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茵告诉余伟一件奇怪的事。他们女研究生楼上最近连连发生失盗现象，女研究生的内衣内裤一旦晾在外面，就被人偷盗了。她的一件内衣也丢了。
“真恶心！偷什么不好，偷人家那些东西！”笑茵摇着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不这样认为。我在国外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说‘我在国外的时候’这几个字，多别扭！”笑茵嗔道。这是他们正式接吻确定恋爱关系的第七天。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一周以后，他们就在现实中见面了。互相都很满意。笑茵唯一对余伟不满的就是，他老是把“我在国外”当做开场白。刚开始时，以女孩子的虚荣心，她还是颇有些自豪感，后来宿舍里的女生说他像《围城》里的某个人物时，她就也觉得他有些愚了。
余伟也不生气，继续说：“在国外，这种现象实际上很多，尤其在美国等一些工业文明很发达的国家。很多的意思并不单是说发生的事件比我们多，还有他们比我们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与治疗。我也曾临床接触过好多例。起初，我也觉得这些人的行为很恶心，后来我就不这样认为了。他们是有病，有心理或者生理方面的疾病。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我就不信，他们连自己的行为也控制不了。我看，他们是缺乏起码的道德羞耻感，已经构成犯罪，应该将其绳之以法。”
“太偏激了。你以为这些人不痛苦吗？你以为他们也想这样吗？他们也知道这样不合适，可是他们由不了自己。再说，这些人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就是因为道德的束缚，使他们有了心灵上的疾病，如窥阴癖，露阴癖——你还没听过露阴癖吧，就是专门在异性面前露出他的那东西。你大概没见过吧？”
笑茵就笑，虽然没有回答余伟，但却想起了上初中天天挤公共车的时候。那时候，招手停啊什么的还没有，所有的人都挤公共车。班上有几个坏男生，一下课就在那里大声地说一些下流的事情。实际上有时候，他们是专门说给他们女同学听的。听他们说，他们经常在车上碰着一些男的，专门把那东西掏出来，在女人身上蹭。真恶心。她们好奇，可是既不敢看，又想知道是不是那样。最终还是没看到。上大学的时候，女生楼上住了一层男生。中间的楼层旁就是厕所，有很多男生在夏天的晚上，常常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若看见女生来了，还特意那样。有几个女生爱看。她们宿舍就有一个，一到晚上，她就讲一些男人的事情。说真的，她虽然觉得恶心，但听起来很过瘾。
余伟认为不能敌视那些人，他们就是因为被周围人歧视、无视，因为他们内心的自卑，还因为他们不幸的家庭生活才这样的，这不仅仅是他们的错，要说错的话，就应该还有社会、家庭和教育。
道理听起来是正确的，但笑茵还是气愤不过。无论如何，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这个道理就通了，可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这个道理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余伟为了说服笑茵，又说起一些他见过的变态狂的事情，说得笑茵越发害怕。她也想通了，不过，她不敢在宿舍里住了。
晚上，笑茵的父母要见余伟。余伟请他们到欧亚中心去吃饭。笑茵的父亲是一个作家，那种老派的很严肃的作家。年轻时候写过不少政治诗，后来写小说，主要写他在插队时的经历，实际上是杂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为一体的那种小说。他总是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身负重任，虽然他也没有写出多么出名的作品，但他的这种精神还是令余伟感动。他在性格上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话很多，总想和人交流。交谈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表达他对社会和各种事件的看法。他很高兴，他读过余伟的很多东西，包括他的心理学博士论文。余伟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大学时读的是中文专业，发表过一些作品。在国外读博士时，他给国内的一些报刊投过很多稿，发表得更多了。不过，都是些感想式的文章，思想的内容远远大于艺术价值。
吃饭的当儿，笑茵就把她们楼上发生的事当笑话告诉了父母。笑茵的母亲一听很害怕，担心笑茵会出什么事儿。她是一个公务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笑茵的父亲一听，则大骂社会风气的恶化。他认为那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但归根结底是社会造成的。他说：“我插队的时候，倒是常常听说过这样的事。那时候吧，是社会不好，而且做那些事的都是些不怎么样的人。我上大学时，就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这种事怎么能发生在大学里呢？大家都在拼命地读书、学习，谁都很珍惜大学里的时光，哪里像现在的大学生，整天想着谈恋爱，浪费大好青春。你看，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你呀，老觉得那时候好，现在社会环境不同了，你还是老脑筋。”笑茵的母亲嗔道。
他一听，更生气：“咱家邻居那个演话剧的老周，还得过梅花奖。他有一个九岁的女儿。有一天，他气愤地说，他在楼门口曾看见几个小孩子在摹仿着电视里的床上镜头，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孩子还不是咱们楼上的？他说，他现在就非常为自己的女儿担心，害怕出问题。可怎么能防得住呢？你总不能天天跟在她后面，也不可能禁止她跟社会接触。真是叫人担心哪！”
余伟说：“在国外，人家就不一样，很早就给孩子进行性教育。不管是学校里有这样的教育内容，即使是家长也不怎么忌讳，所以他们对性有一种开放的认识，不神秘，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把这种现象视为禁区。人有一种心理，就是越是禁区越要闯。”
余伟给他们讲他在国外目睹的种种现象，老作家大概早就不高兴了，委婉地打断他的话：“现在的年轻人，一说就是国外，仿佛国外的什么都是好的，我们的什么都是错的。”
笑茵也白了一眼余伟。余伟感到很委曲，也很后悔，赶紧解释：“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情在国外是很普通的事，只是在国内才刚刚被人注意。实际上，这种事情在国内也不是头一例。早在五年前，我还在国内读硕士时就在一家小报上看到过类似的报道，只是当时人们把它当作一种可笑的事，却没有来研究而已。”
“研究是可以的，放纵就不行了。就说国外吧，从小就把这些事当成家常事说，孩子稍稍一大些，就有了性行为。你说这是好事吗？国外有多少人在研究这些东西，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开放的越多，问题就越多。”老作家显然也在极力地克制着自己。
“但开放总比不开放好。”洋博士并不停止。
“那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有个度。我们老祖宗讲的中庸之道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要讲这个度，所以要有人来研究。”
气氛有些尴尬。两个女人感觉最不自在。第一次见面，就为各自的见解而争论，可见思想不是个好东西。但是男人似乎并不这样认为，非要在思想上战胜对手不可。
他们争论了很久，任凭笑茵的母亲怎么调停，两人还是不能停下来。他们后来还争论了英国的离婚运动，美国女人发起的走出厨房运动，等等。女人大概不能理解男人为什么这样非要在思想上争个长短。菜没吃多少，话倒说了不少，脸早就红了。笑茵拼命地给余伟眼色，余伟并不理睬。两个女人生怕两个男人因为争论而产生矛盾，所以就嚷着要回家，这才结束了这次见面。
回来的路上，两人一直沉默着。到北方大学一站时，余伟看了看笑茵，说：“到我那儿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