立实可悲！中国的文人，或称知识分子者，古往今来就是喜欢忧国忧民，言必称以文载道。
早年间便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近代则闻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之伟言，均昭示着知识界的思想主流。
我从不敢妄称文人，哪怕是后来混入所谓“作家”行列也未敢把自个儿真当个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说来惭愧，文化大革命中我没胆量持棒扛枪去扞卫那帮那派的正义，大多数时间是靠着一点文艺才能、文字功底混迹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朗诵、唱歌、演戏、写小剧本混饭吃。
我所在地质队驻地小县城，和云南全省一样曾陷入深度派性斗争，也发生过动枪动刀的武斗，地质队伍自然卷入了地方社会的政治斗争中难以自拔。只要形势紧张、酝酿武斗，我远在北京的家人闻讯就会发来一封简称：“母病重望速归”类的加急电报，我会据此请假逃回北京暂避一时。
为此我没少遭人嘲笑，事后却证明此乃明智之举。在我的同学和校友中，确实有人死于武斗，更有数人因文革纠纷而被判刑，让年轻的生命付出了莫须有惨重代价。而我虽然做不到以文载道，但是的确在动乱年代里得以靠文字谋生了。
我们的生活至今如此，我们从不缺少制度、规则和各式文件，缺少的总是创新、创意和与众不同的创造。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终于进入“专业文艺团体”，虽然仅止是个县级的剧团。1968年，党中央为了及时制止全国的混乱局面，决定在地方实行“军管”，由解放军派出干部介入地方政治，协助各地组建新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我所在县城也实施军管，一批驻军干部来到小县，当时均称“军代表”。
在全县隆重欢迎军代表的大会上，由两派混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一场文艺演出，演出节目中包括我写的一个独幕话剧，剧名挺俗，叫《拥军爱民的凯歌》。名字虽俗，但是我写的剧情及表演形式并不俗。我毕竟是个话剧爱好者，在北京看过不少人艺、青艺的话剧，对郭沫若先生的历史剧更是偏爱，所以写成的小剧本较有个性，在阶级斗争至上的年代中属于能煽情、有细节、略带人性色彩的作品。演出效果颇佳，二十多分钟的话剧动情时观众中有人落泪，落幕时掌声也格外响亮。
演就演了，我没当回事，不料一个小剧本却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在业余性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只是小人物，从本单位到派系都没啥职务位置，乃一“革命群众”也。演出晚会过后不久，便风传县革委决定要恢复原来县剧团、县文工团的编制，组建正规县级文艺宣传队，科级编制，事业单位。
由于当时恰巧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而大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大多数人属于各学校在校生，并且不乏“造反派”风头人物，所以竞争变得十分激烈。某日，县革委派人通知我到政府办公处，说县革委会主任、首席军代表找我谈话，这叫我十分意外。县革委会主任原来是驻军某师作训科长，平日很威严，见到我时也很严肃。
他开门见山便宣布“经县革命委员会研究，任命你为县文艺宣传队指导员，一把手，今后负责文艺宣传队的工作。”
开始我真蒙了。指导员？一般不都是连队党支部书记么，我不是党员，连团也没入过，当个什么“指导员”合适吗？再者我并非本县职工，野外队当时叫做“中央企业”，我怎能到地方任职？解释一番之后我才弄明白，所谓指导员一职完全是为工作方便，而派驻我们野外队的军代表只是个营职干部，“借调”我到地方工作的手续早是一路畅通。
于是，我摇身一变成为了县级“专业文艺团体”的领导，从此开始了长达将近五年的文艺生活。事后方知，这次首席军代表正是在欢迎晚会文艺演出中看到了我写的小话剧，当时就让人了解剧作者的情况，并予以关注。在研究组建县文艺宣传队事项时，指导员一职由此一锤定音。那一年，我只有二十三岁。
我曾读过一位知名女作家撰写的中篇小说，题目叫《这个鬼团》，说的正是文革时期文艺团体的状况。
我也曾看过新时期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剧情仍是那个时代部队文艺宣传队的生活。单调的剧目，被压抑的爱情，年轻人的叛逆，领导者的教条等等，大概是许多此类作品的主线。我的亲身感觉并非如此简单，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的四年多的文艺宣传队生活，始终是我难以忘怀的真情时代。
与我同甘共苦的许多人至今是我的朋友，正是那段经历使我把云南视为第二故乡。近五年的生活太丰富多彩了，以至我无法一一记述。我们这几十个“文艺工作者”，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个个是吹拉弹唱、演、舞、说等无所不能，舞台上充满了青春活力，生活中像弟兄姐妹一般融洽。
虽然也受到政治形势因素影响有些纠葛，但是相处中始终一片坦诚。我们曾身背行李和乐器、服装、道具，翻山越岭走遍了县境以内的村村寨寨，把活泼生动的节目送给各处的农民乡亲；我们曾精心制作、认真排演的各式各样的专题晚会，到处慰问驻军、医院、学校和矿厂；我们曾不畏困难、力排众议破天荒地在小小县城上演正规的全场芭蕾舞剧《白毛女》，产生过让我们十分骄傲的巨大反响；我们也曾作为党的政策的宣讲员，以工作队的形式深入到穷乡僻壤……这些极平凡的工作，由于我们这伙年轻人的热情和机智，每一项都做得有声有色，吃多少苦、受多少累也没有人声张。
最为难得的事是我们有无穷精力，特别能创造，许多现今文艺团体无法复制。
比如乐队没有大贝斯（低音大提琴），又没钱买，我的队员竟然自己手动制造出一把一人高的提琴来，音色、音量与乐器厂生产的没差别。比如到军、地各单位慰问演出，我们总要到达后就组织采访，当天晚上的演出必定要有一两个结合该单位实际的小节目，往往能获得最热烈的掌声。
最特别的长处还在创作，我们排演的现实题材剧目，基本上是自己创作的作品，生活气息浓、语言有特色，能切中群众当下关心的事务，故而大受欢迎。曾有解放军某部要来特招我们的主创人员和主要演员，曾在参加市级汇演时市文工团要将我们整个队伍全体收编，虽然由于县领导的阻拦统统没有办成，但是足以说明我们这帮年轻人还是在舞台上创出了自己的特色和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