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美学
马克思曾经指出，神话是希腊文艺的丰富土壤。神话在中国古代艺术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料源泉。神话是和原始宗教即原始民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分不开的。我国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是巫教、道教和儒教，魏晋以后南亚的佛教逐渐输入中国，几有喧宾夺主之感。这些宗教思想及其神话在中国哲学和文艺领域里，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到近代的小说、戏剧和民间传说，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大美人生》
中国美学博大精深，在传统文化中有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但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从西方传播进来的，很大程度上震撼并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展。就像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外来宗教思想及其神话在中国哲学和文艺领域里，从《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到近代的小说、戏剧和民间传说，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美学也是中外美学思想交融相生的结果。
谈及西方美学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一般都以王国维为起点，认为他不仅在中国最先引入了“美学”这一词汇和概念，介绍了西方美学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有关美学的初步见解，还以西方美学知识为手段创造性地研究评论了中国文艺作品，树立了典范，因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美学最早的开拓者。
以王国维的有关思想活动作为中国近代美学的开端，的确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意见。但断言王国维最先在中国使用“美学”概念和最早传播西方美学思想，却未必妥当。有最新资料研究表明，在王国维之前，不仅中国已有人做过值得一提的西方美学传播工作，还有多人在意义上使用过“美学”概念。
花之安率先创用“美学”一词。花之安为德国来华著名传教士。19世纪70年代，他以中文著《大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在介绍西方所谓的“智学”课程时，曾简略地谈到过西方心和美学的有关内容。他称西方美学课讲求的是“如何入妙之法”或“课论美形”，“即释美之所在：一论山海之美，乃统飞潜动物而言；二论各国宫室之美，何法鼎建；三论雕琢之美；四论绘事之美；五论乐奏之美；六论词赋之美；七论曲文之美，此非俗院本也，乃指文韵和悠、令人心惬神怡之谓”。这大概是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美学的最早文字。同一时期，花之安复著《教化议》一书。
书中认为：“救时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经学，二、文字，三、格物，四、历算，五、地舆，六、丹青。 ”在“丹青音乐”四字之后，他特以括弧作注写道：“二者皆美学，故相属”，即在他看来，“丹青”和“音乐”能合为一类，是因为两者都属于“美学”的缘故。如果我们将这里的“美学”一词同前书之中所谓“绘事之美”和“乐奏之美”一并而视，便可见此词大体已经是在现代意义上的使用了。在花之安之前，似乎还未见有人这样用过。以英华或华英词典而论，在此之前也一般未列此词。较早列有美学一词的，有英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所编的《英华词典》，该词典将此词译为“佳美之理”和“审美之理”。几年后，在中国人谭达轩编辑出版的《英汉词典》里，“美学”则被译为“审辨美恶之法”。
由传教士率先创译出中文里的“美学”和“审美”等词虽是偶然的，但也有其必然性。因为他们最先面临将西方有关新学名词和概念介绍给中国人，而中文里又根本没有现成对等概念的困难情形。于是他们便大体按照汉语构词的特点，勉为其难地进行创造。这些创译的新词在日后的命运当然各不相同。以花之安创用的“美学”一词而论，恐怕就还只能算作是一种个人性的偶尔使用而已。因为此后二十多年并未见它在中国传播开来。
另外，在早期对西方美学思想进行介绍并有所建树的，还有颜永京与他的“艳丽之学”。
他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曾对西方美学思想作过颇有特色的、值得美学史界关注的译介。而这一点，似乎尚未见有人提及。
颜永京，原籍山东，生于上海。早年赴美留学，大学毕业回国之后，他从事过翻译和传教工作。1878年起他担任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院长长达八年之久，并兼授心理学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曾先后翻译出版过《心灵学》、《知识五门》、《肄业要览》等书。其中《心灵学》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原为美国牧师、心理学家约瑟·海文所著。
鲜为人知的是，《心灵学》也包含了中国人最早译介西方美学的内容。在论述“直觉能力”的部分，该书有专章译述西方美学中有关美的观念和审美认知的见解，并译美学为“艳丽之学”，审美能力为“识知艳丽才”。此专章分为两节，约7000字，总题为“论艳丽之意绪及识知物之艳丽”，即论美的观念与审美。在第一节“艳丽之意绪”里，译作一开头即写道：“讲求艳丽者，是艳丽之学，较他格致学，尚为新出，而讲求者尚希。”接着，它对“美”即其所译作为“艳丽”的特质、属性等问题加以了简单明了的阐述。文云：“艳丽之为何？一言难罄。若取诸物而谓是艳丽则不难，惟阐其艳丽之为何，难矣。艳丽之物愈多而各异，则愈难阐明。因物多且异，而皆称艳丽者，则必有一公同佳处，而欲指明一公同佳处为何，岂非难哉！”然作者并未知难而退，而是在先介绍西方各种代表性意见，然后加以辨析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介绍并批评了认为艳丽“非具于物，乃具于我”，“非具于外而具于情”的两种代表性观点，进而阐明了美在本质上是“具于物”，即客观存在的思想。他认为前一说是“失中”而欠妥的。人看见某物而发快乐之情，显然是被“某物之某佳处所激，但谓被激之情即是艳丽，而某佳处反非，则似舛错，且我寻常决不如此颠倒其说”。至于后一说，他则认为“也有所不到处”。因为“有若许物，无论我衷情如何直照，终不能显出其艳丽，再有若许物，无须我衷情直照，而自然显出其浩繁之艳丽”。对此，作者以孩童初观大海而叹美作为例证，颇有说服力。
论证艳丽在本质上是“具于物而非具于我”之后，作者又强调指出， “见物之心灵与被见之物，却有匹配”。也就是说，“艳丽实具于物，至识认艳丽及赏鉴艳丽，则具于我，或在物与我有连属所致，或我与物有依靠所致”。因此，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样事物的美丑判断，便可能出现差别甚至相反的情形。但这种矛盾却并不能说明“艳丽无一定”。因为“天然事物及雅艺中固有某景致、某物，凡人见之皆称艳丽而发怡情，非但同时人如此，即异时人亦如此”。
在讲到美的本质问题时，译著还介绍了一种颇有力度的反对观点，即认为“艳丽非具于物，或具于我，乃亦二者相感所致”，就好比“钢条击一火石，必有火星迸出，其火星不可谓钢条所具，亦不可谓火石所具，乃是二物相击所致”。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朱光潜先生那“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美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的著名论断。
“美学”一词在中国的流行是甲午以后至20世纪初之事，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从日本引入美学思想。王国维在“美学”一词的早期传播上，的确是贡献较大的。1902年，他在翻译日本牧濑五一郎著的《学教科书》和桑木严翼著的《概论》两书中，已使用了“美学”、“美感”、“审美”、“美育”、“优美”和“壮美”等现代美学基本词汇。有趣的是，在其所译的《哲学概论》书末，他还开列了一个中西译语对照表，其中“美学”一词竟重复出现了两次。这虽是失察之故，却也可看出该词在他心目中“不容遗漏”的重要地位。同年，在一篇题为《哲学小词典》的译文中，王国维还较早介绍了“美学”的简单定义：“美学者，论事物之美之原理也。”并将其译为“美学”、“审美学”。毫无疑问，就20世纪最初十年而言，王国维不仅是国内对西方美学了解最为深透、介绍较多，也是在真正理解和认同的意义上使用“美学”一词最为频繁的新式学人。
不过，即便是这样，王国维也还不能说是最早引入者。早在1897年康有为编辑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便出现过“美学”一词。该书的“美术”类所列第一部著作即为《维氏美学》。1900年，侯官人沈翊清在福州出版《东游日记》，也提到日本师范学校开设“美学”与“审美学”课程之事。1901年，京师大学堂编辑出版《日本东京大学规制考略》一书，在介绍日本文科课程时，更是多次使用现代意义的“美学”概念。同年10月，留日学生监督夏偕复作《学校刍议》一文，也使用过“美学”一词。稍后出版的吴汝伦的《东游丛录》里，“美学”一词同样屡见不鲜。而我们在王国维1902年以前的文字中，却似乎还见不到“美学”这一现代词汇。
1903年，汪荣宝和叶澜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词
典性质的《新尔雅》一书。该书较早出通俗的词典形式给“审美学”等
词下了定义。文云：“离去欲望利害之念，而感愉快者，谓之美感”；“研究美之性质、及美之要素，不拘在主观客观，引起其感觉者，名曰审美学。”这种尚不完善的定义，由于《新尔雅》一书的多次重版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1904年1月，张之洞等组织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这是“美学”正式进入中国大学课堂之始。但当时的大学文科却还不开设“美学”课。王国维是最早公开要求在大学的文科里开设“美学”专门课程的中国人。1906年年初，他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主张文科大学的各分支学科除科之外，都必须设置美学课程。1907年，张謇等拟定的《江阴文科高等学校办法草议》响应了他的主张，在“文学部”的科目里，也正式列有“美学”一课。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其计划当时并没有能够实现。中国大学的文科正式开美学专门课程，已是进入民国以后的事情了。
在晚清，西方传教士曾同他们的中国合作者一道，于翻译西书的过程中创造过不少有意义的现代新词。这些新词连同其所译之书一起，都曾经传到日本，对日本产生过影响并被其所采用，而在中国却反而一度未见流行，以致后来它们从日本回归中国后，不少学者还长期将其误认为是日本人所首创的所谓“原语借词”。像《万国公法》中创译的“义务”一词，《六合丛谈》中创译的“化学”等词，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中日词汇交互影响的复杂情形，确实值得引起研究者们充分注意。
中国古代美学具有独特的概念和价值体系，虽然深受西方美学影响，但多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沿用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标准对之予以解释和评判，但都不能真正领悟其内在的价值和独特的魅力。
中国古代美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才可能更好地领悟和解释中国古代美学的内在价值和其独特性。
首先，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一分为三的哲学观。
