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现实怎样不尽人意，亲情却总是温暖着一家人。
父亲远在异乡，姐姐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
在我二姐慧媛读到高中三年级时，突然又传来一个消息，说我父亲曾经供职过的那家电影制片厂要招工，并且优先照顾招收老职工的子女。确认此事后，我母亲再次做出决定：让二姐去考工。我的两个姐姐在学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高中阶段都属于班级学习成绩佼佼者，能考取大学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母亲对我二姐说：“媛儿，你年龄已够了，条件也合适，去厂里当个工人吧。”
二姐慧媛一直梦想当个大学生，当然不大同意母亲的安排，也曾尽力辩解：“妈，我马上快毕业了，我考师范大学将来当老师还不行么？”
没想到，我母亲坚定地说：“招工的机会不能丢。退学吧！”
听到退学二字，二姐顿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耐心地说：“人有没有本事，不在乎学历。一辈子长着呢，能不能成才，全靠自己的努力。你要进了厂，可比你姐当临时工强，挣钱也踏实，妈心里多踏实啊！”
高中退学手续是我母亲领着二姐亲自到学校办理的，办手续时连学校领导都再三挽留，说是二姐不读大学实在是可惜呀。我的两个姐姐为了我们的家，为了弟弟妹妹，均无奈失学，早早就业，造成了她们人生路上的重大遗憾。
在关键抉择时刻，她们都曾垂泪多日，暗自失落，然而又都按照母亲的意志坚定不移地走了自己的路。她们在家庭困难时期做出的牺牲，是弟弟妹妹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同样，1961年秋，我撕毁了一所首都名校的高中录取通知书，走进了完全陌生的艰苦专业的专科学校，因为该校每月有十三块五毛钱的生活补助……
春风秋雨，洒过岁月，多少痛楚变成了我们姐弟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抹亮色啊！
父亲远走东北之后，每年享有十二天的“探亲假”，全家每年得以团聚的这十二天，或许才是最幸福的日子。尽管在买什么都要凭票凭证的年代，尽管每个月只有几两油、几两肉的日子，但是父亲探亲归来时，母亲一定让他享受那种岁月里的最高待遇。我们家子女多，能领得的肉票、油票、糕点票、副食品票、粮票中的细粮票等等，按比例说就比人口少的人家要多一点。
由于粮食凭票按定量供应，定量极有限，而平日又没有什么油水，所以孩子们基本每日都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经济上就要紧算紧花，每一分钱的支出都得有计划了。
父亲下放东北后似乎行政级别没有改变，每月的工资是九十多块钱，他每月按时寄六十块钱回北京，供养着为我们全家。倘若那钱因为什么原因迟到了几天，我们家肯定就陷入困境，几乎揭不开锅了。到了那种将要断顿的时候，母亲总是硬撑着，在家里寻找一点还算值钱的东西，卖给沿胡同收购的“打鼓的”人，尽量给儿女们一点糊口之食。也有撑不下去的时候，母亲羞于亲自出面借贷，偶尔借钱度过饥荒的事就让我这个大儿子出面。母亲让我去借钱的人家至今我还记得，男主人姓程、女主人姓杨，二位都是延安过来的干部，程叔叔是非常着名的大摄影师，他们级别高，日子比我家富裕。
我去他们家借钱，也是又羞愧又腼腆，只敢低头红脸地说句：“程叔叔、杨阿姨，我妈说我爸爸的工资没寄到，让我跟您先借五块钱。”
叔叔和阿姨马上递过钱来，还亲切地抚一下我的头，总会说：“五块钱够吗？要不多拿一点去吧。”我说声“谢谢”便逃脱似的离开了他们家。
隔几天，只要父亲的汇款到了，取回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母亲让我到程叔叔、杨阿姨家还钱，并且再三嘱咐我说：“一定要谢谢人家啊！别忘了啊！”
就是这样窘迫、困顿的日子，父亲回北京探亲那十二天里，我母亲保证父亲天天吃上点儿肉菜，顿顿喝上口小酒，并且每年一定用节省下来的布票给我父亲买件新衣裳。家里困难的事，母亲从来一字不提。我父亲每年的探亲假基本上都安排在农历春节期间，总是在大年三十之前回到家，正月初五之后离开北京。这不只是为了佳节的团聚，最重要的事情是父母要按照满族人家的传统完成“烧包袱皮儿”的祭祖大礼。
由于父亲远赴东北，往年间农历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的“烧包袱皮儿”礼仪就被迫取消了，只由母亲悄悄烧点纸钱“送寒衣”孝敬一下。而农历腊月三十的祭祖，则是父亲统领全家参加的唯一大礼了。自1958年“大跃进”起，替我家看祖坟的庄户再没有进城送过玉米、红薯等秋鲜，由于政治形势变化以及事业上的诸多不如意我父亲也没有再去东直门外上过坟。
1960年我父亲被“下放”东北临离开北京之前，曾带着我和弟弟三人乘公交车去过一趟东直门外安家楼，那时才发现所有的祖坟完全不见了踪影，旧时的坟地已变为一片工厂和楼房，仿佛从来不存在觉尔察氏列祖列宗灵魂的安息地。
父亲很茫然，我和弟弟只会好奇，只听父亲叹着气说了一句：“怎么没人通知过我呀？”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命遭华盖，无可奈何而已。正缘于这一切变故，我们家腊月三十日“烧包袱皮儿”，似乎已经是每年唯一还带旗人风俗意味的礼节了。
再没有卖旗人纸活儿的纸铺，更没有木板印刷的正规包袱皮儿，甚至连金银纸锭儿也难寻觅，祭祖的仪式只能因陋就简了。大信封是我母亲用从文具店买来的黄纸手糊的，信封内装的是我们兄弟姐妹用白纸剪出来的纸钱，信封上的祭奠人姓氏则是我父亲用毛笔亲自书写的。
我父亲的毛笔字写的很棒，特别是草书，大有苏体之风。但是写包袱皮儿，则必须是严肃正规的楷体，间或有两行我们完全看不懂的满文。最为隆重的是只有到了那一天，我母亲才从终年紧锁着的旧木箱里取出一捆画轴，将十三张祖宗画像一一铺展在大床上，然后把小香炉里插着的香点燃，由父母亲率领子女们跪拜。那时的画像已经泛黄，并且有明显水渍，但是一位位祖先风采依存，依旧目光有神，凝视我们这一家生活困顿而未忘祖宗的后代。每年那一刻，心中总会充满不可理解的神圣。
我家的最后一次祭祖是1965年春节，因为1966年我父亲未能按时回京探亲。记得那一天父亲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重积德则无不克，有孝心则人长安。我早晚要回北京的，你们多孝敬母亲比祭祖还重要啊！”
五、
或者是苍天有眼，或者是天命注定，我父亲被“下放”工作的地方是萨尔图，而萨尔图与八旗子弟的成长的确有点儿历史渊源。萨尔图这个地名本身就是满语，译为汉意大概应当是“多风的地方”或“风大的地方”吧。
此地原归女真杜尔伯特部，清初八旗创立后杜尔伯特部内附，萨尔图即是游牧之地也是八旗子弟骑射习武之场。民国二年归安达县所属，而安达这个地名却又是蒙古语的汉译，其蒙语意思是“朋友”。
我父亲离开北京来到“朋友”之处，但这是个“风很大的地方”，此后经历的一切似乎都在天意之中……
离开是非纷争的首都电影界，来到黑龙江省这陌生的地界，我父亲被分配到一家从事某类地产商品贸易的小公司，在小地方萨尔图当了一名销售会计。我不想准确提及这家公司的名字，是因为他们之中的所谓“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极不公正地对待了所谓“有历史问题”的我的父亲。
从电影拍摄场记转换到边远小公司小会计岗位，为了谋生养家我父亲一定是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没有被降级、工资能按月按时寄回北京让妻室儿女们有口饭吃，应当证明我父亲最终还是胜任了新职务。在适应了新环境之后，开头几年的东北生活还是有点乐趣有点滋味的。首先是因为同一批“下放”到此地的大多是北京文化界人士，同病相怜自然有着某种共同语言。电影界的、写作圈的也有些熟人，“忆往昔峥嵘岁月”或者能营造出自我安慰的氛围，弥补些许思乡之愁。
特别是一位姓沙的着名诗人，在萨尔图与我父亲成为挚友，谈诗论文更能让人忘却落魄的境地，在精神上避免空虚。有一年父亲回京探亲，曾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说了件奇事，他说在那个东北小县城里竟然吃到了“驴打滚儿”，那味道也不亚于京城小吃。
他还跟我提到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说林海音把北京的旧事儿都写活了，不单是写活了古城墙、骆驼队、拉洋车的、卖取灯儿的，连“驴打滚儿”的制作方法她都写的准确无误。我父亲知道我也喜欢文学，还特意对我说：“人家林海音是台湾苗栗人，能把咱们北京写得这么美，让人敬佩，也让咱们北京搞写作的汗颜哪！”在他对林海音的赞美语言中，我听到的是我父亲对故乡北京的依恋，心里很不是滋味。
无论处境怎样艰难，我父亲对文学的追求和爱好是始终如一的。他绝对不是所谓的文学家，然而却是文学艺术不渝的守望者。大抵是源于血脉的遗传，我自入读艰苦专业专科学校后，也尝试开始写东西，无非是幼稚的诗歌、散文类的涂鸦。但是，父亲却倍加赞赏，多次予以鼓励。虽然父亲远赴东北黑龙江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极少，可在父亲回家探亲那难得的团聚之时，我们父子仍然会交流文学领域的事。当然，时间极短暂，而且是父亲教诲引导我的交流为主。最难忘的一次约在1964年父亲回京探亲时，父亲的谈话影响了我的文学爱好乃至人生的态度。记得那晚父亲去看了一场新编的京剧现代戏（后来被称为“样板戏”那一类），观剧归来兴致未减，坐在堂屋里与我聊了一阵，话题由他历来喜欢的京剧引申到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父亲说：“京剧要走现代戏的路子肯定对，否则怎么发展呢？咱们中国呀，历来是个海纳百川的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艺术形式，京剧就是从南方传到北京才形成的嘛。
我小时候读了许多老书，四书五经也是有用的东西，就看你怎么用了。比如你爱写作吧，老子说大象无形、大智大愚、大音希声这三句话，只要能真的弄懂了，就能写出好作品。”
我那时没读过老子，听的似懂非懂，也觉得父亲所言内涵深刻，便问道：“爸，写出大作品那些人，是不是天生的聪明？”
父亲笑了笑，耐心地告诉我：“你说的天生的，也是老书里的词儿。从《周易》开始就是讲天意、天理、天道什么的，让人信天，直到《水浒传》也是讲什么替天行道。
但是我告诉你，古来中国就有另派学说，孔夫子其实就讲人道、讲后天，所以他才是教育界的宗师大圣人嘛。”
大概谈话太广泛而且宽松，以至我提了个绝对不应该提的问题：“爸，后天努力就能出成果么？我从小就听奶奶说过，您解放前就写小说，还在京报登过，可是怎么后来没当作家呢？”
父亲默然片刻，叹了口气才说：“我跟你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写东西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想着当什么作家。像俗话说的，走哪儿算哪，见好就收吧。现在不同，毛主席都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批搞写作的人还拿着国家工资，多幸福哇！”
我已感觉有些失言，便忙转移一下话题：“爸，你以前发表过的东西，我怎么一篇没看到，您收在哪儿了？”
父亲马上回答：“早就都烧了。”
我愣神时，父亲语气和缓地又说：“我那些玩意儿，没有保存价值。我知道你读了不少书，可有两个人的东西你以后应当好好的看看。现代的是张恨水，古代的是陶渊明。”
我赶快回答：“我一定看！好好学！”
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张先生一部《啼笑因缘》写透了人间悲欢离合，那陶渊明的一首《归去来兮辞》啊，真像人所说是两晋文章，唯此一篇哟！”
风云变幻，人事无常。多少年过去，那仍是一个让人怀念的夜晚……
解放以后，中国的文人或知识分子对文艺领域的论争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敏感度，因为历次论争最后都能发现具有浓浓的政治色彩。
1965年11月内，先是上海《文汇报》首发，隔不久是全国各大报转载了由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然也引起了我父亲的高度重视。他觉得文章竟然点名批判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其政治背景一定不简单。
我父亲当然不认识大人物吴晗，但是吴先生的明史研究成果以及剧作在首都文化界是有很大影响的，不少人都敬佩他的学识文章。
在萨尔图那个小地方，我父亲在极小的朋友范围内议论过姚文元的文章，大家都认为北京要有一场风波，不知什么人要倒霉了。
中国人对海瑞、包公等这一类清官历来是十分崇拜的，谓之为代表天意、代表民心，以为清官就是社会的正义。
记得我父亲曾让我背诵过《朱子语类》中的一段格言式的话，朱子语曰：“试思人以眇然之身，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可以为圣贤……”
在父亲远去黑龙江后的一封家庭通信中，他也曾引用孔夫子的话用极乐观的态度鼓励在北京的儿女们要上进。
父亲信中这样说过：“我在边地，恰如孔圣自述所言，‘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你们自当更应珍惜时光，努力进取，学有所成，报效国家。”
这些记忆的碎片只能证明我的父亲被“下放”东北后的心境依然是宽厚的，并没有真正的防备浅薄的嫉恨、无知的轻蔑和残酷的阶级斗争。正因为心境如此，所以我父亲在单位组织的政治学习中，很正常地表达过自己对批判《海瑞罢官》的观点：“我认为关于剧本的评价属于戏剧理论的不同认识，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海瑞这个清官形象不能否认，因为清官就是老百姓追求正义的希望。”
我父亲当然不可能知道，此时在北京，在中央领导层内，政治斗争已经进入火并阶段。
那时候中共北京市委已被定性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而毛泽东主席已经直接介入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已不可避免。
因为毛泽东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而“罢官”一词又直指几年前中共中央召开的“卢山会议”，直指彭德怀等一大批中共高层领导人，所谓“学术问题”立即直接转化为政治斗争。
所以我父亲断然想不到，最初阶段的政治学习中的极正常的发言，将会引来自己人生命运的大灾难，甚至波及家庭，波及子女，遗患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