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时候，霍格还小心翼翼地给家里写信，没有告诉父母他在战争中的危险处境。然而在汉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真实地向家里描述发生在他周围的战争。在每天遭受轰炸的惊吓下，乔治那曾经在信中透露出的孩子气的笔触已经不见了；曾经的牛津大学的乖孩子，毕业后曾周游世界的天真的大男孩，如今已经历练成为一名努力工作的新闻记者。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及时真实地报道日军空袭后的新闻。有一次，他跟踪一则报道日军飞机没有造成伤亡的新闻简报，发现实际上在这次的空袭中一个小村庄被毁。他在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中以“没有伤亡”为题，做出了如下的报道：
那些用茅草堆成的房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干燥的乡间小路旁，周围被稻谷环绕。年复一年，他们就在家里干农活来获得一点收入。住在这里的人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与几个孩子，几头猪、鸭子和水牛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从年迈的老人到刚出生的婴儿，垃圾和小牛犊都在一起。然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老房子的命运改变了。
锯齿状的裂缝在墙壁上蔓延，这所房子歪歪斜斜地倒在土丘上，就像一顶残破的帽子。很显然，它突然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因为一群兴奋的人们正围在它四周，更多的人则从田间小路上聚拢过来。
在突出的房檐遮盖下的院子里躺着一头水牛的尸体，这似乎是人们兴趣的焦点，而在不远处人们在一团血肉模糊中找到了两条多毛的后腿。然而，当一个妇女抬起一辆翻倒的手推车，露出下面的一具人的尸体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便转移了。她一手抬着手推车向人们展示，另外一只手挥舞着配合着嘴里的念念有词。人们好奇地看着尸体，接着又三三两两地散开并议论纷纷。一些人离开的时候丢给那个妇女几枚钱币。与此同时，哀悼者的挽歌和烧纸钱的烟从一扇半开的门中飘进了屋里，那里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浑身完好，可是头部被炸掉了。她无头的躯体引发了一些人的怜悯的叹息。离日常生活如此之近，又远远超越了日常经验，这给人们带来了恐惧。
那时的霍格全力以赴地赢取同事的接受、迎合上司的口味。23岁的他在这个媒体圈中还是个经验不足的孩子。和处于他的地位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然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幸运之神对他的垂青。
汉口的媒体团中很多都是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战事报道高手，这些人意识到日军所谓的“全面战争”的战术不过是基于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一个概念。日军的空袭战术是受到德国军事专家建议的、曾经在西班牙战争中经过检验的：即空袭的目标总是首先锁定在储藏军需品的仓库和工厂，然后才是军事驻扎点和百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阻止空袭后的重建进程。
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媒体记者都不太愿意保持中立。因此，在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那天，中国军队发起的反击在汉口的媒体圈中引发了一阵狂喜。那天的汉口经历了一场壮观的混战洗礼，由俄国驾驶员带领的80架中国空军战机反击50架日军轰炸机。据中国官方数字称，在30分钟的战斗内，中国空军以7架战机的伤亡歼灭了日军21架飞机。那时候，媒体将中国的空军称为“会飞的外国军团”。因为在1938年1至5月，除了俄国、美国的战机驾驶员的加入，来自法国、英国和新西兰的志愿者也加入到中国军队反击日军空袭的战斗中来。然而，这些人由于不遵守中国军队的纪律而相继被开除。
曾经有段时间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媒体大力宣传所取得的战争胜利，以便稳定民心、巩固政权。1938年，中国空军袭击了日本本岛，可是霍格和驻扎在汉口的所有媒体记者都错过了这一事件。
被错过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在装备了两架美国制造的马丁轰炸机后，中国空军从重庆基地起飞，飞越了日本本岛的九州、长崎和福冈等几大城市，总飞行里程达4000英里。轰炸机向这些城市投放用日文印刷的写有描述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径的宣传册，然而，由于轰炸机油箱存储的燃油无法满足长途飞行的任务，中国军队放弃了此前轰炸日军基地的计划。这次任务是秘密进行的，直到日军在徐州取得胜利后，中国政府才公开了这一消息。
整个春天，霍格一直和此后成为《时代》杂志著名记者的杰克·贝尔登并肩作战。贝尔登大学生涯中将所有的假期都用在航海环游世界的旅程中，一次偶然的香港停留，他爱上了东方这片土地。毕业后，贝尔登在一艘英国的货船上工作，并在途经中国时决定停留在这片土地上。很快，他就可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先是成为一名英文老师，随后又进入合众国际社工作。
和驻扎在汉口的媒体团的其他人相比，贝尔登有两个突出的优点。首先，他可以流利地说普通话，其次，他是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史迪威的亲信和好朋友。所以，他们可以进入获准不对其他记者开放的前线地区，尽管史提威提出条件说他提供给贝尔登的信息要保密。
贝尔登忙碌地在汉口的前线间穿梭，而霍格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撰写这些新闻上。这两人简直是合众国际社的一对完美组合。对于霍格来说，这是一种高强度的锻炼和学习，而不仅仅是报道。贝尔登也似乎默认了自己的导师角色。这位23岁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男子，现在却每天都要为这位喜怒无常且嗜酒的老板整理从前线采写回的具有诗人般洞察力的稿子。
霍格在汉口停留的8个月的经历可谓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最初从合众国际社接受的工作是报道战争引发的流行性疾病蔓延情况。那时，严冬刚刚从这座城市抽身，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开满鲜花的花园；温度已经上升到英国7月份的水平，天气也变得潮湿起来。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则把衣服绑在腰间，满头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军队里的士兵也换上了夏日的制服；而那些居住在当地的外国社区的人们，至少是男人们，也都换上了短裤和短上衣。
对记者而言，天气转暖似乎是个恩惠。因为这加速了新闻的发生速度：痢疾和霍乱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军的空袭清晰可见。霍格在给家中的信上这样写道：“传染上疟疾、霍乱和伤寒等疾病的几率已经非常之高，就像随时可能被流弹，散弹击中或在破旧的木屋子里被抓一样。”
那时候，霍格白天着手研究发生在武昌和汉阳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则外出报道在突袭中的伤亡情况。他时而骑着自行车，时而搭乘运送伤员的卡车。他还和曾经在路德教会结识的主教的女儿以及另外两名音乐家组织了一个爵士四重唱乐队，在学校或者医院里用中文和英文为当地百姓献上即兴演出。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乐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个同事曾夸耀他“给他一架钢琴，他就能为观众唱首歌。”
从春天到初夏，汉口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城市的要塞都被装备上了机关枪，主要路段的尽头也设置了用水泥加固的大木门，外面还拦上了两排铁丝网和电线，以阻止敌军对城市进行的可能的快速占领。被外国人控制的地带也在计划一片“安全区”，希望借此可以保证日军冲进城市后，当地居民的安全。
那时正值欧洲战场爆发战争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两年半，上海的两大主要租界仍然控制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样，它们在珍珠港受袭后才遭到侵犯。
中国的商人认为居住在汉口的大批外国人以及外资企业会让这座城市免予遭受发生在南京的残暴遭遇。于是，人们寻找各种理由在高楼外面绘上或者挂上外国国旗；外资公司和银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写明该财产已经抵押或者出卖给外国公司。
共产党和国民党宣布要站在统一战线上，蒋介石强调全军都应该齐心协力为捍卫中国而抗争。平日里很少出现在汉口的蒋介石，此时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开的举动。日本在中国派了很多特务，出高价悬赏蒋介石的人头。日本的间谍也猖狂地活动着。霍格和他的同事则经常在夜间看见敌军发射的火箭弹引导着轰炸机向其目标——河边的供电站发动进攻。
和丈夫不同，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则到处公开路面，有时候是步行，有时候坐黄包车，有时候则是坐在公车里。每次出现，她都穿着得十分得体，她到学校、医院、工厂和惨遭轰炸的贫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个政府似乎不管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几乎成为了富于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每天都沿着长江往返的霍格发现汉口的姊妹城市已经不堪战争和疾病的摧残，处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在道路两边全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道，还有石膏和碎石的尘土味道。简易的帐篷随处可见，一位老妇人在被炸毁的老房子的废墟周围喃喃自语。”
这两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口都转移到乡村去避难，或者是到江对岸的外国租界寻求庇护。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黄包车夫、乞丐和难民涌入汉口任何一个可以栖居的地方。那个炎热的夏天，街上到处都是人，各种交通工具也各显其能，像另外一个战场。这片狂热中，330名英国海军士兵忙着在英国领事馆门外拉建铁丝网，并调配舰艇等待在码头周围。和那些驻扎在汉口的中国军队一样，他们也在炎热的天气中等待着战事的来临。
在汉口的媒体记者们还是经常在中午来到美国的海军俱乐部小聚一番，那里的规矩是酒水自带；而晚上，他们则选择去德明饭店，不用讲究酒水自带的规矩。他们经常会谈到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杀戮，并一致同意中国政府一定会誓死捍卫汉口。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融合了玩世不恭和悲观主义的思想，总是不断地进行猜测如果日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将会做出什么举动。其他人也都在玩这些猜来猜去的游戏，自从日军在南京展开大屠杀后，当地所有的媒体充分地报道了这个消息。因此，在这个已经膨胀地收留了75万人口的汉口，一旦被日军占领，他们将再次做出何种恐怖行为的猜测日益让大家人心惶惶。
在这种氛围中，霍格和其他记者组织了一个“最后的挖掘者人俱乐部”，并定期在罗西旅馆碰面。在任何一个被战争蹂躏的城市，媒体总会找到或者成立像这样的“罗西旅馆”。为那些即将离开战争城市、不再继续战事报道的记者准备送别晚餐；此外，还会相互打赌，看谁会留到最后。正如随后被证实的，这名合众国际社的年轻记者成为了留在这里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在汉口，共产党的高级代表周恩来，对西方媒体非常照顾。他定期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务和这些记者会面，并表示会尽其所能将最新消息告诉大家。周恩来总是很小心地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坚持着统一战线思想。终其一生，他对于党的忠诚从未动摇过，这也是毛泽东非常重用他的原因。在西方媒体眼中，周恩来是一位充满魅力，而且极善言辞的人，对于毛泽东，他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执行者。
与此相反，蒋介石则把大部分西方媒体看成是危险分子。他自认为自己没有错。当这场战争开始时，西方媒体所表现出的就是敏感的集体反日情绪；随着战争冲突升级，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成，外国媒体更加公开其对于国民政府的不友好情绪，也对共产党及其游击队员给予了更大的同情。
在周恩来接待那些重要的外国通讯员，特别是美国记者时，蒋介石则只接待如《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这样的富人。在媒体眼中，国民政府的王牌就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因为她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她都能熟练地应付各路人物。因此，她成了各个媒体满怀着敬意采访的对象。
那年6月份，在日军封锁汉口前，霍格准备搭乘火车北上先到西安看看，再乘坐卡车到共产党的新根据地——延安看看，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领导机关驻在那里。本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为乔治安排好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却由于霍格在参观共产党根据地的欲望和与汉口同事离别的不舍的矛盾中挣扎而不得不推迟了几天。
乔治在6月3日写回家的信中谈了自己的顾虑，也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史沫特莱。他以孩子般的热情写道：
史沫特莱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曾经和你们提过一些难民组织，史沫特莱倾其所有帮助他们，将其募捐的数千美元一分不留地捐给了他们。在外国人眼中，她是一名共产党，所以和她并不多来往。然而，她却不能成为中国红军的一员，因为在那个组织中，除了医生，是不接受任何外国人的。她也没有从俄国大使馆获得工作机会，因为他们担心会陷入其他大使馆的流言当中。她那本千辛万苦得到的美国护照，还没寄到她的手中，就被中国的法西斯侦探偷走了……如果日本人来了，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
日本人的确来了，包括了500名日本新闻工作者的庞大的日本媒体团，摄影师和广播员都来了，他们严阵以待，准备报道日军即将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们不得不继续等待，因为气势恢宏的长江及其北部的黄河，还有中国军队，减缓了他们的侵略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